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東興毫無商量的餘地，他說了一連串頗為嚴厲的話：“中央叫我分管工青婦，這個你們知道不知道？我翻了這期《中國青年》的大概內容，沒詳細看，還以為是清樣，不知道已經正式出版。如正式出版，就不要我審查了。今天把口徑統一一下。你們已經發出4.1萬份，發都發了，怎麽叫我審查？如果你們認為我們沒有審查的任務，那我們就不審查了。
“我現在分管，我就不能不提意見！出版《中國青年》是很重要的事情，涉及全國，發行200多萬份，涉及麵是比較大的，出版就要考慮得周到點。《中國婦女》的出版是經過我批準同意了的。《中國青年》送來了，我下午就打電話，我並不慢啊。叫你們考慮一下，結果考慮出這麽大的風波。
“不要我審查，我不負責，我這個人好辦。你們《中國青年》社捅這個情況，離開了團的十大籌委會。你們直接寫信給中央了，並沒有通過籌委會轉給我。不是和籌委會打官司，而是涉及中央。”
最後，汪東興說：“曆史上有教訓，凡是離開黨的領導的，一事無成，會碰得頭破血流。”
汪東興既然把話說得那麽嚴重，而他又是代表“黨的領導”，中國青年雜誌社不能不照辦。
他們終於刪去了複刊號上有關韓誌雄的報道，刪去了“童懷周”的《革命詩抄》，補上華國鋒的題詞，補上的照片和詩詞三首，重新印刷，重新出版，並把已經發出的4萬多份盡量收回。
這樣，總算了結了“《中國青年》複刊風波”！
“事件”終於平反
“《中國青年》複刊風波”清楚表明，為“事件”平反遇到的阻力是多麽巨大！
這一回，在中央工作會議，陳雲又一次提出了要為“事件”平反，一呼百應，在會上形成一股強大的聲勢。中央副主席鄧小平、葉劍英、都堅決支持陳雲的發言。
這股強大的力量，向著華國鋒築起的“不許平反”的堤壩發起了總衝擊。
說實在的，華國鋒堅持“事件”不能平反，他打的是“兩個凡是”的擋箭牌——“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這是“偉大領袖定的”。實際上，“事件”與華國鋒本人休戚相關。
在“事件”的緊急關頭，華國鋒在1976年4月4日晚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曾說：
一批壞人跳出來了，寫的東西有的直接攻擊主席，很多攻擊中央……很惡毒。
吳德則說：
看來這是一次有計劃的行動。鄧小平從1974年到1975年作了大量的輿論準備……今天出現這件事是鄧小平搞了很長時間的準備形成的……性質是很清楚的，就是反革命事件。
正是由於1976年的“事件”被定為“反革命事件”，鄧小平被撤銷一切職務；也正是由於1976年的“事件”被定為“反革命事件”，鄧小平下台了，華國鋒取而代之，先是擔任國務院總理，緊接著擔任中央第一副主席。
所以，對於華國鋒的政治生涯來說，“事件”是重大的轉折點。
所以，華國鋒死死守住“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這道防線。華國鋒深知，一旦這道防線被突破，將直接動搖他的政治根基。
然而，為1976年的“事件”平反的呼聲日益高漲。如果華國鋒仍然堅持不為“事件”平反，這也將會動搖他的領袖地位。
這樣，華國鋒不得不表示接受黨內壓倒多數的意見：為“事件”平反。
這樣，在陳雲發言後，隔了一天，即1978年11月14日，經中央政治局批準，北京市委鄭重宣布：
1976年清明節，廣大群眾到廣場沉痛悼念敬愛的周恩來總理，憤怒聲討“四人幫”，完全是革命行動。因參加此事件而被捕的338人中沒有一個人是反革命。對於因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而受到迫害1976年清明節的廣場的同誌，一律平反，恢複名譽。
《北京日報》發表了北京市委的決定。
出席中央工作會議的“大秀才”胡喬木，反反複複捉摸著北京市委決定，覺得“廣大群眾到廣場沉痛悼念敬愛的周恩來總理，憤怒聲討‘四人幫’，完全是革命行動”這句話說得不明確。到底是“大秀才”，咬文嚼字，以為僅僅說“沉痛悼念敬愛的周恩來總理，憤怒聲討‘四人幫’完全是革命行動”，是留了很大餘地的。因為“沉痛悼念敬愛的周恩來總理，憤怒聲討‘四人幫’，完全是革命行動”，這還用說嗎？內中最為關鍵的是“事件”究竟是什麽性質的事件，北京市委並沒有明明白白地說出來。
胡喬木，從1941年起便擔任的秘書，中央政治局秘書，人稱“中央一支筆”，中央許多文件以及《人民日報》許多社論便出自這支筆下。不過，在十一大上，胡喬木竟然連中央委員都沒有選上，所以他是以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身份出席中央工作會議的。
胡喬木是江蘇鹽城人，與那位“外交才子”喬冠華同鄉，人稱“鹽城二喬”。胡喬木生於1912年，曾就讀於清華大學、浙江大學，1930年加入中國青年團，1932年加入中國，1935年任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書記，中國左翼文化界總同盟書記。
深刻地影響了胡喬木一生的事，是1941年起擔任的秘書。從此，他一直生活在高層核心圈之中。
作為“中央一支筆”，胡喬木在1945年參與起草了《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後來，在1954年，參與起草了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胡喬木曆任新華社社長，新聞總署署長，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央副秘書長，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
