大抵人們讀了《阿Q正傳》，總愛說阿Q是實有其人的。其名曰謝阿桂。並且相信其中的事跡，也大都是這個實有其人的事跡。說阿Q這個典型人物是“雜取種種”中國人的精神特質而創造出來的，這就不能不被指為唯心主義的美學思想了。但我以為，作家自己的話總是可信的。魯迅自己就肯定地說過，他之所以創造出這一個阿Q形象，是要寫出“我們國人的靈魂”。既然魯迅當時是在這樣一個企圖上來寫阿Q，那麽，即使後來魯迅發展為一個階級論者，有更為深廣的文藝思想，也不能因此而否定他當時的創作動機。因為作品已經寫出來了，出版了，流行了，並沒有經過再一次的刪改。但當作品擺在讀者麵前，成為社會上的客觀存在，阿Q這個人物已經從紙上跳出來，飄遊於中國的大地之上，這時候，我們自然可以來量一量他身材的長短，評一評他眉目的美醜，算一算他命運的結局：他是個什麽樣的存在?是哪一類人的典型?可是，我們來考察作家創造阿Q這個典型人物的構思過程，還得依循作家自己的企圖而來尋蹤追跡的。
首先，從《阿Q正傳》中所出現的生活細節來看，那不用說，是紹興這個“中古式的”城市裏閑人們所日常出現的。打架，賭錢，調戲女人，折忙月，趕短工，偷東西……這一切不僅在紹興，凡是一個市鎮或縣城，沒有工業，而四周又為破產了的農村所包圍的，都有這種破產的農民流入來，並且都有這種畸形的生活樣形，絕不是阿Q這人物所獨有的。但像在《阿Q正傳》中的阿Q所經曆的事跡，是否真的像有些人想象：那就是魯迅取作為模特兒的謝阿桂的事跡呢?周遐壽在他所著的《魯迅小說裏的人物》一書裏為我們展開了產生阿Q這個人物的廣闊的生活背景。從那裏，我們知道了紹興城裏的閑人們的生活方式。也知道了阿Q的事跡，有取之於謝阿桂的：偷竊東西出賣。有取之於謝阿有的：
舂米的能手。還有在辛亥革命的當時，也曾對人說過像阿Q對趙白眼所說的：“你總比我強”。也有取之於魯迅的族叔桐少爺的：阿Q向吳媽跪下求愛等等。但這一切，都是阿Q的事跡的一端。孤立起來看，是並沒有什麽多大意義的。而魯迅也絕不是象晚清小說家那樣，以雜糅道聽途說的“話柄”為滿足。因為他的創作的目的，遠超過於綴集“話柄”以取悅讀者之上。他是要寫出“我們國人的靈魂”，也就是“國民性”的一麵——即“阿Q精神”。
“阿Q精神”是一種什麽樣的東西呢?高攀世係而偏偏無以自活。這是一。挨人痛打而偏偏善於**，**之餘，竟又發現自己還是善於自輕自賤的第一流人物。這是二。深信世俗之見，必是真理：女人總要偷漢子，尼姑一定餅和尚。這是三。欺弱怕強，妄自尊大。這是四。……而一切則歸結於精神勝利法。就是這種精神勝利法，幾乎是舊中國的人民生活中所習見的。
但我們一翻開近百年的中國曆史，我們也一樣可以看到在白紙黑字之間跳躍著“阿Q精神”。自從鴉片戰爭以來，這個古老的國家，一直挨受外國人的打。到了甲午戰爭以後，割地賠款的狂潮不斷襲來，“抵擋”這個狂潮的唯一辦法，就是李鴻章的磕頭外交，投降主義。如果有人能詳細曲折地描寫出李鴻章的磕頭、投降和賣國的外交史實，那麽阿Q精神將以另一種生活方式出現於我們的麵前了。隻要想想：中法戰爭，諒山一役，本已取得巨大勝利，而李鴻章依然在天津向法國官員磕頭求饒，訂下賣國條約。
這難道還不是自輕自賤嗎?一方麵，喪權、辱國、割地、賠款；
