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用嚴厲來形容斯賓塞是遠遠不夠的。如果真把他比作是一位父親，那麽他的孩子的死亡率可能是相當高的，對於跌倒的孩子他不會伸手去牽扶一把，而隻是在一旁冷眼旁觀。至於他的內心是不是充滿了關愛，對事實的結果並無影響。
以斯賓塞的名字為標簽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就這樣在各種目的的反複辯論和宣傳下變得越來越清晰，並漸漸成為不討人喜歡的理論。其所闡述的原則聽起來充滿了冷漠的恐怖情緒，並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拿起來當成是殺人的利器。
殺人者從“社會達爾文主義”中找到了極好的借口，其中的代表是提出胚胎重演律的海克爾。他本身是一個動物學家，生物進化的係統樹概念就是他提出來的。他在科研之餘也喜歡思考問題，於是披了一個哲學家的名頭。雖然他更相信拉馬克的用進廢退理論，但仍然向德國引入了達爾文的自然選擇進化論，然後進一步蛻變成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擁躉。他在《生命奇跡》中寫道：“我們的文明國家人為地養育著成千上萬得了不治之症的人，比如神經病者、麻風病人、癌症病人等，這對這些人本身和對整個社會沒有任何好處。”他把得了不治之症的人視為社會的廢物和累贅，並堅定地到處宣傳德國優越論，把英國、法國、俄國及意大利等統統不放在眼裏，甚至以科學研究的名義發表宣言說：“高等人與低等人之間的差別，要比低等人與高級動物之間的差別更大。”
海克爾是當時德國學術界的權威，他說的話自然有著非同尋常的影響力，這番言論使他順利坐上了“納粹主義的鋪路人”的寶座。他毫無保留地支持獨裁和侵略，是一個典型的民族沙文主義者。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失敗雖然讓他很沮喪，但他並沒有反省自己，而是宣揚要繼續戰鬥，隻有這樣才能保持德意誌民族的人種健全。
海克爾與斯賓塞不同的是，斯賓塞更看重自由發展，反對人為的控製。海克爾正相反，因為在學術上傾向於拉馬克，所以更相信人類能夠把握自身的方向，並積極影響自己的未來。這種雄心勃勃的進取在個體發展上並沒有大錯，但用於國家層麵，則是一場血淋淋的悲劇。
海克爾雖然在1919年就死了，但希特勒已經在他的理論的影響下成長起來了。其實希特勒的幫凶還不止是“社會達爾文主義”一種，在此基礎上派生出來的優生主義和種族歧視理論才是真正喋血雙煞。
優生學並不是一開始就被指為偽科學的，早些時候也挺受人尊重的。很多人情不自禁地相信，騙子的兒子仍然是騙子，無能的飯桶的繼任者隻會是另一隻飯桶，用中國人的話說就是“老子英雄兒好漢”；另一句話則更通俗：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當政治家們用這些東西來作擋箭牌時，他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麵對社會上的不平等現象了：那似乎是生物學的原因造成的，而不是社會問題。這是政客們嘴裏最冠冕堂皇的借口之一。
達爾文的那位表弟高爾頓，在達爾文的支持和鼓勵下，首先提出了優生學理論。他主張：應該像培育優秀作物和家畜那樣培育優秀人種，以獲得更強大的競爭優勢。高爾頓也曾四處遊曆，學識同樣廣博，寫了很多東西，提出很多理論，其中以其對“優生學”的名聲最大。他通過大量的家族調查，對人類智能和遺傳關係進行了深入研究，費了很大的力氣，結果得出了一個錯誤的結論：智力是可以遺傳的。由於熱情過度，他對貴族家庭的研究最終陷進了種族歧視的深淵，明確聲稱“法官的才能往往是遺傳的”，“優秀種族”之所以優秀，是因為他們天生優秀。在高爾頓的眼裏，貴族的後代往往聰明智慧、身體健康、儀容美麗、道德高尚；而下等家族則一貫的愚昧、有病、容易犯罪，此外就是弱智和低能。
