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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了解了倉央嘉措的生平，了解了他生活那個時代獨特的社會背景之後，我們還要解決兩個問題：一、倉央嘉措的私生活與死因之間，到底是個什麽關係？它們是同一個性質的問題嗎？二、既然倉央嘉措沒死，他為什麽不抗爭，為了自己真實的身份和應有的尊嚴，難道他就真的甘心隱姓埋名的終老？

在大多數人的心中，對第二個問題是比較感興趣的，任何人受了這種不公平的待遇，哪怕爭取不到，心中總也應該有些不屈，可是，倉央嘉措不。

為什麽不？這個答案要在第一個問題中去尋找。

在前文我們曾經說到，他的“生活之謎”和“死因之謎”是可以聯係在一起看的，這個聯係的方法就是從他的真實身份、當時的政治局勢以及曆史發展的觀點出發，而不單純地就事論事。

第六世喇嘛倉央嘉措，和第巴桑傑嘉措，內心中都想完成一個以五世喇嘛為模版的政治藍圖，對這個政治藍圖的實現方法產生的不同思考，是造成他生活懶散、不守清規的原因，也是他與桑傑嘉措必定死亡的原因。

這個政治藍圖為什麽要以五世喇嘛為模版呢？首先不排除格魯派和西藏人民對他的崇敬心理，他們認為一位優秀的領袖就應該這個樣子；其次，實際上，他們也想不出其他的方案。

在五世喇嘛之前，格魯派處處受排擠，從來沒有掌握過政權，他們的處世方法是四處“結善緣”，也就是哪方實力比較雄厚，就請哪方給自己當“施主”，交易手段就是互贈封號。可實質上，他們的宗教影響力多少是被政治勢力利用的，哪裏有平白無故給你當靠山、但絲毫利益不占的政治集團呢？

可在五世喇嘛之後，他們掌握了政權，原本掌握的宗教影響力也逐漸轉化為政治資本，以前結盟時隨便就可以給人家一個宗教性的名號，可現在他們的名號不單純是宗教頭銜，而是“值錢”的政治名分了。

正處於從宗教集團向政教集團轉型期的格魯派和西藏貴族勢力，都在思考一個問題：這個新型的集團往何處去？

桑傑嘉措給出的答案是嚴格遵循五世喇嘛生前的政治思路，建立一個與各方聯合、但誰也不能插手自己內部事務的政治格局；同時，要塑造宗教上絕對權威的喇嘛。

倉央嘉措對這一藍圖的設計是滿意的，但對它的實現方法有所思考。因為他十分清楚從五世喇嘛開始，活佛的主要功能、基本任務和領導方式已經產生質變了，現在不是“結善緣”、“找關係”的時代，實際上自己是有政治話語權的，已經進入一個新型的領導模式了。

格魯派集團給出的答案顯然也是遵循五世喇嘛生前的政治模式，那就是要求活佛必須有絕對的宗教權威，但政治上怎麽處理，和各方軍事、政治勢力如何相處，還要摸著石頭過河，也許完全可以請所有勢力都當自己的“施主”，此後將政治糾紛用宗教方法來解決。

實際上這幾種思考都沒有錯誤，任何一個時代的轉型期，都會遇到“往哪裏走”、“怎麽走”的問題，每個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想法和意見，但這條路，一定是曆史的選擇，一定是符合曆史規律的選擇；否則，前人雖然做得轟轟烈烈，做了有益的嚐試，也終究會以失敗告終。

桑傑嘉措和倉央嘉措就是這樣的人，他們嚐試著建立一個對外來勢力依靠但不依賴、外來勢力聯手而不插手、活佛用宗教影響政治的新型模式，這種努力是有價值的；同時它也是17世紀下半葉以五世喇嘛為代表的西藏人民摸索的一條道路，無論這條路走得成功還是失敗，從曆史的觀點來看，都是對國家和人民有卓越的貢獻的。

但為什麽桑傑嘉措到最後沒有走通呢？

因為以他為代表的西藏貴族勢力忽視了曆史規律，他設計得太過理想化了，他的藍圖需要與每一個政治勢力都和平相處，有了糾紛的時候，再用宗教力量解決，但是，“施主”們要你的宗教影響力幹什麽，還不是為了政治利益？宗教力量哪裏有軍事力量好使？

而他致命的錯誤又在於，對待外來勢力，還用互贈封號的老辦法應付，沒有適應新的曆史條件下產生的變化。比如，對清政府，他以為1653年五世喇嘛見了順治皇帝，對方就成為“大施主”，自此兩方和平相處、有事幫忙就可以了。豈不知，清政府給五世喇嘛的不是地方政權的贈號，而是中央政權冊封的封號。他似乎沒理解這個名號的變化，將清政府與蒙古各部的勢力同等對待，又嚴格執行自己設計的政治藍圖，所以，康熙讓他攻打吳三桂，他給吳三桂求情；康熙平定噶爾丹，他給噶爾丹開脫；五世喇嘛去世，他匿喪不報告。