另一方麵，若有外國使節進見皇帝，那是非爭個“稱臣下跪”之禮不可的。這難道不同於阿Q挨了別人的打，還自以為兒子打老子的精神的寫照嗎?到了人民忍無可忍，起來反抗，卻又主張“寧贈友邦，不與家奴”，儼然主人模樣，而把別人踐在地下，以餐食人血為英雄了。這難道還不是一副向強者磕頭，向弱者開刀的奴隸總管的形象嗎?雖然，這一切種種“相”都出之於統治階級方麵的，然而也已經滲透於中國的曆史的血肉裏麵了。為中國曆史的血肉所哺養長大的人民，又怎麽能夠不承傳這一份“寶貝遺產”呢?“阿Q精神”終於是中國人的精神的特質，那是難於否認的。
正如列寧所指出的：奧勃洛摩夫的精神，不僅是舊時代俄國人的特質，即在蘇維埃時代的俄國人，還有這種氣質存在。
但魯迅創造阿Q這個人物形象，不僅從曆史上看出這種“阿Q精神”的特質，而且也在自己親曆的生活各方麵，看到這種特質。他在日本時，在電影上看到過圍看殺自己同胞而無動於衷的中國人，這是誰都知道的故事。但魯迅這一感觸，我們可以說，是魯迅創造阿Q形象的萌芽。就在《阿Q正傳》中寫阿Q那種麻木神情，特別是在大團圓裏所描寫的那種麻木神情，是分明滲透著魯迅當時的感觸的。但魯迅還在更多的方麵，看到“阿Q精神”。
這在魯迅前期的雜文中可以得到證實。例如他在《論睜開了眼》裏說道，中國人總善於“用瞞和騙，找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狡猾，一天一天滿足著，即一天一天墮落著，但又日見其光榮。而事實上，亡國一次，即添加幾個殉難的忠臣，後來總不想光複舊物，而隻去讚美那幾個忠臣。……仿佛亡國遭劫的事，反而給中國發揮‘兩間正氣’的機會，增高價值。”又如在《雜感三十八》裏，他指出中國人自高自大、自暴自棄的心理：“中國地大物博，開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外國物質文明雖高，中國精神文明更好。”“外國也有叫化子，也有草舍、娼妓、臭蟲。”“中國便是野蠻的好……你能把我滅絕嗎?”這些精神特質難道不都是到了“精神勝利法”的極致了嗎?魯迅縱觀中國曆史，麵對當前現實，產生了這種深刻的感觸。而這種感觸還像“鬼似的”，存伏在他的心靈裏有好幾年了。終於最後，他來寫他的《阿Q正傳》。
有兩個因素，決定魯迅把“阿Q精神”概括集中在一個破產農民的阿Q身上，而不概括集中在其他階級的人的身上。這就地取材的背景是魯迅的故鄉的紹興。這個在城郊外一列地排比著“節孝石牌坊”和“向天糞缸”來顯示禮教與農業密切結合的特點的中國城市，在中國日趨於半殖民地化的時代，它就不能不吸收了從日趨於破敗的農村裏湧來的“閑人”階級(破產農民）。這就是魯迅選取閑人階級的一分子阿Q為他作品中的主人公的原因之一。
其次，魯迅一開始從事文藝，就同情於中國人民的不幸命運。為的是想改造他們的精神來搶救中國。魯迅固然也熟稔如閏土，如長媽媽等素樸的農民的生活；然而，在他們身上，魯迅發現不出有太多的“阿Q精神”，但在破產農民的閑人階級的人們身上，卻由於他們的階級的劣敗的情勢，也更多地傳承了中國統治階級所造成的那種民族的劣敗心理。這又是魯迅之終於選取閑人階級一分子阿Q為他作品主人公的原因之二。就因為這樣，魯迅從他那人民立場出發，並且在他那“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心境下，創造出這個阿Q的典型形象了。
