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最偉大的改革家商鞅(1/3)

商鞅無疑是中國曆史上乃至世界曆史上最偉大最成功的改革家之一,由於他在秦國持續二十年的變法改革,為秦始皇統一中國奠定了基礎。秦始皇根據商鞅變法所創立的秦國行政體製,在秦朝被推翻之後依然持續了兩千多年,這在世界曆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商鞅是最古老東方帝國法治神話的創造者。更因為商鞅是一個堅定勇敢的改革者,商鞅身上最早表現出革命的精神。商鞅為秦開帝業,奠基了中國封建社會兩千年垂拱之治,這種革命的精神也從此也被傳接沿襲了下來。

衛鞅入秦,王道不用

商鞅(約前390-338年),戰國時政治家,法家代表人物,又名公孫鞅,因為是衛國(今河南濮陽)人,也稱衛鞅。後來受封於商(陝西商縣東南),號為商君,所以又稱為商鞅。商鞅是戰國時沒落貴族的後裔。史書載,商鞅自幼喜好刑名之學,長大後先到魏國,成為魏相公叔痤的家臣。

公叔痤身患重病。魏惠王知道以後,便親自來探望他。魏惠王發愁地對公叔痤說:“萬一您的病好不了,我以後靠誰去治理國家呢?”

公叔痤慢慢地坐起來,鄭重地對魏惠王說:“我手下有個人,叫公孫鞅。他雖然年輕,可才能不小。大王可以讓他接替我。”

魏惠王聽了他的話,半天沒說話。公叔痤知道他的意思,他是不願意用公孫鞅。就叫左右的人都出去,又小聲說:“大王如果不打算重用公孫鞅,一定要殺了他,千萬不能讓他離開魏國。要是別國重用公孫鞅,魏國非受他的害不可!”

魏惠王早就聽不下去了,含含糊糊地答應著,就告辭出來了。他一邊走一邊笑著對左右的人說:“公叔痤是病糊塗了吧,說起胡話來了。公孫鞅年紀輕不說,還沒什麽名望。讓我用這麽個人管理國事,豈不是笑話嗎?”

公叔痤真的像魏惠王說的那樣,糊塗了嗎?當然不是。等魏惠王走遠了,公叔座就馬上派人把商鞅找來,告訴他:“剛才大王問我誰可以接替我做相國,我舉薦了你。可我看大王的臉色不像是願意的樣子,就又勸他,如果不用你,幹脆把你殺了。大王已經答應了。我這麽做,是先為國君後為朋友。你現在趕快逃走吧,不然會被殺死的!”

商鞅聽了他勸告,淡淡一笑,搖搖頭說:“大王既然不聽您的話重用我,又怎麽會聽您的話殺我呢?我不走。”

公叔痤死後,魏惠王真的像商鞅說的那樣,既沒重用商鞅,也並沒有殺他,因為在魏惠王眼裏,商鞅根本不算什麽,對他根本構不成什麽威脅。所以,商鞅還繼續在魏國遊學。

一次偶然的機會,商鞅聽說秦國國君出了一個“招賢令”,願意讓有才能的人到秦國去。商鞅想自己在這兒也不受重用,根本就沒有他的用武之地,既然秦國國君納賢,如果去投奔於他的話很可能讓自己的才能有所施展。於是,他便到了秦國。

到了秦國之後,他先找到秦國的大臣景監,他們兩個人很談得來,於是,在景監的推薦下,見到了秦孝公。

當商鞅見到秦孝公後,因滿腹希望,就滔滔不絕地從堯舜禹那時的事講了起來。可秦孝公對那些事一點兒也沒興趣,對他根本不予理睬。聽著聽著,哈欠一個接一個,不一會兒,困得打起瞌睡來了。商鞅一見這情景,也沒有辦法再說下去了,隻好悄悄退了出來。

商鞅剛剛離開,秦孝公就生氣地對景監說:“你引見的這位客人太狂妄了,我怎麽能用這樣的人!”

幾天之後,秦孝公又召見商鞅。商鞅這次說的還跟第一次說的話差不多。秦孝公聽了一會兒,索性打起呼嚕來了。事後,秦孝公又對景監發了一通脾氣,景監也直埋怨商鞅。商鞅想了想說:“我已經知道該說什麽了,你就讓我再見大王一次吧!”

