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早期譯本中倉央嘉措詩歌的篇目數量
事實上，所謂的“倉央嘉措情歌”，客觀地說，隻是在民間流傳了寥寥幾首。比如“東山明月”、“不負如來不負卿”、“第一最好不相見”等，這幾首詩可以說盡人皆知；但是，若讓一位自稱喜愛倉央嘉措詩歌的人再列舉出幾首來，估計是很難說得上來的。
那麽，倉央嘉措到底寫過哪些詩，流傳到今天的有多少首呢？
很遺憾，就連這個簡單的問題，都沒有一個確切的答案。
這是因為，直到20世紀初期，這些詩歌的傳播經曆了二百年之久，但卻沒有刊印本，一直是以手抄本和口口相傳的形式流傳的。很顯然，以這種形式流傳，具有很強的變異性，增刪的可能性很大。
到了20世紀，尤其是於道泉先生開創了倉央嘉措詩歌漢譯的先河後，詩歌的數量問題有了基本的答案。對詩歌數量做了詳細統計的是我國藏族文學研究的開拓者佟錦華（1928～1989年）先生，他在《藏族文學研究》一書中曾提到：
“解放前即已流傳的拉薩藏式長條木刻本57首；於道泉教授1930年的藏、漢、英對照本62節66首；解放後，西藏自治區文化局本66首；青海民族出版社1980年本74首；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本124首；還有一本440多首的藏文手抄本，另有人說有1000多首，但沒見過本子。”
由以上的幾組數字看來，就連佟錦華先生，也無法確定詩歌數量。而這個數量，是隨著出版者的版本不同而變化的，那麽，我們就有必要了解一下倉央嘉措詩歌的出版版本。
近些年，倉央嘉措詩歌漢譯本出版過多種，但大部分是根據以前的漢文譯本重譯的，也可以叫做“潤色本”，而最有影響力、有代表性的版本，就是於道泉先生1930年的譯本，是漢譯本中最早的，他翻譯了62節計66首，這個數字也應該視為倉央嘉措情歌流傳到20世紀初時的大概數量。
因此，我們有必要了解一下於道泉先生翻譯詩歌的前前後後，最主要的，是他在哪裏得到這62節藏文的原本。
2於道泉本62節的真實來曆
於道泉（1901～1992年），我國著名的藏學家、語言學家、教育家。他精通梵文、藏文、蒙文。1926年，他受聘請為京師圖書館做滿、蒙、藏文書的采訪和編目工作。當時，他結識了兩位藏族朋友，一位是西藏駐京僧官降巴曲汪，一位是藏文翻譯官楚稱丹增，這兩人在雍和宮北大門居住。因為於道泉對藏文很有興趣，於是兩人將雍和宮的一間房子借給他住，平時教他研讀藏文。
就是在這個時期，有一位西藏友人從拉薩來到北京，他隨身帶了一本梵式的小冊子《倉央嘉措》，內容就是所謂的“倉央嘉措情歌”。
需要說明的是，這本小冊子的原文，是詩句237句，兩句為一段，並不分節。
由於正在研讀藏文，而且，於道泉本人對詩歌也很感興趣，於是，在藏族朋友的幫助之下，他將這237句翻譯為漢語，並依照詩句的意思，給它分為了54節。
此後，於道泉又從另一位朋友那裏得到一本印度人達斯（Das）所著的《西藏文法初步》，見其附錄中也有倉央嘉措情歌。於道泉經過與“拉薩本”小冊子的對照，發現兩本不完全一致，“達斯本”是242句55節，其中，“拉薩本”的第11、23、24、26、27、45，這六節“達斯本”裏沒有，而在“達斯本”54節後多出7節。將這多出的7節翻譯之後，就形成了於道泉譯本中的第55節到第61節。
那麽，於道泉譯本的第62節又是從何得來呢？這是根據一位西藏朋友口述後的補遺。
這就是於道泉譯本62節數量的來曆。
從這兒可以看出，第一，拉薩本、達斯本和藏人口述（一首）是於譯本的淵源；第二，62節這個數量是於道泉人為劃分出來的，“拉薩本”原本實際上是不分節、連著念的，但因為於道泉的整理比較符合詩意，因此出現了倉央嘉措詩歌的數目。
而後世人在於道泉譯本的基礎上，重譯、潤色的版本，也都遵照了這個數目。但我們必須清楚的是，“拉薩本”本身是沒有數目的。
於道泉先生譯後，曾將文稿交給許地山先生潤色修改，但終不滿意，於是就放在一邊了。
到了1927年，陳寅恪先生推薦於道泉進入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這個時候，於道泉又將文稿潤色後，向傅斯年先生提出申請出版，這就形成了“國立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版本的《第六代喇嘛倉央嘉措情歌》，它在1930年由“研究所單刊甲種之五”的形式正式出版，這也就是第一本倉央嘉措詩歌漢文本。
在出版詩稿的同時，於道泉先生還撰寫了一些補充性質的文字，大致有《自序》、《譯者小引》、《附錄》等，其中講述了倉央嘉措生平、翻譯詩稿的緣起和若幹需要解釋的問題。
於道泉先生的譯法，簡單來說是“逐字逐句”的“直譯法”，最大程度地保留了詩歌的原意。但是因為要照顧到文字的原汁原味，所以，於譯本在現今看來，讀起來有如嚼蠟，有的詩作絲毫沒有詩意，而且有很多粗陋之處。對這個問題，於道泉先生也承認，“翻譯時乃隻求達意，文詞的簡潔與典雅非我才力所能兼顧”。