自1961年起，胡喬木因患神經衰弱症，長期休養。在“文革”中受衝擊後，閉門不出。直至鄧小平複出後，於1975年重新起用胡喬木，出任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負責人。胡喬木曾根據鄧小平的意見，對胡耀邦主持起草的《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作了多次修改。
不久，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被打成“大毒草”，胡喬木也受到“批判”，再度閉門不出。
在粉碎“四人幫”之後，1977年，胡喬木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
胡喬木畢竟多年在身邊工作，晚年的“左”的思想也曾給了胡喬木以深刻的影響。胡喬木在粉碎“四人幫”之後，也走過了一段思索的路。他最初對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也讚同。在“真理標準討論”之初，也未曾聽見他的聲音。
但是，隨著對“四人幫”批判的深入，對“左”的批判的深入，胡喬木對一係列理論問題進行了反思，堅決加入了批判“兩個凡是”的行列。
胡喬木有著多年研究馬列主義的閱曆，有著較高的理論水平。這“中央一支筆”的加入，使批判“兩個凡是”多了一員猛將。
在中央工作會議上，11月13日，胡喬木放“炮”了。他在小組會上發言，批評了華國鋒。
胡喬木指出，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開幕式上所說“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是“新形勢的需要”，這是不妥的。
胡喬木發言說：
把工作的重點的轉移講成是形勢的需要，這個理由不妥。應當說，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之後，就要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建國後，我們已開始了這種轉移，但是沒有堅持住。因此，這次的轉移，是根本性的轉移，而不是通常意義上的轉移。不能給人一種印象，似乎今天形勢需要，就把工作重點轉過來，明天不需要了，還可以再轉回去。
就在胡喬木非常仔細捉摸北京市委為“事件”所作的平反決定的字句時，很快地他就注意到，《人民日報》在11月16日在頭版頭條刊登北京市委的決定，加上了這樣鮮明的標題：《“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
胡喬木指著這一標題說，這下子把話說明白了！
11月16日，《人民日報》就北京市委決定為“事件”平反一事，發表了評論員文章《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緊接著，《人民日報》在11月21日、22日連載了《人民日報》記者采寫的長篇報道《“事件”真相——把“四人幫”利用〈人民日報〉顛倒的曆史再顛倒過來》。
《人民日報》還把這篇報道趕印成小冊子，印了20萬冊。
這篇報道一開頭，便這麽寫道：
全國人民十分關心的“事件”昭雪平反了！
“事件”根本不是什麽“反革命政治事件”，而完全是革命行動。這是人民的結論。真理戰勝了邪惡，被顛倒了的曆史恢複了它本來的麵目。
這是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我們揭批“四人幫”、撥亂反正的偉大勝利，是堅持倡導的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原則的偉大勝利。
《人民日報》社曾經被“四人幫”篡奪了領導權，成為他們製造反革命輿論的一個重要工具。“事件”前後，“四人幫”及其心腹利用《人民日報》搞了許多假情況，造了許多謠言，上欺中央，下騙群眾，對導致廣場流血事件起了極其惡劣的作用。他們在（1976年）4月8日拋出的題為《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報道，歪曲事實，誣蔑群眾，陷害鄧小平副主席，其後又利用這一事件，大做文章，瘋狂鎮壓革命群眾，妄圖打倒從中央到地方一大批黨政軍負責同誌，對全黨和全國人民犯下了大罪。《人民日報》廣大職工在揭批“四人幫”的鬥爭中，揭發了他們在“事件”中犯下的大量罪行。現在，“事件”平反了，《人民日報》職工同全國人民一樣歡欣鼓舞，同時也深感有責任把顛倒的“事件”的真相公之於眾。
報道在結尾處，高度評價了1976年的“事件”：
“事件”被人們譽為偉大的“四五運動”。它以鮮明的旗幟，磅礴的革命氣勢，史無前例的巨大規模，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國不是“四人幫”的；人民，隻有人民才能決定中國的命運，隻有人民才能推動曆史前進。
人民是曆史的主人，這個馬克思主義的真理，經過“事件”，化為氣壯山河的巨畫，深深地銘刻在億萬人民的心中。誰是“事件”的組織者？人民。誰是“事件”的指揮者？人民。百萬人民群眾表現了這樣高的政治覺悟、組織才能和鬥爭藝術，在廣場演出了這樣驚天動地的史劇，是曆史上少有的壯舉。它極其深刻地說明，人民革命運動的曆史潮流，是任何反動勢力都阻擋不了的。“四五運動”雖然遭到“四人幫”的鎮壓，但是真理的火種已經撒遍神州大地。人民覺醒了，看到了自己的力量，開闊了自己的眼界，增長了鬥爭的才幹，增強了勝利的信心。4月的鬥爭敲響了“四人幫”的喪鍾，為華主席領導的10月的勝利準備了最重要的條件——億萬覺醒了的人民。“四五運動”革命精神光照千秋，永遠鼓舞著中國人民前進！