商鞅第三次被召見,講了好些富國強兵的辦法。秦孝公聽完果然很高興,對景監說:“你這位朋友還不錯,我可以跟他好好談談了,他對我國的發展一定會很有幫助。”

於是,商鞅第四次見到了秦孝公,秦孝公誠懇地對他說:“你前兩次說的那些,辦起來太慢了,根本不現實。你想,怎麽能用幾十年、上百年,才使秦國富強呢?”

這時,商鞅就把心裏話全掏了出來,說:“大王要讓秦國富強,必須注重農業,治理好軍隊,還要賞罰分明,一切按法令辦事。”

他接著提出變法的請求,說要改革已經不適用的舊製度和老辦法,用新法令來治理國家。秦孝公覺得商鞅的辦法能使秦國很快強盛起來,非常高興。商鞅以變法強國之術說服了孝公,孝公也為這樣的利國的事大喜。但是,大臣甘龍、杜摯等大臣對變法並不讚成,他們製造輿論,以為“智者不變法而治”,“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孝公不為所動,仍以商鞅為左庶長,下令變法。

我們可以看出,商鞅雖然沒有得到魏惠王的重用,但是,他並沒有因此而放棄,靠著自己的毅力而繼續進行學習,尋找發展自己的機會。終於,他找到了一個機會,但是,事情並不像他想象的那樣順利,起初秦孝公根本不理會他的做法,此時的商鞅並沒有放棄,他憑著自己鍥而不舍的精神終於經過四次的進諫而說服了秦孝公。

無論是在工作中,還是在生活中,我們總會遇到一些挫折,但是,我們不應該放棄,應該好好地學習,為自己充電,讓自己有足夠的實力去做事才是最重要的。機會不是那麽容易就被你抓住的,如果有機會你不懂得去抓,有機會等於沒機會,所以,不要放棄,要有商鞅這種鍥而不舍的精神與決心,隻有這樣你才有機會

成功。

立信於民,推行變革

《史記》載: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幹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昂,不師趙良之言,亦足明商君之少恩矣。餘嚐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中國向來缺乏改革家,三皇五代的舊事,祖宗的規矩,好像都是萬古不易的法則,萬萬不可擅動,唯唯諾諾、俯首聽命於祖先似乎才是最明智的選擇。但春秋戰國時代是個例外,變法之風盛行,改革家輩出,其中最偉大的一個非商鞅莫屬。

商鞅知道,取信於君隻能保證在實施變法時有政策上的靠山,但卻不能保證民眾是否具體實施。為了確保新法的實施,商鞅在取信於君之後,還要取信於民,所以,他進行了下一步的計劃,如何取信於民!

《商君書》記載,商鞅準備在秦國變法,製定了新的法律。為了使百姓相信新法是能夠堅決執行的,他在頒布新法之前,命人在都城的南門豎了一根三丈高的木頭,告諭民眾:“誰能把這根木頭搬到北門去,便可得到十金的獎賞。”

不一會,南門口圍了一大堆人,大家議論紛紛。有的人說:“這根木頭誰都拿得動,哪兒用得著十兩賞金?”還有的說:“這大概是左庶長成心開玩笑吧。”

看熱鬧的人倒是很多,但是人們大都不相信,認為不會有這樣的好事,所以沒有一個敢上去扛木頭的。

商鞅知道老百姓不相信他下的命令,於是幹脆把賞金提升到五十兩金子。沒有想到賞金越高,看熱鬧的人越覺得不近情理,仍舊沒人敢去扛。

正在大夥兒議論紛紛的時候,人群中有一個人跑出來,說:“我來試試。”他說著,真的把木頭扛起來就走,一直搬到北門。

商鞅立刻派人傳出話來,賞給扛木頭的人五十兩金子,一分也沒少。

那人果真得到五十金的獎賞的事情很快傳遍了整個秦國,人們才知以賞善罰惡為主要內容的商鞅變法。老百姓說:

“左庶長的命令不含糊,這是真的。”

商鞅知道,他的命令已經起了作用,就把他起草的新法令公布了出去。新法令賞罰分明,規定官職的大小和爵位的高低以打仗立功為標準。貴族沒有軍功的就沒有爵位;多生產糧食和布帛的,免除官差;凡是為了做買賣和因為懶惰而貧窮的,連同妻子兒女都罰做官府的奴婢。

