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說，魯迅寫作小說，為的是要傳達或發表自己對社會、對人生的看法，用刻畫人們的靈魂的方法，去達到改造人們的精神的目的，那麽，魯迅究竟是經過怎樣的構思過程並用怎樣的表現手法，來創造出藝術作品的呢?
首先讓我們來談一談魯迅作品中的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的形成過程吧。
魯迅很少寫到自己小說的寫作經過，偶然說到，也很少談到小說的構思過程。但我們還可利用其他的材料來推想他那小說的構思過程。
例如，《狂人日記》這是魯迅第一篇白話小說。它是為了反對人吃人的封建禮教製度而寫的。這是魯迅自己所說過的。這一篇小說的思想無疑是依據他對中國社會的看法的：“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大小無數的人肉筵宴，即從有文明以來一直排到現在，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呼喚，將悲慘的弱者的呼喚掩去。”(《燈下漫筆》）魯迅在這裏的對中國舊社會的看法，就在《狂人日記》中以形象的手法表現出來。但魯迅為什麽偏偏要用狂人的形象來傳達自己深廣的憂憤呢?魯迅為什麽不正麵地來創造個反封建禮教的戰士形象呢?這首先由於魯通對某一生活有所觸發。據《魯迅小說裏的人物》的作者周遐壽指出：魯迅那時的確碰到過一個發狂的表兄弟，“姑且稱他為劉四，像在西北遊幕”的人。從周遐壽所敘述的這個狂人的行動言談中，我們很難看出他具有反封建社會的深廣的憂憤。但魯迅采取這事實的一端，加以改造，並且生發開去，就寫成了一個被禁閉起來、為一個長工所看守的狂人形象。在這裏，魯迅最重要的事，則是通過這狂人的精神、狀態，來吐露自己深廣的憂憤，雖然魯迅自己也說，這小說的體裁是受果戈理的《狂人日記》的影響的，但較之它，卻更為“憂憤深廣”，也就是說，更具有社會的意義。
再以《孤獨者》來說吧。魯迅在那小說中寫出一個知識分子的典型形象魏連殳。這個人物在辛亥革命時期，也曾經有過希望，有所興起，但從他繼祖母的身上，繼承了一份孤僻的性格，一生困頓在教書生活中，看透了社會的黑暗；隻對人生的幼芽——孩子們，還抱著無限的希望和深厚的愛情；而自己則一生不娶，過著孤獨的生活。這就引起了他的堂兄的覬覦，帶著兒子尋上他來了。要將兒子過繼給他，為的可以得到一份破屋的遺產。這很使他厭惡。同時，他還因為寫些沒有顧忌的議論的文章，遭受校長的辭退，失業了。這竟使他曾經愛撫過的房東太太的孫子們也避開了他，他真正陷入於寂寞之中了。但最後，他終於突然成為軍閥的幕僚，變做“魏大人”了。他在自己恣睢放肆的生活中也就迅速地死亡了。這是一種無形的自殺。折斷了自己的傲骨，出賣了自己的清高，剩得的是一場世俗的“生榮死哀”，這是什麽樣的人生嗬！作品顯然是要寫出從辛亥革命以至“五四”運動的興起和倒退的社會形勢中那些出賣智力勞動的知識分子的沒落的命運。在這裏，以作者和主人公的交往關係，來展開主人公的生活和命運的描寫。一切通過作者——“我”的眼睛來看魏連殳的人生，並將作者自己的感情深深地滲透到主人公的命運的描寫中，使讀者也被帶進到主人公的不幸的命運的悲傷裏麵。但魯迅是否真的看到過這樣的一個現實人物，並知道他的這種事跡，然後加以研究、分析、集中、概括而創造出來的呢?不是的。魯迅是在更廣大的生活基礎和更寬廣的時代背景上，來概括一個知識分子的生活和創造出一個孤獨者魏連殳的形象的。
如果從小說中某些事實的情節來說，那有取之於魯迅自己的，也有取之於魯迅的好友範愛農的。魏連殳“以承重孫”而奔祖母的喪的一節描寫，據周退壽指出，那正是魯迅自己的事跡。連殳常常碰到“大抵是讀過《沉淪》”的來客，以及因為發表些沒有顧忌的議論文章而被校長辭退，這也有魯迅自己的生活影子。在
“五四”新文化運動發生分裂以後，以胡適為首的倒退運動不斷擴大了，魯迅那時一方麵有更多的青年相接觸，其中大概也有過自命為“不幸的青年”或是“零餘者”的接觸。另一方麵，他還因為女師大的風潮而遭受那時教育部老虎總長章士釗的撤職。魯迅是多少將自己這種生活的感觸滲加到魏連殳的生活裏的。一個作家在描寫一個人物的時候，常常不免將自己的遭遇在人物的生活和際遇上變形地出現。這是稍微寫過一些小說的人也經驗過的。至於作品中魏連殳的某些性格的那種困頓於教書職業的生活，據周遐壽的指出，則有采取於範愛農的。然而，無疑地，這種主人公的孤獨的性格，卻還滲透了魯迅自己又一次經受“五四”以後的“新寂寞”的心境。魯迅自題衡徨的詩說：“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這種心境，在我們的主人公魏連殳的性格中也找到了同樣的調子。
但如果魯迅寫魏連殳僅止於這種孤獨的性格與困頓的生活的描寫，這作品的社會意義就決不像現在那樣巨大了。魯迅在辛亥革命後，看到過一些當年誌士，變節、投降，終至於遺老氣十足了。而“五四”運動後，又看到了胡適之流的倒退。他不僅看到胡適自己創辦《努力周報》，主張好人政府，覲見宣統廢帝還行了跪拜禮；而且也看到象勸他寫小說的金心異、即錢玄同之流，竟也說理想不宜過高，象《三國演義》那樣的文白夾雜的語言，才是“合於實際”的模範。時代的某一方麵的倒退的形勢，向魯迅的周圍不斷湧來。那麽，象連殳那樣的自視清高、頗有傲骨的孤獨者的發展又是怎樣的呢?如果主人公還不願自殺，以謝絕這個社會，那勢必甘自辱沒，求得個“辛苦恣睢的生活”。因為如此，不僅可以借世俗的榮華，去換得冷眼的世人的羨慕，向社會複仇；而且也可以借恣睢放肆的生活，來掩蓋心中的寂寞，以求得自己的速死。所以魏連殳最後的飛躍，自失業而投奔軍閥門下，正是他孤獨的性格在那倒退的時代形勢的背景上的邏輯的結果。而在這裏，正也是魯迅以他那深厚的生活經驗與敏銳的時代感受為基礎的創造性的想象之飛翔。孤獨者主人公魏連殳的命運的描寫，也就成為對倒退的時代形勢的撻伐了。
僅就上麵兩個例子來看，我們已經可以看出：魯迅之所以能夠采取事跡的一端，加以生發改造，使之成為生活的完整畫麵，“雜取種種人”作為模特兒，而創造出藝術的典型，是全憑他那廣闊的生活經驗和豐富的曆史知識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深刻的思想力量。我們有什麽理由反對那邏輯思維與理性認識對於創作實踐的
內在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