高爾頓的結論在當時就受到了抨擊，因為明顯地他沒有把後天的因素考慮全麵。針對這一指責，高爾頓對研究工作進行了改進，生物統計學也因此得以完善，一舉奠定了一門重要學科的基礎。為了更好地為自己的理論服務，高爾頓於1904年創建了優生學國家實驗室。優生學看上去越來越像一門正經的科學了，它的研究目的說白了就是，讓優秀的人多生孩子，而窮鬼們自然要克製一些，少生一些，有問題的人，比如精神病患者，則幹脆不讓他們生孩子。
在優生學的考量下，百姓被輕而易舉地分為上等公民和下等公民，劃分的標準是個人財富的多少。
可是，財富隻是一種人為標準，在生物學領域這一標準是不存在的，其他生物們從來不去銀行存款，它們隻看誰能留下更多的後代。以此標準反觀人類社會時，會發現一條極具諷刺性的現象：社會精英在殫精竭慮地狂掙社會財富，花在生孩子這件事情上的時間大為減少。
看到了財富並不是成功的最佳標準後，高爾頓提出一個修正方案，應該以個人的實際收入情況來衡量成功的大小，從而把父輩的財富造成的假象排除掉。他以為，收入越高的人才是真正成功的人。但同樣地，這種考慮沒有照顧到生殖能力問題。一個毫無性能力的億萬富翁，從生物角度來看，無論如何算不上是成功者。當那些富翁們坐在百萬俱樂部裏態度雍容地談論著高級奢侈品時，他們忘了，他們沒有留下足夠多的後代；而另一些人，或稱為窮人，他們卻什麽也不做，百無聊賴，整天隻是生孩子。如果這樣搞的時間長了，社會整體素質將會大大降低。優生主義者們為此而憂心忡忡。
生物學家的考慮更全麵一些。華萊士也對財富不均與生殖能力不對等問題表達了自己的擔心。富有的男人不一定滿足生物學的成功標準，而且極有可能因為挖空心思地掙錢而過早**。但在現代社會中，由於他們的富有而給女人造成了一種成功的假象，於是對配偶的選擇不再是根據體格而更多的是根據掙錢的能力，這對社會的長期發展是不利的。華萊士正是據此支持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思想的。按照社會主義的設計思路，政府會盡最大努力讓所有公民的工作機會和財富收入大致均等。這樣一來，男男女女在挑選對象時就不會太在意對方的經濟地位，強壯的體格將被重新提升為關注的焦點，**美女才會再次遍地橫行，人種素質因此而得到猛烈提高。
可惜華萊士沒有看到社會主義理想在一些國家的具體實踐效果，權威政府具有強大的力量，甚至可以在短時間內令人發狂，但還沒有強大到可以長時間完全左右人性的地步。
優生學理論在高爾頓的學生皮爾遜(KarlPearson)那裏得到了重要發展。皮爾遜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忠實追隨者。這個人對應用數學、統計學和生物統計學等學科都有重大貢獻，對曆史和人類學研究也很有成就，是一個博學的人。正是他把生物學研究和社會與曆史問題聯係起來，應該算是社會生物學的早期開創者之一。擁有廣闊的學術視野和極強的社會責任感本是好事，不過有時，皮爾遜把他的知識和責任感用錯了地方。
皮爾遜對他的師叔達爾文非常崇拜，把達爾文看成是這個世界的救助者，給我們的生活和我們的世界以新的意義。通過對達爾文的高度肯定，皮爾遜把個體生活和社會生活的關係推向了一個新的層次，而這個新層次是建立在把自然選擇直接應用於人類社會的基礎上的，也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基礎。隻不過皮爾遜的表現形式是優生學。