商鞅就是用這種辦法來向老百姓表明,自己說話是算數的,是講究誠信的,是賞罰分明的。將來法令一旦公布,如果有人不去執行,嚴肅處理決不客氣。商鞅立木,正因其許金而諾,立信於民,齊國國力漸盛,農業生產增加了,軍事力量也強大了,最終稱霸諸侯,也從此商鞅變法,百姓服從,誠信成為商鞅變法發出的一張通行證。所以,千萬不要小看了這誠信,誠信是立國之本,不能取信於民,沒有人民群眾的支持,再好的改革,也難以成功。

秦國自從商鞅變法以後,國力不斷地增強。不久,秦國進攻魏國的西部,從河西打到河東,把魏國的都城安邑也打了下來。

國無信不安,誠信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不難發現,國界間的合作,國界間的買賣,無一不以互相信任為前提。國之威望也在合作中提升。在這裏,中華民族是個守信用的民族。它以其禮儀與誠信馳名世界,並以迅速崛起。我國古人很講究言不在多,但必須守信的道理,因為守信就能得到人們的信任。一般老百姓講不講信用,隻是關係到人際關係;而政治家、軍事家講不講信用,則關係到治國、治軍的大事。

大家都明白守信的意義與重要性,但是總有些人會由於一些特殊的原因而不能遵守他的諾言。作為一個管理者,在這方麵尤其應該重視。特別是有的領導者,當下屬做了一件很令自己高興的事的時候,總會脫口而出許下一個什麽諾言。而他們的許諾大多和升職、加薪有關,這就讓下屬引頸期盼。可由於工作繁忙,他也許說過之後就忘記了,這樣的結果會極大地挫傷下屬工作的積極性,更會讓你的下屬對你存有成見。

從另一方麵來講,領導人不遵守自己的諾言將會使下屬很快產生對上司的不信任感,得不到群眾信任的上司怎麽可能帶領自己的團隊做出優秀的成績呢?領導者的成功總是和團隊基層工作人員的努力分不開的,所以尤其不能輕視自己對下屬的許諾,要麽堅決不許諾,許諾就一定要遵守,哪怕最後會帶來一些損失,否則,作為領導者失去更多你出乎你預料之外的東西。

對於一個創業者來說,樹立誠信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不講誠信,得不到大家的信任與支持,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你要清楚地知道,誠信的車廂不能卸。誠,忠誠於自己,亦忠誠於他人;信,相信自己,亦信任他人。誠與信,是一個人實現高度完美的雙翼,也是一個企業,一個國家實現繁榮富強的雙翼。集誠與信,才能萬裏高飛,長空競先。而喪失誠信則會一無所有。

從曆史中可以發現,商鞅是一個出色的改革家,他目光極其銳利,他能切中秦國時弊,並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改革思路,這套思路以“富國、強兵”為核心,以嚴密的法律製度為保障,立法令,獎耕戰,明等次,置郡縣,從政治、經濟、軍事和法律製度諸方麵進行全方位的變革。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之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史記?商君列傳》)。

做什麽事都不可能一

次就可以取得成功的,商鞅變革也不可能一蹴而就,總要一步步地進行。商鞅變法是分兩次進行的。第一次開始於公元前359年,第二次開始於公元前350年。變法涉及內容很多。

商鞅對政治的改革是以徹底廢除舊的“世卿世祿”製、建立斬刑的封建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為重點;對經濟的改革是以廢除“井田製”、實行土地私有製為重點。這是戰國時期各國中唯一用國家的政治和法令手段在全國範圍內改變土地所有製的事例。

改革刑法。即“修刑”,這是取得變法的法律保證。他改“刑不上大夫”的舊法為“法不阿貴”、“刑無等級”,從而剝奪了貴族的政治特權,地位降同普通平民。他又製定輕罪重罰法,即使僅在街道上亂棄灰土,也要處於“黥”(在臉上刺字)的重刑,以此加強了變法的權威,保證了變法的貫徹實施。

實行縣製。廢除分封製,以縣為地方政區單位。公元前350年,秦徒都鹹陽,普遍推行縣製。商鞅把許多鄉、邑聚合並成縣,分全國為四十一縣,縣設今以主縣政,設丞以副縣令,設尉以掌軍事。縣下轄若幹都鄉邑聚。首長由中央派任,直屬國君,建立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專製主義的中央集權製。它既加強了對農民的統治,也增強了對貴族、“**民”的打擊力量。後來秦在新占地區設郡,郡的範圍較大,又有邊防軍管性質,因之郡的長官稱守。後來郡內形勢穩定,轉向以民政管理為主,於是郡下設若幹縣,形成秦的郡縣製度。

