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一件七年前的殺人案
早晨醒來時天已大亮，刺眼的光線讓人無所適從，眼前的事物恍惚不定。我有點發懵，一下子竟無法弄清自己身處何方。躺在**慢慢地思索了一陣，才終於憶起這是在北江市自己租住的房間內。
這是我出事後經常出現的問題，工作的時候腦子在不斷轉動，倒不會有什麽異常，但隻要有所閑暇，比如睡覺過後，意識就會像凝固了一般，一下子轉動不起來，需要花幾分鍾，甚至十幾分鍾來回憶起之前的事情！
等等，今天星期幾？——想到這裏，我突然嚇一跳，還得去上班呢！
看看手機上的時間，已經是上午十點了！手機不知怎麽被調到了靜聲上，鬧鍾沒有發出聲音。顯示屏上還有幾個未接來電，都是潘雲打來的。
我躺在**給潘雲回了個電話，撒謊說自己頭天晚上把手機弄丟了，現在才找著，問他有什麽事。
潘雲說有個案子需要研究一下，要我馬上趕回單位。
我於是爬起床，洗漱了一下，然後開著警車往公安局趕。
由於晚上酒喝多了的緣故，感覺頭還有些暈。
心理醫生一直勸我戒酒，說酒精的刺激會讓我的記憶衰退得更厲害。但我不知道，如果沒有了酒精的刺激會怎麽樣，或許記憶衰退要好過心理的疼痛！
警車開到一個市場時，突然被前麵的人攔住了。有一群人圍成了一個圈，站在那裏，發出嘈雜的聲音。
我停好車，走下去查看情況。
原來，有一老一少兩個婦女正在那裏吵架，其他人站在旁邊看熱鬧。年輕的婦女是在市場裏做生意的，年長一點的婦女到她那裏買東西。買完東西後，年長婦女付給年輕婦女錢，年輕婦女收下後說她給的是假鈔。年長婦女不承認，於是爭得不可開交。見到有警車經過，旁邊的人就攔了下來：“警察來了，讓警察評評理！”
假幣不多，是一張百元麵額的鈔票。但這種情況，是很讓人頭疼的事情。鈔票都是同一個樣子，沒有人會留意錢幣上的編號，付錢的和收錢的都無法說清假幣是對方的。即便能在假幣上顯現出指紋，對方也會說剛才爭吵的時候拿過該假鈔，並不能證明假鈔就是這個人使用出來的。然而在那種情況之下，又是必須得調查清楚的！
我拿著那張假幣仔細看了一下，然後讓她們把身上其他的錢取出來。做生意的年輕婦女掏出的是一把淩亂的鈔票，各種麵額的都有，混雜在一起沒有整理過。年長婦女取出幾張鈔票，也是幾種麵額的，但疊得很整齊。兩人的鈔票裏沒有其他假幣。
我把假幣跟她們取出來的錢對比了一下，心裏不由暗笑了一下。
“這些錢對我說話了！”我開了句玩笑，然後胸有成竹地說對年長婦女說，“它們說，那張假幣是你的！”
年長婦女臉色大變，極力否認假幣是她的。
“怎麽可能！你有什麽證據！”她質問我。旁邊看熱鬧的人也盯著我，等待解釋。
我沒有出聲，將那張假幣放在年長婦女的鈔票裏，按照上麵的折痕來回疊動了幾下，然後向她示了示意。
年長婦女突然安靜了下來，她顯然已經明白了我的意思。
假幣上有兩條縱橫相交的折痕，長度、角度，與她身上其他鈔票的折痕完全一致！這足以說明，不久之前這些紙幣是折放在一起的。而做生意的年輕婦女掏出來的錢，疊放隨意，皺褶淩亂，與假幣完全不一致。
往往最簡單的方法，卻是處理事情的最佳方法！
由於這樣的事情還夠不上刑事案件，也不屬於法醫職責內的事。見她們安靜了下來，我打電話叫來了其他的同事處理這件事，自己開車回了單位。
趕回公安局後，潘雲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局長馬自行和主管刑偵的副局長林顯著也在。
“有一個以前的積案，是你來之前的事，一直沒有破。受害人的家屬已經上訪到省政府了！”潘雲對我說，“馬局決定成立專案組，對這起案件組織力量重新進行調查。組長由董建國擔任，你負責技術方麵的支持！”
“服從領導的安排。”我說。
“死者家屬現在置疑我們當時調查的一些情況。”林顯著說道，“你要把現場情況梳理一遍，看看能發現什麽線索，力爭為偵查服務。另外要做好向家屬的解釋工作！”
我點點頭，沒有做聲。對於這樣的案子來說，這樣的任務並不輕鬆。首先是自己沒去過現場，很多情況不是親身經曆過，隻能靠資料來熟悉，而以前的技術員早已調離，無法向他們了解情況。其次要向家屬解釋幾年前沒破的案件，他們會帶著情緒，問一些很主觀的問題，不好回答！
而林顯著他們顯然也意識到了這些，他們的話似乎已經為這次任務定下了基調：整理一下前期案件的偵查情況，尋找線索，案件偵破的難度很大，最緊要的是向受害人家屬做好解釋工作。
“我和誰做這些工作？”我問潘雲，心裏很想知道誰夠勇氣接下這項任務。
潘雲看了看林顯著，沒有回答。
“其他人已經有了各自的任務，所以這件案子，實際上隻有你和李智林兩個人主辦。”林顯著說。
“潘隊剛才向我提到了這個案子的難度。”馬自行開了口，“我們也希望多安排人手，但是沒有辦法，還有其他的工作要做！就連你們的專案組長董建國也隻是掛個名，等其他工作做好了，再安排到專案組來。”
本是塊難啃的骨頭，如果連人手都不夠，偵破的難度就更大了！
