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從文字敘述上看，這位“欽使”顯然是個糊塗人，他參與的事情沒一件做明白的。比如，拉藏汗“雜言毀謗”時，他有什麽“無可奈何”的呢？難道不能請旨再定行止或者回京複命，非得請“大師晉京請旨”？後來，皇上斥責他的時候，他又有什麽可“進退維難”的呢？就地請旨或者將倉央嘉措送回去不行嗎？而最後他“呈報圓寂”，這豈不是欺君？
哪裏有這麽糊塗的“欽使”呢？派這樣辦事不力的官員當“欽使”，難道康熙老糊塗了？問題是此時的康熙正處於政治經驗最豐富、政治手段最嫻熟的黃金時期。
如此看來，這段史料有多大的可信度，還是值得懷疑的。
“放行說”還不是法尊大師的《西藏民族政教史》最先提出來的，目前所見最早的類似觀點，就在前文提到過的《倉央嘉措秘傳》，實際上它就是“阿拉善說”的始作俑者。
這本書本名叫《一切知語自在法稱祥妙本生記殊異聖行妙音天界琵琶音》，學術界簡稱其為《琵琶音》；因為在拉薩藏文木刻版的每一頁書眉上都有藏文“秘傳”二字，所以民間俗稱為《倉央嘉措秘傳》。拉薩木刻版據說是十三世喇嘛下令刻版刊印的，而後世流傳直到現在我們能看到的鉛印本，都是依據這個版本而來。隻不過，這個版本與最初的版本（學界稱南寺本）有很多誤差。
有意思的是，“秘傳”二字在漢語中因為發音不同，有“內部傳閱”和“秘本傳記”兩種理解，不知道藏文原文是什麽。因為這個版本據說是有人推薦給十三世喇嘛，他看到後很喜歡，便命人刊印後供格魯派內部的人傳看，所以，“秘傳”應是“內部傳閱”的意思，因為藏族人民一直認為倉央嘉措是“早逝”的，說他後來雲遊到阿拉善終老這樣的內容，實在無法公開，況且，它還推翻了後世喇嘛轉世的理論根據。
但翻譯為漢語後，“秘傳”二字會被理解成“秘本傳記”。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本書本來就不是傳記類作品，理解為個人回憶錄比較合適。
這本書的作者叫額爾德尼諾門罕·阿旺倫珠達吉，又名拉尊·阿旺多爾濟，是阿拉善旗的蒙古人。此書成書於1757年，以第一人稱敘述，也就是倉央嘉措的“親口講述”。在書中記載，阿旺多爾濟被倉央嘉措認出是桑傑嘉措的轉世化身，因此著力培養他，毫無隱瞞地對他說出了終身的秘密，並且將自己的遺願、後事托付給了他。
其中，關於“放行”一事的記載如下：
行來，經北路，走到冬給措納湖畔，皇帝詔諭恰納喇嘛與安達卡兩使臣道：“爾等將此教主大駕迎來，將於何處駐錫？如何供養？實乃無用之輩。”申飭極嚴。聖旨一下，眾人惶恐，但有性命之虞，更無萬全之策。懇求道：“為今之計，唯望足下示狀仙逝，或者偽做出奔，不見蹤跡。若非如此，我等性命休矣！”異口同聲，哀懇再三。
我道：“你們當初與拉藏王是如何策劃的？照這樣，我不達妙音皇帝的宮門金檻，不覲聖容，決不回返！”此言一出，那些人觫懼不安。隨後就聽到消息說是他們陰謀加害於我。於是我又說道：“雖則如此，我實在毫不坑害你們，貪求私利之心。不如我一死了之。但這也得容我先察察緣起如何再說。”如此一講，他們皆大歡喜。
按照這個記載，當時的倉央嘉措心裏是有數的，他知道拉藏汗是必須放他走的，否則康熙皇帝饒不了他，所以，他完全可以提條件：這冰天雪地的，不是凍死也是餓死，讓我走可以，給我馬、衣服和足夠的食物，否則咱們繼續往北京去，見到皇帝再說。
這樣一來，“失蹤說”的疑點就可以解開了：不明真相的人以為他“失蹤”了，於是產生了“失蹤說”，而他的“失蹤”其實沒有學者質疑的那麽難。
而“死亡說”也可以說得通：這是個政治交易，倉央嘉措“放行”可以，但對外宣布他已經病死。這也就是正式記載的“病逝說”，隻不過它是個不折不扣的“官方說法”。
《倉央嘉措秘傳》的後續記載是，倉央嘉措在青海湖附近向東南方遁走，此後去過打箭爐、峨眉山，又回到西藏的拉薩、山南，還去了尼泊爾、印度，再返回西藏及西寧，最後在今內蒙古的阿拉善旗圓寂，終年64歲。
