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密西西比那個潮濕的夏季，從繩梯處跑回來時，我的肺像是著了火一般，雙腿酸痛。並不是身體上真的覺得痛，更多痛來自內心。我振作起來，給自己施加的壓力比從教練們那兒感受到的壓力更大。在室內近戰訓練室裏，由於我注意力不集中出現了失誤。我也知道這個失誤是無法讓人接受的。如果我不忘掉壓力，將注意力集中在手頭的訓練上，我就不能再待下去了。任何時候，一些候選人都會被淘汰。
我跑回來，站在訓練室外邊，聽見裏麵斷斷續續的步槍聲，其他隊友在清理訓練室。在下一次重複訓練前，我們才有幾分鍾的時間稍微喘口氣。
我返回的時候，湯姆從高處的通道爬了下來。他把我拉到一邊說：“喂，兄弟，剛才你掩護了自己的隊友，那是完全正確。但你沒有對‘moving’回應就不能擅自移動啊。”
“哦，知道了。”我說。
“我知道在你以前待的部隊裏，你們這些家夥以自己的方式行事。或許，在那兒你根本不需要什麽指令‘moving’。”湯姆說，“但在這兒，我們得根據室內近距離戰鬥的規定統一行動，我們要等指令。如果你走運，能完成這項訓練，加入到第二層的突擊隊，我保證，你就沒必要進行基本的室內近戰訓練了。但在現在，仍要有這方麵的壓力，你得向我們證明，你會完成最基本的室內近戰訓練。我們有標準，如果沒有喊出可行動的指令，你就不能移動。”
“第二層”是突擊隊在弗吉尼亞比奇的指揮部。到綠隊的第一天，我們被告知不能進入總部的第二層。在我們完成訓練前，那裏是軍事禁區。
因此，進入第二層是我們的目標，也是一種獎勵。
我點頭答應，並迅速換了一個新彈匣。
那天晚上，我抓起一瓶冰鎮啤酒，並將清理工具攤在桌上。猛灌了一瓶啤酒，我意識到這是事實——我幸存了下來，沒被淘汰，“一口一口”地即將吃成一個“胖子”。這又是一次難忘的經曆。我離第二層更近了一步。
進行大量的室內近戰訓練期間，我們住在射擊場和室內近戰訓練室附近的兩間大房子裏。這兩間房基本上就是巨大的營房，經過海豹突擊隊和特種部隊的輪番**，已經千瘡百孔。裏麵擺滿了雙層床，但我大多數時間待在樓下的休息室裏。休息室裏有張台球桌，還有一台20世紀80年代的大屏幕電視，經常被用來收看體育賽事。放出的聲音更像是我們清理武器或者打台球放鬆時的背景噪音。
海豹突擊隊不大。大家彼此認識，或至少聽過對方的名字。從踏進比奇開始基礎水下爆破訓練的那天起，你就開始樹立自己的聲望。從第一天起，每個人就在議論聲望的問題。
查理把台球歸攏起來，要再打一盤，同時問：“今天看到你在樓梯那邊。搞啥名堂呢？”
查理是個大塊頭，智商發達。他雙手像鏟子似的，肩膀寬闊，大約有6英尺4英寸高，230磅重，嘴巴很大，整天罵罵咧咧的。
我們叫他“惡霸”。
查理以前是個水兵。他在中西部長大，高中畢業後加入了海軍。參加基礎水下爆破訓練之前，他在軍艦上待了一年，主要負責鏟除軍艦上的舊漆，其餘時間就是和別的水兵打架鬥毆度日。據查理講，隨艦隊出海就像跟著一幫暴徒航行一樣。他給我們講在艦上、碼頭、巡航時打架的事。因此，他不想待在艦上，而渴望成為海豹突擊隊的一員。
查理是班上數一數二的候選人之一。他很聰明，有進取心。來綠隊之前，他是一名東海岸海豹突擊隊的室內近戰教練，但這對他來說沒什麽影響。進室內近戰訓練室對他來說自然很容易，另外，他還是個神槍手。
“沒有回應可移動指令‘move’。”我告訴他。
“再這樣下去，你很快就會回到聖迭戈曬太陽。”他說，“你最起碼可以登上明年的日曆。”