“我相信你鄧法醫的能力，一定會完成這個任務！”馬自行看看我，然後又轉頭對林顯著說，“如果換了別人我反倒不放心！”
林顯著麵無表情地點點頭。
“但願不會讓領導失望。”我感覺到了壓力。
“案卷資料在董建國那裏，從今天起由你拿卷主辦！”潘雲說道。
隨後，董建國拿著一大疊的材料走了過來，把案卷移交給了我。他帶著幸災樂禍的笑容悄聲說道：“鄧法醫，立功的機會到了！看你的啦！”
見他陰陽怪氣的樣子，我懶得理會，拿著案卷回到辦公室。
我把李智林叫了過來，把情況眼他說了，倆人便開始研究案情。
人少有人少的幹法，我們打算從之前的調查情況入手，找到案件的疑點。
這是一個七年前的殺人案，死者一男一女，一天早晨被人發現躺在市區大街的一座房子裏。男的是房子的房東，女的是在一樓鋪麵做服裝生意的年輕女子。
年輕女子的身上中了兩刀，其中一刀插中了心髒，失血過多而亡。
而男子的死則顯得很蹊蹺！——沒有外傷，沒有反抗的跡象，屍表症狀是窒息，但卻沒有找到窒息的原因；呼吸道、消化道上有很多表皮出血，符合中毒的特征，但是在他血液及胃內食物的化驗報告中，卻沒有驗出毒物的成分來！
在前期的案件辦理過程中，偵查人員認為凶手的動機是謀財害命，而且與死者相識。在排查了死者所有的關係人後，隻在女死者的丈夫身上發現疑點！然而據此把他定為犯罪嫌疑人卻不符合常理，因為按照法律關於共有財產的規定，對於丈夫來說，妻子的財產就是自己的，有什麽理由需要謀財呢？於是又有人提出內有隱情，或許與情有關。
這也是受害人家屬一直以來持有的觀點！
有時關係最親密的人反而最容易受到懷疑！在旁觀者眼裏，這種貌似陰險惡毒、最讓人絕望的假設，在案件偵查中卻是最常用到的，是偵查員們必須經過的一道偵查程序。
這使我想到了“上訪劉”的案子。“上訪劉”叫劉衛國，是二十二年前公安機關調查的一個犯罪嫌疑人。二十二年前的一天，老劉和自己的妻子吵了一架，第二天妻子就失了蹤。七天後在他家後麵的山塘裏浮出一具女屍，經人辨認就是老劉失蹤的妻子。於是老劉成了殺害妻子的嫌疑人，被公安局關押審查了一個多月！在被關押期間，老劉始終沒有承認自己殺了妻子。
“夫妻倆哪有沒吵過架的？牙齒還有相嗑碰的時候呢！但是有幾個人因為這樣就去害一個跟自己同床共枕過的人呢？誰下得了這樣的狠手？”在問答偵查人員提問時，老劉曾經這樣解釋他和妻子的關係。當然，他這樣的理論也並不能說明，就真的不會有人下得了這樣的狠手！隻不過，沒有證明他殺人的證據而已。
一個多月後，因為沒有有力的證據證明老劉殺了人，公安機關隻得釋放了他。這其中的“隻得”兩個字，是別人向我敘述時說出來的，其實我並不讚成用這樣的詞來描述一件事。好像真的發生了某件事，隻是不得已當它沒發生過一樣！這樣是對這件事的不公正，對被“隻得”的人也不公平。
在釋放的時候，有人對老劉說：“放你不是說明你沒有殺人！隻要我們找到證據，還會來抓你！因此你必須考慮清楚，有什麽沒有說的及早向我們如實交待，男子漢敢做敢當，洗清了罪孽才能重新做人！”
老劉後來說，聽到這句話時，他才明白自己並沒有洗脫嫌疑。於是他開始尋找證據證明自己沒有殺過人。二十二年前，老劉才三十七歲，他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一直尋找到現在五十九歲！在這些年裏，他跑過一趟又一趟公安局，眼看著公安局的人換了一撥又一撥。
每個星期一，是老劉必來公安局的日子。隻要來公安局，他就會必來法醫辦公室，詢問一些法醫知識，希望用這些來還自己一個清白。
不過最近有些奇怪，很長一段時間沒見著他了。
比“上訪劉”幸運的是，本案女死者的丈夫沒有因此受到人身自由的限製。在沒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偵查人員選擇了放棄，畢竟相對於人身自由來說，一個案件的偵破所體現出來的價值要小得多！
“這樣的現場很複雜嘛！”李智林邊看現場照片邊說道，“雖然那男的的結論為窒息死亡，但沒有怎樣引起窒息死亡的原因。偵查工作如何開展下去呢？”
“關鍵的問題在於死亡原因！”我點點頭說。
“可是事過境遷，我們從哪裏再去尋找原因？”李智林歎了一聲。
我掏出一支煙叼在嘴裏，這種情況下，我總有這樣的習慣。
“既然存在即有其合理性。找不到存在的證據，我們就從合理性入手，找到解釋現象的依據！”我想了想說道。
“那麽我們應該從哪裏開始？”李智林問。
“把案卷仔細看一遍。”我說，“排除那些主觀東西的幹擾，把客觀的事物記下來。我們需要做的，是一個拚圖遊戲！”
“拚圖遊戲？”李智林有些迷惑地看著我。
“是的，拚圖遊戲！”我回答，“每一件事都離不開時間、空間和過程！我們把證明時間的線索放一塊，證明空間的放在另一塊，證明過程的再放一塊。最後用這些東西把案件發生的過程拚接出來。其中殘缺的，就是我們現在所要尋找的！”
李智林聽完來了精神，他取出筆紙，邊看案卷邊記了起來。我則翻看著以前的現場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