這就形成了倉央嘉措死因之謎的“阿拉善說”。
有意思的是，“阿拉善說”在民間流傳的過程中，竟然分化出好幾個版本，其一，“五台山隱居”說將隱居故事“加塞兒”到其中，反正他雲遊了很多地方，多去一個五台山也未為可知；其二，原始版本中記載他自己雲遊到阿拉善旗，並在那兒住下終老的，但蒙文《哲卜尊丹巴傳》中，認為倉央嘉措是被蒙古方麵支持他的勢力接到阿拉善旗保護起來的，這就形成了“營救說”；其三，死亡的地點，有說他死於阿拉善旗朵買地區的一座蒙古營帳，此後遺體保存廣宗寺內，但也有說他被阿拉善旗人認出，當地人每年籌銀二萬兩，將他送回拉薩隱居，最終在藏南的一個山洞中坐化。
以上還僅僅是比較簡單的歸類，實際上，《倉央嘉措秘傳》中既有“力”逃跑和捉狼的故事，也有“放行”的故事，簡直就是以上所有說法的大雜燴。甚至還說1717年倉央嘉措35歲時，跟著阿拉善旗王爺的公主道格去了北京，神奇的是他還遊了趟皇宮、參觀了雍和宮，並親眼在德勝門看到桑傑嘉措的子女被押送進京。
一個在中央政府“掛號”已經“死”了的人，怎麽敢大搖大擺跑到北京？況且，當時的皇宮和雍和宮他能進去嗎？
如此說來，“阿拉善說”也是疑點重重。
首先，學界中最大的質疑觀點是，《倉央嘉措秘傳》並不是正史，而是阿旺多爾濟的個人著作，其內容的許多情節都太過玄幻，當神話小說讀讀尚可，如果作為史料顯然可信度非常低。而且，早期史料持“阿拉善說”的隻有這麽一本，作為孤證是不可采信的。
其次，即便將這本書暫且當做正史分析，那麽，其中的內容也有很多矛盾之處。最簡單的例子，用力逃走的“失蹤說”是它說的，“放行說”也是它的記載，這怎麽解釋？
而最大的疑點在於康熙皇帝訓斥押解行為的話：“爾等將此教主大駕迎來，將於何處駐錫？如何供養？實乃無用之輩。”
這段話在史籍中是查不到的，相反，無論是《清聖祖實錄》還是清內閣康熙皇帝的《起居注》，都有另外的記載，那就是“令拘假赴京”。下令捉他在前，訓斥押解的人在後，康熙前後下達如此矛盾的旨意，豈非矛盾重重？
以上幾點質疑便足夠了，另有學者還從人物角度論證，認為這樣一個創作強烈的詩人，卻在此後四十年沒有詩歌流傳，這不符合邏輯；或者從民間心理角度論證，認為人們普遍恐懼、仇恨的和普遍愛戴、同情的這兩種人死去之後，往往會有“沒死”的傳說出來。倉央嘉措也屬於這類情況，這是民間不願接受他死去的事實而產生的傳言。實際上，這兩種論證看起來有理，作為觀點提一提是可以的，但用在學術研究上卻沒有什麽價值。
那麽，“阿拉善說”是不是完全沒有可信的價值呢？
並非如此。作為近年來倉央嘉措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它越來越受到學界的關注。
從“阿拉善說”的始作俑者《倉央嘉措秘傳》本身來考察，它雖然一直被歸為野史，但卻是記載倉央嘉措生平的最早文獻之一。同時，其作者阿旺多爾濟又自稱是倉央嘉措的“卑末弟子”，書裏麵言之鑿鑿地寫了些他與倉央嘉措交往的故事。
按書中記載，1706年倉央嘉措“遁去”後四處遊曆，到了1716年，他率16名僧人來到阿拉善旗，結識了阿旺多爾濟一家，此時的阿旺多爾濟才1歲。第二年，倉央嘉措與阿拉善多羅郡王的女兒道格公主去了趟北京，遊覽皇宮和雍和宮。1733年夏季，破土動工修昭化寺；1735年，倉央嘉措自籌一萬兩紋銀，派阿旺多爾濟去藏區隨班禪學經；第二年，也就是清乾隆元年，倉央嘉措也從阿拉善遷居到青海湖摁尖勒，一住就是9年（正史記載，是1724年雍正命阿拉善民眾遷居青海），先後擔任了13座寺廟的堪布；這期間，阿旺多爾濟學習了所有經文，先期返回阿拉善，很快，昭化寺建成，由倉央嘉措主持會；1745年，63歲的倉央嘉措從青海湖返回阿拉善，但不幸染病，最終於第二年病逝。
此後，他的肉身被移到昭化寺立塔供奉。1756年，阿拉善當地建造南寺，並將昭化寺全盤搬到那裏；當然，倉央嘉措的肉身塔也移了過來。1760年，乾隆禦賜南寺為廣宗寺，授予鐫有藏滿蒙漢四種文字寺名的乾隆禦筆金匾，章嘉國師若必多吉親自給它製定寺規，而阿旺多爾濟就成為廣宗寺的一位大活佛。