海豹突擊隊在兩個地方有基地——加利福尼亞的聖迭戈和弗吉尼亞的比奇。這兩支隊伍在地域和人數方麵都存在競爭，但這種競爭是健康有益的。兩個基地之間差別很小，東西海岸的這兩支隊伍肩負同樣的任務，能力相當。但是西海岸的海豹突擊隊有一個“閑散的衝浪者”的名聲，東海岸的海豹突擊隊被看做是“穿卡哈特（Carhartt）工裝的農民”。
我隸屬於西海岸海豹突擊隊，所以和查理湊在一起就鬥嘴就成了一條猶如一日三餐一樣的鐵律，特別是關於日曆。“對吧，‘五月’先生？”查理竊笑著問我。
盡管我沒在日曆上出現過，但我的一些隊友為了慈善工作，前幾年出版過一些日曆。那些日曆上是一些光著上身的海豹突擊隊隊員，以聖迭戈的海灘、灰殼船為背景。這樣做或許能幫助窮人買點吃的，或者可以幫助病人與癌症做鬥爭，但也被東海岸的隊員們嘲笑了好幾年。
“沒人會讓東海岸的一幫皮白肉嫩的小夥子上日曆，”我說道，“所以你要是不服氣我們光著膀子在聖迭戈享受陽光的話，我也沒辦法。”我們鬥起嘴來就沒完沒了。“明天我們還是在靶場上把這事兒說清楚吧。”我說道。我沒有好的口才挑戰查理或者綠隊裏其他滔滔不絕的家夥。可以依賴的就是射擊了。大家都知道，我不是個能說會道的人，遇到這種場麵我最好是反擊後迅速後撤，然後盡力在第二天的射擊中勝過他們。我的射擊水平超過隊裏的平均水平，因為，小時候我在阿拉斯加長大，槍支幾乎是伴著我成長的。
從小時候起，我父母就不讓我玩玩具槍。小學畢業時，我就帶著一把“點22”式步槍。很小的時候，我就知道玩槍械要承擔怎樣的責任。對我們家來說，槍就是一件工具。“你要敬畏槍支，敬畏它所能做的事。”父親告訴我。父親教我如何射擊，如何與槍安全共處。但直到經曆了危險，徹底受到打擊之後，我才吸取了教訓。有一次跟父親打完獵之後，外邊非常冷，冷得都無法在室外清理槍支。於是我進了屋，和家人待在一起。母親在廚房準備飯菜，姐妹們在廚房玩耍。
脫掉了手套，我開始清理槍支。父親已經多次教我如何清理槍膛，強調要注意安全。要先把彈匣卸下，然後拉動槍栓，退出每一發子彈。之後朝槍膛看看，再朝著地上安全的方向扣動扳機。
但就在那個特殊的一天，我沒有注意槍膛裏還有一發子彈，我僅僅是卸下了彈匣，然後將槍朝向地麵，沒關保險就扣動了扳機。子彈從槍膛裏射出，嵌進爐子前的地板裏。我當時心不在焉，隻想著趕緊取暖。整個房間回**著嗡嗡的槍聲。
我嚇呆了。我的心怦怦直跳，跳得我胸口都疼，雙手也在顫抖。我看著父親，他盯著地板上的彈孔。母親和姐妹們跑了出來，看出了什麽事。“你沒事吧？”父親問。我結結巴巴地說沒事。然後檢查了一下槍，確保裏麵再沒子彈。我放下槍，雙手仍在顫抖。“對不起，”我說，“忘了檢查槍膛了。”
我尷尬極了。我知道怎樣擺弄槍支，但我很粗心，當時一心想著趕緊取暖。父親清理完他的槍，掛好了外套。他沒有生氣，他隻是想確定我是否明白剛才發生了什麽。
他拿著我的槍半跪在我旁邊，我們又一起重複了一遍清理槍支的步驟。
“你錯哪兒了？給我整個講一遍。”父親對我說。
“卸掉彈匣，”我對他說，“清理槍膛，檢查。關掉保險，朝安全的地方扣動扳機。”
接著我又反複做了幾遍清理槍支的全部動作，然後才把槍掛回牆上。往往一個小小的失誤就會釀成大禍，我得到了教訓。這是我一輩子都忘不了的一課。
就像那天在室內近戰訓練室練完之後，我就再也沒忘記“moving，move”的可行動指令一樣。
在室內近戰訓練期間，我們在綠隊的日常活動從黎明開始。每天一大早，我們先以班為單位集體進行訓練。剩下的時間，30人的班有一半的人去射擊場，另一半去室內近戰訓練室。午飯時分，我們再互換。
