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重慶軍事委員會又相繼接到情報：“南得路之敵亦有一部乘船西上”，“通山以東之敵約二三千經崇陽向嶽陽方向移動”，“平漢路南段之敵有大部分向沔陽方向移動”。

第六戰區上報：監利、沙市間江麵，日軍集結船艇30餘艘；濱湖各河汊日軍集結汽艇300餘隻以及民船千艘以上；另外宜昌日軍增加坦克10餘輛，沙市至當宜公路日軍增加汽車400餘輛，運輸頻繁。

重慶軍委會高大的辦公室裏，白崇禧伏在橘色的台燈下，閱完這些情報卷宗，批字：“敵抽調華中戰場兵力準備向濱湖地區進攻，以消耗及牽製我兵力，並掠奪物資。”他作為副總參謀長的權限隻能將指示批到這一步，他將卷宗很快轉呈給了總參謀長何應欽。

何總長戴上金絲邊眼鏡，慢條斯理但非常專注地通閱了一遍情報呈件，簽上他的名字後又罵道：“敵人虎視眈眈戰略要地常德，建議按原作戰部署辦。”因為他也無權指揮和調動戰區部隊，所以就將卷宗直接送到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的桌上。

實際上蔣介石清楚得很，真正作戰還得靠底下戰區的司令長官及他們的高參們運籌帷幄。他這個總裁，隻是起最高統帥的全盤平衡和威懾作用而已。所以他更幹脆，大筆一揮：

“按既定作戰方針辦！”

既定作戰方針，就是第六戰區代理司令長官孫連仲根據《第六戰區拱衛陪都計劃》修正案製定的假設日軍進攻濱湖常德地區，所采取的作戰計劃。這個作戰計劃全文是：

“孫代長官午箇(7月21日)奇戰天地玄黃各電修正31年度(1942年)第一號作戰計劃(守勢)大意，指導要領醜案：敵由宜都附近渡江，同時攻我公安，向西壓迫第10集團軍部隊於暖水街、聶家河以西地區，轉取守勢，再向澧縣、常德攻擊之。

“(一)第10集團軍主力向漁洋關附近集結，待敵轉向澧常犯竄時，求其背側攻擊之；

“(二)第29集團軍依情況，一部固守津澧、石門，依後方兵團之參加，殲滅敵人於澧石附近地區，並以石門為軸，主力轉移石門西南地區，待敵到常德附近時，協同常德守備部隊擊破敵人於常德附近地區。”

由於第六、九戰區對日軍進犯常德的意圖沒有明確的判斷，所以在上報時影響了重慶軍委會的決心，對既定作戰方針作了失誤的調整。10月28日，作戰部署正式下發：

“1.第六戰區以第10集團軍和第29集團軍一部在河沼地帶阻擊日軍，以主力利用津(市)澧(縣)河流及暖水街一帶之山地，用側擊或伏擊等方法擊退日軍；2.以第74軍57師固守常德，第51師、第58師及軍部位於太浮山附近準備機動；3.第100軍從瀏陽開到益陽待命，支援常德作戰；中美空軍應派出大批飛機向沙市、監利、石首、華容附近集結的日軍以及沙市、嶽陽間日軍艦艇轟炸。為策應常德方麵作戰，重慶軍委會另令第26、第33集團軍向其當麵日軍較弱之點深入攻擊；第九戰區以兩師兵力向嶽陽以東地區日軍據點攻擊；第五戰區以兩師兵力向京山皂市襲擊。各策應部隊應於11月4日以前移於第一線待命開始攻擊。”

從以上可以看出，****防禦的重點並不在常德，而是放到了津、澧河流及暖水街以西的山地。

常德的兵力非常虛弱。

隻有“虎賁”57師一個師在常德。

“天爐戰法”

蕭瑟的秋風帶著幾許早冬的寒意，枯黃的落葉在地上鋪出惹人傷感的頹敗色彩。師部輜重開拔後，太和觀內一片刹靜，道士最後執意要送行，與身著戎裝的餘程萬一齊走出來。

“還是往後方撤吧，常德若有戰事，必得殃及河洑山哪。”餘程萬邊接過衛士遞過來的大氅，邊誠意勸說。

天庭飽滿的老道士頓了一會兒又笑道：“將軍，依我愚癡之見，別又是場虛驚吧？”

道士所說的虛驚，是指5月份剛發生過的鄂西戰役。國民黨軍隊的內河船舶數十艘，共約2萬噸物資，不能進入川江，停泊在鄂西平善壩附近，日軍以搶劫這批船舶為目的，發動了對第六戰區的戰役進攻。當時常德百姓以為日本人要來占常德，一時間驚恐四散，損失巨大，但實際上日軍根本沒有犯常的企圖。