不過，這個版本雖然讀起來不好看，價值與意義卻是非凡，第一，如果沒有藏文原本，或者不會藏語，也可以使很多學者研究倉央嘉措詩歌，這是個比較客觀的漢文資料；第二，這個譯本對後世影響極大，它開創了倉央嘉措情歌翻譯及研究之先河，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它就是漢譯倉央加措情歌的藍本。
3神秘版本譯出來60首
由於道泉先生的“藍本”而來，後來人的版本便層出不窮了。需要強調的是，後來版本中大多數是從於道泉本“重譯”而來，由此，於道泉先生所定62節，便順理成章地延續下來了。
這樣說來，如果有人說翻譯家、學者普遍公認倉央嘉措的詩有70首左右，並以大多數學者譯作的數量為證，那麽，這就是個非常偏頗的結論。因為於道泉的分節是自定的，而“大多數”譯者是從他的版本重譯。實際上，這就像是孫悟空的猴毛變成小孫悟空，小孫悟空再多也不證明孫悟空有成千上萬，隻是他的化身罷了。
那麽，有沒有不是從於道泉譯本重譯過來的漢譯本呢？
如果這個版本也是60～70首，而且它又與於道泉得到的藏文小冊子毫無關係，那麽，我們可以初步認定，倉央嘉措的詩歌流傳下來的大概就是這個數字。
這樣的版本有一個，就是劉希武先生譯本。
劉希武（1901年～1956年），四川人，1939年元旦，他赴當時的西康省教育廳任秘書，到職第四日，拜訪了著名學者、翻譯家黃靜淵先生。因為劉希武平素好作詩文，是當時頗有名氣的詩人，所以，他們說到了藏族文學。
劉希武先生提到，“康藏開化已久，其文藝必多可觀”，並請黃先生推薦書目。黃先生便拿出一本書，對他說，“試譯之，此西藏文藝之一斑也。”
這本書就是當時另一種版本的倉央嘉措詩集，它是藏、英兩文的版本。劉希武先生帶回家後，將它翻譯為60首的漢文古體詩。
對於自己的翻譯，劉希武先生說：“夫餘之所譯，蓋根據拉薩本，並參證時賢英譯及漢譯語體散文，其於藏文原意有無出入，餘不可得而知，然餘固求其逼真者矣。”
這就是說，第一，劉希武先生譯作的“藍本”，不是於道泉的“拉薩本”小冊子，而是另有一本，並且不是漢文本。從他所述來看，他不懂藏文，是依照英文翻譯而來，這說明，當時倉央嘉措詩歌已有英文版，但這英文版從何版本而來，今日已無法追溯了；第二，他在翻譯的過程中，參考了“漢譯語體散文”，此處是不是指於道泉譯本，不得而知，但從他的自序和詩歌排列順序看來，與於道泉《譯者小引》相似，多半是受到他的影響的。
從這兩點看來，我們無法推斷出這個藏英兩文版本是分節還是不分節，或者到底有多少首；而劉希武譯作出現的“60首”，是藍本原有60首，還是受到於道泉譯本的影響人為地分節為60首，這些問題都無法解答。
而這個版本到底是何物，是由哪家書社出版、出版年代如何、英文為何人所譯，這個版本是否依然流行於世，就更無法考證了。
從劉希武譯本的內容看來，它與於道泉所據的“拉薩本”小冊子和“達斯本”都有不同。這個不同點有二：
第一，於道泉譯本中有六首詩，劉希武本沒有，這六首詩都是佛教內容的。這樣，就說不清楚劉希武所據的藏英兩文本原本沒有，還是劉希武選擇性的不譯。如果原本沒有，那麽有兩種可能，一是英文譯者認為佛教內容與“情歌”路數不符，因此早早地剔除了，其二是這六首是混入於道泉看到的“拉薩本”小冊子的。至於這六首是不是倉央嘉措原作，根本無法得知。
第二，劉希武譯本的文字內容，顯然過於“豔”，所用詞句“”成分過重，與於道泉譯本的民歌風味大不相同。這有可能是英譯本的文字風格所致，但更有可能的是出於劉希武的主觀傾向，他對倉央嘉措的認識是“酣醉於文藝而視尊位如敝屣，其與南唐李煜何以異？”並認為他的詩“其事奇、其詞麗、其意哀、其旨遠”。
因此，劉希武譯本不但文辭華麗、內容纏綿，而且少了幾首佛教詩，造成了劉希武譯本與於道泉譯本的明顯差異。
4無法認定的倉央嘉措原筆
除了劉希武依據的這個我們不得而知的神秘譯本外，包括影響力極大的曾緘譯本等，幾乎都是依照於道泉譯本而來。於道泉先生將早期詩作漢譯本定為62節，因此後來者幾乎都是按照這個體例重譯，雖有增刪，但大致數目以於道泉譯本為準。
但是，於道泉這原始譯本的62節，是否就是準確數目呢？事實上連他自己也解釋不清，他在《譯者小引》中曾明確地說：“下麵這六十二節歌，據西藏的朋友說是第六世喇嘛倉央嘉措所作。是否是這位喇嘛教皇所作，或到底有幾節是他所作，我們現在都無從考證。”
目前學界無法確定這60～70首詩歌中，哪些是倉央嘉措的原筆，又有哪些一定是偽作。不過，對這些偽作的來源，學界認為有三種可能，第一，有可能有些詩歌是倉央嘉措對當時民歌的記錄，而非原創；第二，在後世流傳過程中，有可能摻雜進一些內容相似、風格相近的民歌；第三，有些內容、詩意過於庸俗的作品，有可能是當年倉央嘉措的政敵偽造的，目的是以此證明他“不守清規”。
顯然，第一種“偽作”，辨別起來比較困難，但並非無痕跡可尋。因為即使內容上看起來“相似”，但筆法、思想的矛盾之處，卻無論如何也難避免的，這樣的矛盾很難讓人相信它們出於一人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