這裏的射擊場可說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了。這並不是基礎射擊訓練場，可以直線射擊目標。在這裏，我們得穿過障礙物，從燒焦的汽車殘骸後麵開火；全速前進，做一套引體向上的動作，之後朝一連串目標射擊。我們好像一直在前進。我們早已經過了基本的訓練，現在是練習在戰鬥中射擊。教官想方設法讓我們心跳加速，所以我們在射擊的時候必須控製呼吸。
我們的訓練設施包括兩間室內近戰訓練室。一間是由鐵軌枕木堆成的，有幾個長長的過道，裏麵還有幾間正方形的房間。另一間比較新，是組合式的，可以重組，變成會議室、浴室，甚至舞廳。我們很少會第二次見到同樣的布局。這樣做的目的是讓我們每天都處於新環境中，考察我們如何應付。
訓練的節奏很快，你慢了，教官也不會等你。訓練的速度真的很快，如果你第一天跟不上，你便極有可能很快被退回原部隊。就像電視中的真人秀節目一樣，每周都會有人被淘汰。於是我們的人數也越來越少。這一切的訓練其實都是為了讓我們準備好應對現實世界的真實挑戰，都是為了“揪出”那些“差生”，即所謂的“灰人”。“灰人”“混入”這支隊伍，他絕不是表現最好的，但也不是表現最差的。他能達到標準，但很少超過標準，一直都很不起眼。為了徹底淘汰“灰人”，教官每個周末會給我們幾分鍾時間，讓我們互評。
我們坐在遮陽棚底下破破爛爛的野餐桌旁，教官給我們每人發張紙。
“先生們，選出前五名和後五名。”其中一個教官說，“5分鍾後交。”
我們每個人必須匿名選出班上最好的五個人和最差的五個人。教官並不是每時每刻盯著我們，所以“前五後五”的評選可以讓他們更好地了解誰表現得更好。這些候選人可能是個神槍手，室內近戰訓練室的各種科目也不在話下；但是，訓練以外的他不一定懂得怎樣與人合作或相處。幾位教官會把我們選的名單與他們自己列的名單進行對照。我們的評估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每位候選人的命運，因為這份評估會更清楚地說明他們的表現。
最初，誰是班上的後五名還算比較明顯，很容易看出哪些人的能力比較差。但是，那些人被逐漸淘汰了以後，再挑出後五名就不那麽容易了。
我列出的前五名裏一直都有查理，也有史蒂夫。史蒂夫跟查理一樣，也是東海岸的海豹突擊隊隊員。周末或訓練期間，我們三個經常在一起。
不訓練的時候，史蒂夫就讀書。大多數時候，他讀的是非小說類的圖書，重點是時事和政治。他還有一個不錯的股票投資組合，偶爾閑暇時，他會在筆記本電腦上關注一下。他不光是傑出的海豹突擊隊隊員，在政治、投資、橄欖球方麵水平也很高。
史蒂夫長得很厚實，但不是遊泳運動員那樣，而更像是一個橄欖球後衛隊員。查理常嘲笑史蒂夫長得像隻土撥鼠。
他是為數不多的幾個在手槍射擊訓練中總能擊敗我的人之一。我在每天訓練結束之後，都會看一下他的得分是不是超過我。和查理一樣，史蒂夫在來綠隊之前，就是東海岸室內近戰教官。他曾有過三次部署作戰的經曆，而且他是東海岸海豹部隊中為數不多的有實戰經驗的人之一。那段時間隻有西海岸的海豹部隊曾被部署到伊拉克或阿富汗。20世紀90年代後期，史蒂夫被部署到波斯尼亞，他的小組在那兒與敵對者交過火，那是“9·11”恐怖襲擊事件之前和敵人進行過的交火之一。
在我的名單上，查理和史蒂夫似乎總是排在最前麵。隨著剩下的人越來越少，評選變得也越來越難。“選出後五名簡直讓我發瘋。”有天晚上我對史蒂夫說。我倆正坐在射擊場的桌子旁清理步槍。“上周你選的最後五名都是誰？”他問道。
我一口氣說了幾個名字，好幾個和史蒂夫選的一樣。“我真不知道這周該選誰了。”我說。“想過把自己寫上嗎？”史蒂夫說。“我已經選好三個了。還有兩個我真不知道該選誰。”我告訴他，“要不我們把自己寫上算了。我可不想把別人放上去。”我覺得我倆在班裏都挺優秀的。“我準備冒個險，”史蒂夫說，“我們得湊夠五個名字。”