但當魯迅想要寫出一個中國人的精神狀態的人物，而又是屬於“閑人”階級的一分子的時候，那就自然會從這個人物發展到和他對立的社會力量方麵去，即魯迅自己所說的上流社會裏的人物方麵去。於是而有趙老太爺、趙秀才、趙司晨、趙白眼、假洋鬼子以至於地保。然而阿Q僅僅是閑人階級的一分子。還有其他的“閑人”和勞動人民，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弱者”是不能不和阿Q有往來的，並且由此以構成下流社會的一群。這就有了“閑人們”：王胡，小D，小尼姑以至於吳媽。這一切，正是主人公命運發展所要求的。至於這些人物的生活細節，禮儀習俗和心理狀態，不用說，魯迅是極為熟悉的。魯迅自己正是從一個破落的封建官僚地主大家庭中走了出來，接觸過鄉間的農民，習見過城市的閑人們的。這樣，一幅燦爛煥發的中國人民的不幸命運的生活圖畫《阿Q正傳》，就展現在我們的麵前了。
阿Q雖然是閑人階級，有他的流氓性，也有他的革命性；可是阿Q畢竟還是中國人，還有他的中國人的共同性心理。就在這一點上，我們也就分享了阿Q的“同胞之誼”。在我們的靈魂裏，也發現有“阿Q精神”的鬼影了。這就使阿Q這個形象，超越了他自己階級的局限，而成為“我們國人的靈魂”了，即中國人的性格的一個側麵畫像或典型。
魯迅既然選取了閑人階級人物作為創造阿Q形象的模特兒，那就不能不以閑人階級的生活方式來表現“阿Q精神”；即不可能讓阿Q也像李鴻章那樣去辦磕頭外交，來表現他的“阿Q精神”。
因為閑人階級的阿Q，究竟不同於紳士階級的趙老太爺的。中國的趙老太爺之類，例如黎元洪，他在武昌新兵起義的時候，是反對革命的。但他可以被新兵從床底下拖出來，被封為革命軍的領袖。而在之後，他還做到了“革命的”民國的總統，這是阿Q之類的命運中所不可能出現的事，而像阿Q之類，則隻能像武昌起義的新兵一樣，他們要革命，可不知道怎麽革法，隻好捧出反對革命的黎元洪，作為革命的領袖了。那麽我們匹馬單槍的阿Q怎麽能不向趙太爺們投奔呢?一到中國的趙老太爺之類，已無所懼於革命，而且成為革命領袖了，那麽，阿Q之類的命運也就被算定了：從“不準革命”而至於“大團圓”，阿Q就不能不伏在地上，深歎自己的圈圈的畫得不圓，死心塌地的讓別人拿去當作贖罪的羔羊，當作示眾的材料。而這樣的命運，卻又是有同樣“阿Q精神”的趙老太爺們所不會際遇到的。在這裏，阿Q這個形象依然謹守著他的階級命運，而成為破產農民的藝術典型了。
就因為這樣，阿Q不能不是被壓迫民族裏最被壓迫的階級——破產農民的典型人物。魯迅是從描寫“我們中國人的靈魂”出發，而深入到“中國人”中最被壓迫的階級的人物的靈魂深處了。
如果我在上麵分析的魯迅創造阿Q這個典型人物的構思過程和創作過程還合乎實際的話，那麽，作家對現實生活的“靜觀默察，爛熟於心”的動力，就是作家的思想力量。自然，這種思想力量，絕不是“從天而降”的，是從作家的豐富的曆史知識，豐富的生活經曆，以及堅定的人民立場和深厚的人道主義精神中噴射出來的。一個戰鬥的現實主義作家，不能不有戰鬥的思想感情。
一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作家，就不能不是個社會主義建設的戰士。事情就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