一個地處偏遠、剛建成不久的寺廟，既沒有什麽顯赫的曆史傳承，也沒給國家做過什麽了不得的大事，竟然得到皇帝禦賜，這不太過匪夷所思了嗎？而在此之前，七世喇嘛可是對阿旺多爾濟恩寵有加，他們來往甚密，關係好得讓人無法理解，六世班禪去北京為乾隆皇帝祝壽路過此地時，還曾為阿旺多爾濟的死打抱不平。
阿旺多爾濟是被當地郡王羅布藏道爾吉關進大牢迫害致死的。這個案件說起來是個不起眼的小事兒，甚至有些荒唐，況且兩人還是親戚，細究起來，阿旺多爾濟和羅布藏道爾吉都是和碩特蒙古固始汗的後裔，他們的祖父一個是阿拉善旗第一代郡王和羅理，一是個和羅理的弟弟。可一個三等爵位的郡王真就砍了活佛的頭，清朝近三百年的曆史上僅此一例，而羅布藏道爾吉也很快就死掉了。後人有理由懷疑，阿旺多爾濟之死必有特別重大的隱情，這個隱情是否與倉央嘉措有關呢？
同時，至少在幾十年前，此地的“倉央嘉措肉身塔”還存在，並且據說還有很多倉央嘉措的遺物，當地也一直流傳著倉央嘉措最終落腳阿拉善的故事。可惜的是，很多遺物、遺跡等實物證據，已經由於曆史原因損失、銷毀了，現在的廣宗寺是1981年到1990年重建的，有趣的是，重建之後寺裏立了一塊《兜率廣宗寺記》碑，上麵直接就寫上了倉央嘉措與廣宗寺的淵源，看起來無論學界怎麽爭論，反正他們那裏是認定了“阿拉善說”的。
總體來說，“阿拉善說”既有詳細的文字記載，又有民間流傳的故事；既有明確的活動地點，也有相應的物證（雖然現在所剩無幾了），與其他身後行蹤的說法相比，構成曆史考證的因素可謂一應俱全。
那麽，我們是否就能相信“阿拉善說”成立呢？
還不能這樣說。
如果此說是曆史的真相，無論它後麵說的多麽無懈可擊，也是沒有用的。因為“阿拉善說”成立的基礎，不是倉央嘉措雲遊到阿拉善之後有什麽證據，而是他當初能不能跑出來、怎麽跑出來的。沒搞清楚他當初是不是有可能被“放行”，討論後麵的事情又有什麽用呢？
所以，關於“阿拉善說”分析的關鍵問題，還是康熙皇帝訓斥蒙古人、繼而蒙古人“懇求”他快走、並且以病死為由了事，這樣的記載到底有沒有可信度？
如果這是可信的，又怎麽解釋此前康熙皇帝派護軍統領席柱、學士舒蘭入藏，要求押解倉央嘉措入京呢？
“押解”記載在《清聖祖實錄》和《起居注》中，是當然的正史，而“訓斥”記載在個人的回憶錄中，一般認為是野史。學界傾向於相信前者，便順理成章地相信正史中記載的“病逝說”，那麽後者的記載就完全是偽造的；民間多相信後者，那麽，前者的記載就讓人捉摸不透，甚至有人認為這經過了後世的篡改。
這兩條“史料”是如此明顯的矛盾，到底相信哪種？
有沒有第三種可能呢？
有！那就是兩者都相信。
也就是說，康熙皇帝先是派人跟拉藏汗說，要押解倉央嘉措進京，此時的拉藏汗不肯，康熙皇帝知道後，對大臣們說，別看他現在不肯，過幾天他就得主動把人給我送來。果然不出康熙所料，拉藏汗也許想通了，也許怕了，總之是真的要把倉央嘉措押送北京，但想不到的是在半路上，康熙皇帝又告訴拉藏汗：這人我不要了。
康熙皇帝這樣做看似沒有道理，但是，這是以我們常人的情理邏輯推斷而來的，而政治家做決定，絕不可能依據情理邏輯，唯一的準則就是——利益。
如果我們仔細分析當時西藏、青海和回部（清代對聚居在天山南路的維吾爾族地區的稱呼）的政治局麵，就可以理解當時清政府在西部邊疆的利益所在了。
17世紀中葉，以五世喇嘛為代表的格魯派集團向蒙古和碩特部首領固始汗求援，一舉清除了妄圖消滅格魯派的三方聯盟；這三方分別為噶瑪噶舉派的藏巴汗政權、青海的喀爾喀蒙古卻圖汗政權和康區的白利土司。此後，格魯派與和碩特蒙古結成聯盟，建立了甘丹頗章政權，並受到了剛剛成立的清政府的冊封。但事實上，西藏的軍政大權掌握在和碩特蒙古手中，格魯派是沒有獨立的政治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