幾周前，我們盡量讓自己不填寫後五名。作為一個集體，我們決定抗議，去找教官理論。然而這樣沒能持續多長時間。那天晚上，在一整天訓練後，我們沒有被命令休整，而代之以懲罰性的跑步或推車，就這樣折騰了好幾個小時。
那個星期五，最後五名的名單中我寫上了自己的名字。史蒂夫也寫上了他的名字。史蒂夫勇於維護他認為正確的事情。作為班裏的領袖，當他有個什麽想法的時候，大夥都聽他的。
密西西比室內近戰訓練整體結束前，班裏幾乎1/3的人都被淘汰了。那些被淘汰的人往往不能快速處理信息並在瞬間作出正確決定。並不是因為他們能力差，而是因為許多人要經過重新選拔、通過第二次測試才行。那些沒有通過選拔的人，就會回到原來的隊伍。回去以後他們還是最棒的隊員。
指揮部有傳聞說，如果你能通過室內近戰訓練，你就有五成把握通過綠隊選拔。教官們也聽到了同樣的傳聞，所以當我們回到弗吉尼亞比奇的時候，他們還是不斷給我們壓力，不斷提醒我們離成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9個月的訓練才過去了3個月。接下來的6個月將一樣艱難。室內近戰訓練結束後，我們接著進行爆破、陸地戰、通信聯絡等科目訓練。
海豹突擊隊的核心任務之一就是練習登船。我們花了好幾周時間進行登船訓練，小到遊艇，大到貨輪。盡管我們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會花費很長時間，但我們在海上也得照樣精通各種作戰技能。我們一遍遍地演練“飛躍海灘”行動：我們要遊過碎波區，巡視海灘，實戰突襲。之後我們潛入海中，遊回我們遠離海岸的船隻。
訓練的最後一個月，我們進行了VIP安保任務的訓練。阿富汗總統哈米德·卡爾紮伊（HamidKarzai）的安保任務是從海豹突擊隊中選出的隊員受命執行的。我們還參加了SERE（生存、逃避、抵抗、逃跑）高級課程的學習。
這門課程的關鍵是應對壓力。
教官把每個人都逼到疲憊不堪、瀕臨崩潰的邊緣，迫使我們在最糟的狀態下作出重要的決定。這是教官能模仿真實戰爭中的壓力的唯一方式。任務完成的好與壞，直接反映出每個受訓者在困境中處理複雜情況的能力。綠隊選拔和基礎水下爆破訓練不太一樣，因為我知道，即使沒有一絲一毫的懈怠，但僅僅通過遊泳、跑步、寒冷抗忍測試，堅持不退出是遠遠不夠的。
綠隊選拔訓練的是心理意誌的堅韌性。
這段時間，我們也在學習海豹六隊的團隊文化。在整個綠隊選拔期間，我們每天有一小時必須模仿被召喚並立即到達第二層的情景。一旦接到此命令，呼機便會叫起來。我們必須在一小時內跑回總部報到。每天6點，我們都會收到一個用於測試的命令呼叫。教官們把呼機變成了我們的另一個壓力來源。有好幾次，天不亮呼機就響起來，驅使我們馬上開始訓練。
在一個周日的午夜，呼機響了。我努力驅趕著睡意，跌跌撞撞地及時趕到基地，被告知帶上我的體能裝備待命。我們要進行體能測驗。
一旦有任務，我們得在一小時之內趕到，也不能醉酒。當有召喚命令時，我們得處於絕對勝任狀態。一得到出發命令，我們就要登上飛機，在幾小時之內趕到世界的任何一個地方。
很快，隊友們陸續到達。有些人似乎是正要去酒吧就被半路截了回來。
“你這是喝醉了嗎？”我聽到教官在問一名隊員。
“沒有的事。我就是在房間裏喝了點啤酒。”他答道。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了，一個小時的時限馬上就到了，但我還是沒有看到查理。
他遲到了大約20分鍾。教官氣炸了。由於路上超速，查理被開了張罰單，這耽誤了他更多的時間。幸運的是，教官隻是罵了他幾句，他仍被留了下來。