可這次日本人大軍壓境的洶洶來勢，能與鄂西戰役的小偷小摸相比嗎？尤其是，餘程萬仔細琢磨了重慶軍委會下達的作戰部署，更使他產生了深深的憂慮。他覺得，這個作戰部署使日本人有可乘之機。

作為職業軍人，魯莽型的比較勇猛，智者型的比較多慮。餘程萬屬於後者。從他的經曆看，他在學校鑽研書本、研究理論的年頭，要遠遠超過他帶兵打仗的年頭。他出生在廣東台山一個比較富足的人家，畢業於番禺師範學校，接著又畢業於廣東鐵路專門學校，他是為數甚少攜帶大專文憑考入黃埔軍校的學生。正因為他的老練成熟，所以他是繼1926年“中山艦事件”的李之龍之後第二個成為將官的黃埔畢業生。當時他年僅25歲，風華正茂，又比其他同學多出點書卷氣，所以似乎更適合在軍事理論上發展自己。1928年，餘程萬入陸軍大學特別班深造，同時還就讀於北平中國大學政治係，這在國民黨將領中實為鮮見。1931年10月，餘程萬畢業後就任南京警衛軍教官，教戰役理論。可僅過一年，不知是國民黨軍事理論界對他的賞識，還是他本人的意願所使，他又入陸軍大學研究班深造。憑學曆，餘程萬完全是國民黨軍隊中的才子。可是軍隊曆來是丘八的天下，才子並不受歡迎、受賞識，所以餘程萬拿了一摞文憑到作戰部隊報到時，才當了個第49師289團的團長。營長都是少校，而團長則是個少將，令人哭笑不得。

餘程萬並不氣餒，他自信自己在作戰指揮上也不是個有識無膽的弱者。很快，他就用幾個漂亮的戰鬥，讓人對他刮目相看。沒幾年，他就擢升為第74軍副軍長兼57師的師長了。但常年造就的理論素養，還是難以改變他對各種戰略部署的反複揣摩和深思熟慮。

他一眼就看出，軍委會此次對常德會戰的兵力部署，依然是“天爐”戰法的模式。“天爐”戰法，是薛嶽在第三次長沙會戰後授意九戰區參謀處長趙子立總結出來的傑作。

1941年12月，第74軍奉命開赴長沙參加第三次會戰，他們於1942年元旦那天登車向北遠行，1月4日晨到達湘桂鐵路湖南起點衡南的霞流市附近。正準備徒步行軍，接到長官部電話，犯長沙之敵已敗退，74軍即在衡山附近集結待命。不久，傳來第三次長沙會戰空前勝利的捷報。王耀武為學習友軍守城經驗和全麵了解第三次會戰致勝原因，抽調軍、師參謀人員及特種兵部隊長、步兵團副團長等約30人，由副軍長餘程萬、副參謀長孟廣珍為首，組成參謀旅行團。報經長官部批準後，赴長沙及湘北其它地方作戰地參謀旅行訓練。長官部對74軍參謀旅行團頗為重視，先由參謀處長趙子立報告會戰經過及第10軍固守長沙街市取得勝利的經驗，後又派副官處梁處長代表薛嶽在長沙易宏發西餐廳宴請全團成員。

期間，餘程萬一直注意“天爐”戰法，並與趙子立有過切磋，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認識。

“天爐”戰法就是後退決戰。它分為兩部分，一是誘敵深入，將敵引向某處誘餌地點，引到燒紅發燙的天爐中來。

薛嶽曾對革命根據地實行過五次圍剿，當時采用的“穩紮穩打，步步為營”戰術非常奏效，因此，在與日軍作戰中，他又把老戰術拿了出來。然而，這種死守戰地的打法，往往造成被動挨打的局麵，並為日軍所包圍殲滅。例如，第26軍、第37軍守汨羅江就是如此。後來就定為逐次抵抗，這又帶來新的問題，是直線向後方邊退邊打呢，還是邊打邊向斜側後方撤退？如果直線退向決戰地帶，那麽往往就一退不可收拾，穩不住陣腳，還衝亂了決戰地區。被國人和痛罵的“逃跑主義”，就是這樣引起的。因此，逐次抵抗不能直線，隻能斜側線，斜側形成反“八”字形，或稱袋形。第九戰區長官部為此及時修正了戰略部署，修正後總的作戰指導方針是：戰區以誘敵深入後進行決戰為目的，敵進攻時，以一部兵力由第一線開始逐次抵抗，隨時保持主力於外線，俟敵進入預定決戰地區時，以全力開始總****，包圍敵軍而殲滅之。