製定二十級爵。重新製定二十級爵製,這就意味著廢除舊官祿世襲的原則,今後根據人們的軍功大小授予爵位,官吏從有軍功爵的人中選用,以獎勵耕戰。二十級爵:一級曰公士,二級曰上造,第十九級曰關內侯,二十級曰徹侯。按照新軍功爵製,不論是誰,都須建立軍功才能獲得爵位,獲爵得依次定額占田,才可做官。有爵是良民,無爵是賤民。又製定了“獎勵軍功,嚴懲私鬥”的辦法。獎勵軍功的做法是:將卒在戰爭中斬敵首一個,授爵一級,可為五十石之官:斬敵首二個,授爵二級,可為百石之官。至於宗室貴族,沒有軍功,同樣不得授爵位、占田。有功勞的,可享受榮華富貴;無功勞的,雖家富,不得鋪張。嚴懲私鬥的做法是:為私鬥的,各以情節輕重,處以刑罰。這樣,商鞅可以根據軍功原則和封建爵製,合法地剝奪**民之田,獎勵給有功的人。

實行什伍製度。禁止大家族聚居,建立什伍連坐製。秦之都鄉邑聚原來都是自然形成的大小居民點。法令禁止父子兄弟同室而居,凡民有二男勞力以上的都必須分居,獨立編戶,那些養著一大群吃閑飯的人的貴族之家顯然首當其衝。至此時,均作為基層行政單位。同時按軍事組織把全國吏民編製起來,居民登記於戶籍,分五家為一伍,兩伍為什。為了加強管理和統治廣大居民,不準擅自遷居,規定什伍之內各家相互監督,相互檢舉,“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這種嚴苛的法律把農民牢牢束縛在土地上,不過因此就沒人到處神遊了,國家直接控製了全國的勞動力,保證了賦稅收入。

以上均屬政治方麵的改革,經濟方麵的改革也有很多,如在全國範圍廢除井田製度,實行土地私有製度。商鞅在全國普遍地奪**民之田,來獎勵耕戰有功的新興地主和農民,他廢止“田裏不鬻”的原則,準許民間買賣田地,把貴族的封疆(大田界)、阡陌(小田界)全部打開,收歸國有,然後按軍功爵祿重新分配,重劃田界,強迫貴族和普通農民一樣平均負擔國家的賦稅,剝奪了他們“不課不納”的經濟特權。此外,還有統一度量衡和重農抑商政策。為了保證賦稅平均,商鞅同時頒布標準的度量衡器,統一了度量衡。統一鬥、桶、權、衡、丈、尺,並頒行了標準度量衡器,全國都要嚴格執行,不得違犯。當時統一度量衡一事是十分嚴肅認真的。獎勵耕織,凡努力耕織、生產多的,免除徭役。凡從事末業(工商)及因懶惰而貧窮的,全家沒入官府,罰為官奴婢。

為了便於秦國向東擴展勢力,商鞅又經營了地處渭河平原中心而又物產豐富、交通方便的鹹陽(今陝西鹹陽東北)。公元前350年,秦將國都從雍遷到鹹陽。

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雖遇到很大阻力,但最終擊敗了舊勢力的反抗和破壞,使貧困的秦國變為國富民強的七雄之一。商鞅變法,遭到了保守貴族的頑強反抗。新法初行時,連太子駟也不遵守。商鞅“劓”、“黥”了太子的師傅公子虔和公孫賈,保證了新法的貫徹執行,終於使得秦國一躍而成為“家給人足”,“鄉邑大治”,“兵革大強”,“諸侯畏懼”的強國。商鞅因功而受封得於(今河南內鄉縣東)、商(今陝西商縣東南)之地15邑,號為商君,此時,正是商鞅人生的頂點。他終於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了成功,而且還取得了不小的成功。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駟即位,為秦惠文王。公子虔誣告商鞅謀反,惠文王派遣官吏捕拿商鞅。商鞅逃到自己的封邑--商,征兵反抗。不久,兵敗被俘,被車裂而死。

商鞅變法發展了秦的經濟,使秦朝一下子成為七國之首,其功不可沒,可以說為後來秦一統天下,建立統一的中國曆史上第一王朝建立了很大的功勳。商鞅變法在秦國發展史上是一個重要裏程碑,使一個“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的新秦國,出現在中國西部大地上,對中國曆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