在“事件”得以平反之後，李冬民也獲釋。李冬民經考試進入北京市社會科學所工作。後來，他自己創辦了民辦的中國社會調查事務所。
另外，從11月14日至10日，江蘇、浙江、河南等省委也陸續對同類事件作了類似的處理。
為彭德懷平反的艱難曆程
在陳雲提出的一係列要求平反的曆史事件中，最為艱難的是“事件”和彭德懷問題。這是因為這兩大事件的背後，涉及了更為重大的曆史問題。
為“事件”平反經曆了千辛萬苦，因為“事件”直接涉及為鄧小平徹底平反，涉及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徹底平反。
為彭德懷平反，也經曆了千辛萬苦，因為為彭德懷平反，也就是要否定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對彭德懷所謂“右傾機會主義”的批判；更重要的是，直接涉及了否定“無產階級**”。
“無產階級**”是從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揭開序幕的。姚文元批海瑞，而海瑞便是彭德懷！曾就《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說了一段“名言”：
《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所以，一旦為彭德懷平反，也就意味著“文革”的“開場鑼鼓”是完全錯誤的，也就意味著“文革”必須徹底否定。正因為這樣，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在陳雲呼籲為彭德懷平反之後，依然阻力重重。
令人震驚的是，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紅旗》雜誌編輯部居然還約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的一位成員寫了一篇批判“彭德懷反黨集團”的文章，題為《篡黨奪權的一個大陰謀》。
這篇文章不僅批判彭德懷，而且還特別“針對現實”，引用了的話：
要警惕出修正主義，特別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
在作者向《紅旗》雜誌交稿時，正是陳雲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言後的第12天！這篇文章呼籲“特別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不言而喻，是衝著鄧小平來的，是衝著陳雲來的，是衝著胡耀邦來的。
胡耀邦麵對“兩個凡是”派們，曾引用了在1965年對彭德懷說的三句話，加以反駁。那是彭德懷在1965年即將去四川擔任“三線”副總指揮時，約見彭德懷時，曾對他說過的三句話：“你要向前看。你的問題由曆史作結論吧。也許真理是在你這一邊。”
胡耀邦說，這三句話是彭德懷夫人浦安修回憶的，是彭德懷生前對浦安修講的。我相信同誌當時是這樣講的，他老人家在經過一個時期後總要回過頭來想一些問題。
胡耀邦借此言，說道：“現在，是該由曆史給彭德懷同誌做結論了——曆史已經證明，真理在彭德懷同誌這一邊！”
後來，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不久——1978年12月28日——胡耀邦在中央黨校談及中央工作會議時，這麽說起為彭德懷平反的曲折經過：
這次中央會議解決了一大批遺留問題，共有十幾個。比如解決了彭老總問題、陶鑄同誌問題。
我們不搞什麽繁瑣哲學。開會的時候，許多同誌向我建議，說你那個組織部，彭老總要平反，開一個追悼會吧。我說，好，請你們寫一個悼詞。他們願意寫，七八天把悼詞寫出來了。寫的當中不敢提高，改來改去評價都比較低。
怎麽辦？後來說實事求是，解放思想，才寫上彭老總是紅三軍團的創立者。
把稿子送到小平同誌那裏，小平同誌說，思想還要解放。他說我來改，作了“國內和國際著名的軍事家和政治家”這樣公正的評價。
彭德懷悼詞的起草者，便是當時擔任《解放軍報》副社長的姚遠方。姚遠方告訴筆者，他參加起草過許多軍內領導人的悼詞，改來改去改得最多的，便是彭德懷的悼詞。
正因為姚遠方這“軍內一支筆”，起草了軍內許多重要文件，所以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在陳雲提出要為彭德懷平反之後，起草彭德懷悼詞的任務就落在他頭上。
姚遠方說，彭德懷的悼詞很難寫，因為一開始就有人提出，應該把彭德懷的“缺點”寫進悼詞！因為這些人總覺得當年批判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是對的，批判《海瑞罷官》是對的，所以應該在悼詞中寫寫彭德懷的“缺點”才行。
這使姚遠方感到很為難。姚遠方說，他寫過那麽多悼詞，從來沒聽說要在悼詞中寫“缺點”的！姚遠方拒絕了在彭德懷的悼詞中寫“缺點”。
接著，遇到的麻煩是關於彭德懷的評價。當時有人總認為不能給彭德懷以很高的評價。其實，這也反映出這些人不甘為彭德懷平反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