這就引出了“天爐”戰法的第二部分，求心攻擊。猶如天然巨爐熔鐵，將爐中之敵燒為灰燼。

第三次長沙會戰，薛嶽誘敵深入成功，日軍主力於12月31日已分別到達長沙外圍附近，第40師團已到達長沙以東的永安市，第6師團到達東郊附近的梨市，第3師團到達東南郊附近的東山，全在“爐”中。

當晚7點，薛嶽向擺下“天爐”陣的戰區各部發出決戰命令：第10軍、第73軍固守長沙，第19集團軍(指揮第4軍、第79軍、第26軍共9個師)、第30集團軍(指揮第37軍、第78軍共5個師)、第27集團軍(指揮第20軍、第58軍共5個師)、第99軍主力(兩個師)分別從株洲、瀏陽、更鼓台、甕江、清江口、三姐橋各地附近，以長沙為目標，從南、東、北三方麵行求心攻勢。

這“天爐”，的確讓薛嶽燒成了。戰後，曾有記者問他，為什麽用這個古怪的名稱，似乎不太像軍事術語。他得意非凡地說，他之所以用這個名字，是認為這套戰略戰術是以法天地之幽邃，窮宇宙之奧秘，為鬼神所驚泣，人事所難測，無以名之，故曰“天爐”戰。

為薛嶽捉刀的趙子立，後為全國政協第七屆常委、黃埔軍校同學會副會長，1992年2月1日在北京逝世後，悼念他的文章說道：“在對日作戰中，趙子立鑒於我軍在武器裝備、人員素質等處於劣勢的不利因素，戰術上常采用‘後退決戰’和‘爭取外翼’的指導方針。製定出了‘以長沙的誘餌，誘敵進攻長沙’的作戰方案，在三次長沙會戰前發給軍以上人員研究……”

在秋風的吹拂中，餘程萬似乎忘記了身邊太和觀老道士的存在，他凝視著遠處一片飄抖著的竹林陷入沉思。對於50年後還在被人頌揚的“天爐”戰法，他當然不敢違抗，也無意去否定。但他心存疑惑：如果常德的確是這次“天爐”戰中為日軍設下的誘餌的話，那麽為什麽不像守長沙時調兩個軍，而是放他一個師？往壞處設想，一旦****的“天爐”陣形不成或被擊破的話，那麽他這塊香甜的誘餌，豈不一口讓橫山勇的大軍吞掉？

想到這，他不禁渾身一哆嗦。衛士還以為師長是被冷風吹抖的，連忙給他套上大氅。

“老道長，常德怕真是要有場大血戰啊，為了安全，你還是退吧。否則，你就是再多做幾次醮儀，恐也避不了日本人的炮彈呀。”餘程萬誠意相勸。

老道士做了個祝福的手勢，鬆開巴掌，手心有塊縑絹，上麵畫有符咒，是道家驅邪避鬼的象征物，他把縑絹撒在餘程萬的戰馬下麵。

餘程萬縱身上馬。

隊伍向常德城進發。

沒有女人的城市

罷宴

一溜馬隊，跑出臨時設在一座舊公館裏的師部大門。師長餘程萬、剛從江西萍鄉探親趕回來的副師長陳嘯雲，以及參謀長皮宣猷、指揮官周義重、參謀主任龍出雲等。他們身穿熨得筆挺的新軍裝，戴著禮儀性的白手套，英姿煥發，都像是要去出席重要儀式的模樣。

餘師長勒住馬，抬腕看了看表，才6點鍾，他征詢陳副師長的意見：“咱們現在去是不是早了點？繞道去市中心的大慶街、大西街觀賞觀賞夜景如何？”

“好哇！”陳嘯雲讚同。

他們掉轉頭，策馬向東門方向小跑而去。

正是華燈初上、香風回飄的入夜時分，常德的大街小巷一片繁榮景象，長衫旗袍的摩登男女摩肩接踵，商號店鋪的霓虹燈五光十色。這座雲集黃金、賭窟、鴉片、娼妓被……稱為銷金窟的湘北商埠重鎮，正顯示出她醉人的魅力。

有一首民謠，描寫當時繁華的常德和農民進城揮霍後回鄉的窘態：

常德好地方，回盤一碗湯，桃源米酒陬市糖，河洑油條一臂長，水溪豆腐像城牆。來是一擔，去是一條。走到德山回頭望，兩眼淚汪汪。摸摸荷包，當票兩張，回不得家鄉，見不得爹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