可是，這能怪桑傑嘉措嗎？不能，他隻不過想建立一個五世喇嘛設計的政治格局，完成他的政治遺願。況且，當時的清政府，江山都沒怎麽坐穩，今天吳三桂打下長江以南，明天蒙古人在北邊造反，說不準什麽時候這個“大施主”也要倒台，到時候，西藏地方政治局麵，還不是得由自己的藍圖才能穩定？

所以，這條路他要堅定地走下去，哪怕最終失敗。

因為他別無選擇。

是的，他別無選擇。可別的人、別的政治勢力有選擇嗎？

也沒有。

任何一種政治格局，都不是哪個帝王將相的個人作品，一定是人民的選擇；任何一種政治形態，都不是當時人的思考結果，而是時代的選擇、曆史的選擇——這，就是倉央嘉措和桑傑嘉措以及康熙皇帝無法避免的曆史規律。

那麽，這條曆史規律具體到17世紀後半葉的西藏來說，到底是什麽呢？

非常簡單的答案——和平。人民需要和平，地方政治需要和平，國家需要和平。而和平，隻有在祖國統一、中央政權建立了完備的地方政治製度的前提下才能實現。

桑傑嘉措和倉央嘉措的理想化藍圖沒有錯，他們是想要給西藏人民一個和平的發展環境，但是，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他們是不可能完成的，人民的和平願望在各方政治勢力的勾心鬥角下成為泡影。況且，他們設計的那個理想的格局幾乎是沒有穩定運行的可能性的。因為，它根本沒有製度保障，而能提供製度保障的，隻能是中央政權。

曆史規律是不可能逆轉的，和平和統一在某種意義上，不是應不應該，而是需不需要。也就是說，時代和人民需要它，就是必然的選擇，此時，不要講什麽道義。這就好比我們中國曆史上的幾次少數民族政權，評價它們的角度不是漢夷之爭這樣的道義問題，而是要看這個政權給最廣大的人民帶來了多少利益。

而17世紀後半葉的西藏，就是處於對和平與統一的建設過程中，每個人都在地方政治局勢的轉型期中思考，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藍圖，但完成這個設計的，不要理解為清政府，它是最終的實現者，卻不是設計者。真正的設計者，隻能是人民和曆史規律。

因此，為了這個和平局麵的到來，倉央嘉措必須“死”，這是他個人無法抵擋的曆史賦予他的使命。隻有他的“死”，才能為最終完成西藏的和平與統一贏得時間，也才能最終給自己曾經思考過的問題找到答案。

這個答案是他想找但沒有找到的，對格魯派集團和西藏政局發展的思考與他的時代背景產生的矛盾，形成了他的生活之謎；這個思考與曆史規律之間造成的矛盾，形成了他的死因之謎。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的生活之謎和死因之謎，是同一個性質的問題。

至此，關於倉央嘉措的生平謎團，我們大概有了一個答案。這個答案，恰好也解決了前麵提到的第二個問題——他隱姓埋名十幾年、西藏局勢穩定後，他為什麽不爭呢？難道真的心甘情願當個普通人？

是的，他情願。因為他看到此時格魯派找到了他青年時曾經苦苦尋探索路，實現了他心目中的那個政治藍圖——活佛成為絕對的宗教權威、格魯派政府建立了有保障的政教體製、與各外來勢力形成良好的關係；而他當年思考的活佛主要功能和基本任務，事實上也給了他一個滿意的答案。他知道，他理解的是對的。

當一個人見到自己的理想實現時，哪怕並不是最終由自己完成的，也會是欣喜和慰藉的。此時，那個名分又算得了什麽呢？此時，再出來爭，不就破壞了自己夢寐以求的理想世界了嗎？

這一點，孫中山做到了，華盛頓也做到了，幾乎所有心懷天下的政治家都能做到。

所以，倉央嘉措不爭了，而他的心也安定了，甚至是快樂的，就當自己“死”了吧。這一“死”，換來了西藏的安定和平，換來了一個穩定健全的政治製度，換來了幾代活佛為之奮鬥的理想格局。

這就叫死得其所，這也叫死得瞑目。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倉央嘉措，不虧是一個活佛，一個真正為天下蒼生著想的佛。

藏傳佛教格魯派的第六世喇嘛倉央嘉措，是一位非常獨特的曆史人物，他的獨特之處體現在民間。比如，大多數人叫不出曆輩喇嘛的法名，可“倉央嘉措”這四個字卻耳熟能詳；大多數人說不出曆輩喇嘛的著作，卻多少能背出幾句倉央嘉措寫的詩。可以說，就是因為他的詩和他傳奇般的生平經曆，他從高高在上的法台上走了下來，進入了民間。

然而，一個非常遺憾的事情是，很多人直到現在，依然把一首名叫《信徒》的歌詞當做倉央嘉措的代表作，“那一世，轉山轉水轉佛塔，不為修來世，隻為途中與你相見”，幾乎提到這幾句話，很多人都會抒發自己的感慨——唉，倉央嘉措寫得一手好詩啊。

這確實是有些搞笑的狀況，人們都知道倉央嘉措寫詩，並且表示喜歡他的詩；然而，卻不知道他寫了哪些詩，甚至張冠李戴地認為別人的作品是他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