這9個月的綠隊選拔訓練隻剩下幾周的時候，我們開始聽到分配的傳聞。為了補充中隊力量，幾位教官將對全班排名，突擊隊的士官長會坐在桌旁從我們的綠隊裏挑選新的成員。
個別突擊中隊經常處於流動狀態。他們有時被部署到海外，有時接受幾個月的訓練，有時待命好幾個月。待命期間，隨時會有部署作戰命令。分配結束後，教官貼出一張詳細名單。我，還有一大幫朋友，包括查理、史蒂夫都被分到一個突擊中隊。“嗨！祝賀你！”湯姆見我在看名單，向我表示祝賀，“做完教官工作後，我會回到那個突擊隊任一個戰鬥小組的組長。”他說。
海豹突擊隊隨時都會被部署到海外。每個突擊中隊的核心是各個戰鬥小組。每組都由隊中的資深士兵帶領，大約有6名成員。這些小組構成了一個個排，由一名海軍少校領導。好幾個排組成一個中隊，由一名海軍中校領導。另外還有情報分析人員和後勤支援人員。
當你加入一個小組的時候，你會慢慢地升職。你通常會待在同一個小組裏，除非被調出擔任綠隊的教官或者調動你參與聯合行動。
分配第二天，我帶著我的裝備來到了第二層。我跟著史蒂夫和查理走進中隊指揮部。房子很大，一角有個小酒吧和廚房。我們每個人都帶了一箱啤酒，這是你第一次在中隊露麵時的傳統。
我們中隊目前正在待命狀態，隨後會被部署到阿富汗。一些綠隊的隊友已經在收拾裝備，隨各自的中隊以新兵的身份等待部署。
靠牆那邊是指揮官和士官長的辦公室。一張大桌子占據了房間的大部分，周邊是帶電腦的小桌子。牆上掛著幾台做簡報用的平板顯示器，剩下的地方掛滿了其他像澳大利亞特種空勤團（SASR）這樣的單位送的匾額，還有以前完成任務後獲得的紀念品。20世紀90年代，中隊抓獲了一名波斯尼亞戰犯之後，就在牆上的一麵匾額上固定了一個帶血的頭罩和一副塑料手銬。牆上還掛著海軍上士尼爾·羅伯茨（NeilRoberts）的班用機槍。在阿富汗進行的“巨蟒”行動中，兩枚火箭推進榴彈（RPG，即火箭彈）擊中CH-4支努幹重型戰鬥運輸直升機，他從直升機上掉了下來。戰爭開始的時候，他就被塔利班殺害了。
我們在桌子的一頭排好隊，這時我看到這些留著長頭發、長胡須的資深前輩。他們大多數人胳膊上刺有文身，隻有不多幾位穿著製服。綠隊選拔訓練快結束時，我們都開始留頭發、蓄胡須了。多年來，裝束條例修改過好幾版。在戰爭時期，你理不理發，人們並不很在意。人們在意的是你在戰場上的表現。這是一幫衣著雜亂的專業人員。我們的背景各不相同，我們的興趣愛好也不一樣。但我們的共同點就是，為了更多人更大的利益，我們願意犧牲我們的時間，甚至犧牲我們的生命。
在隊部裏，那些前輩讓我們作自我介紹，簡短地講一下自己的經曆。“惡霸”查理是第一個作自我介紹的人。還沒等他說出自己的名字，就遭受了那些老家夥們的噓聲和嘲笑。
“閉嘴！”那些家夥喊道，“老子不感興趣！”
我們每個人的自我介紹都遭到了這樣的禮遇。但是後來，那些家夥還是熱情跟我們握了手，幫我們整理裝備。大家有說有笑，忙忙亂亂的，也沒工夫想剛才那些事了。當時戰事仍在繼續，沒時間浪費在怎樣對付新兵這些瑣事上。
我覺得自己到家了。
這正是自從我加入海軍之後想成為其中一員的那支隊伍。在這兒，你想多優秀就多優秀，想作多大貢獻就作多大貢獻。對我來說，我不再擔心失敗，而是想去行動、去超越。
一年多前，在為期3天的篩選中我學到的東西在這裏一樣適用，即僅僅達到標準是遠遠不行的。
在整理裝備的時候我意識到，我得再一次從零起步證明自己。僅僅通過了綠隊選拔不算什麽。房間裏每個人都通過了選拔測試。我暗自下了決心，要做這支隊伍裏最有價值的人。我必須竭盡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