皮爾遜指出，任何民族的經濟條件都與它的國民的生殖率有關，也與它和敵國的戰爭結果有關。這些戰爭，無論借口如何，都毫無例外地是為了爭奪土地和食物。構成一個民族極其重要的因素主要包括財產所有製、婚姻和家庭生活，而這又與貧窮和性道德密切相關。所以，財產分配和性關係把人與人聯係了起來，這種聯係的好壞，直接影響到民族生存。人類社會的所有法律都是為了使這種關係保持有序狀態。
皮爾遜相信生存鬥爭是人類進步的動力，並嚴厲批駁了海克爾的觀點，認為海克爾的弱肉強食理論會導致獨裁和殺戮。他看到了這樣一個事實：全世界的人正越來越變得相互依賴。所以皮爾遜讚揚民主，甚至理解社會主義。
但皮爾遜並不認為人類的理想社會可以天然降臨，進步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充滿了痛苦的過程。人類在荊棘之上艱難前行，一些落後的民族被擠掉隊了，他們沒有找到通向文明的正確路線，最終走進了死胡同。他們的失敗替成功的民族築好了進步的階梯，人類正是通過這些血肉築成的階梯一步步走向更加光輝的成功，越來越充滿智慧和豐富的感情，也越來越遠離原始野蠻的狀態，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
皮爾遜描述的這個人類走向光輝的路程其實是一部民族殺戮史。在這一思想照耀下，殖民主義變得光明正大起來。他們不再為自己的無恥行徑備感羞澀，相反，卻可以高舉全人類共同進步的旗幟勇敢地掠奪。這種理論和政治結合時，便產生了可怕的效果，那不再是紙麵上寫下的一行行墨色的理論，而是戰場上槍炮的隆隆轟鳴和遍地流淌的鮮紅的血。
因為所有的話都說得冠冕堂皇，而且似乎聽起來也符合自然選擇，所以優生學的追隨者越來越多。而高舉這一偽科學大旗的，不少是科學家以及受到了科學家蠱惑的政治家。力量的壯大，使他們有了更加可怕的想法。
優生學運動主要在兩方麵展開：一是保證讓“成功”的人多生孩子；二是讓“不成功”的人少生孩子。
用什麽來衡量成功呢？財富的標準已經過時了，看生殖力吧，雖然可能更科學些，卻總讓人感覺不那麽舒服，怎麽聽怎麽像研究動物的名詞，關注社會的優生學者們後來開發出了另一個舉世皆知的標準——智商。很多人都把自己的智商高低看成是個人機密，他們一般不願測試。測試出來後，一般又不願對別人講，除非是智商特高的那種。萬一智商比別人低，聽起來是一件很丟麵子的事情。
其實還不僅僅是麵子問題。一部分人通過奮鬥取得了一定的社會地位以後，無論“智商”高低，都需要努力保住自己的社會地位。他們大多忘記了自己當年辛酸的奮鬥史，轉而鄙視仍然在社會底層的普通人，並熱切希望自己的成功基因會一代代傳下去，且不願看到自己掙來的錢用於幫助那些因各種原因仍在貧困線上掙紮的人。他們憂慮，因為那些窮人們生孩子的興趣似乎正在空前高漲，看不到收手的時候。再多的經濟資助似乎都不可能解決窮人的根本問題：貧困是由他們的劣質基因決定的，對這些人最客氣的方法就是絕育，其他做法都是多餘的，當然也就是浪費的。
激進的優生學運動者主張對低智商的人生育活動加以管製，通過一切手段不給他們製造任何談戀愛的機會，最決絕的措施就是給他們實施強行絕育。而這種主張隻能借助國家力量來推行，其赤祼裸的目的就是消滅所謂“不適應”者的生殖權力。
德國人做事認真，在優生學上的表現也是出類拔萃的。他們因為過度熱情而表現出了瘋狂狀態，專門成立了一個“種族衛生”協會，大力鼓動納粹德國采取有利於種族的優生措施。成千上萬的精神病人被絕育，優秀的婦女被敦促要多多懷孕，成批製造子虛烏有的“雅利安人種”。“雅利安”是高尚的意思，借用這一名詞來為自己的種族命名，以為這樣自己就真的會隨之而高尚起來。在他們眼裏，北歐和日耳曼諸民族是最純粹的“雅利安人種”，要比黃種人和黑種人更加高等和優秀。臭名昭著的英國軟蛋首相張伯倫(HoustonChamberlain)在被德國敲打之前，也曾是這一理論的積極鼓吹者。
到20世紀30年代時，這種無聊的說法已被人類學的科學研究所摒棄，但在社會上的影響卻無法及時消除，德國開始對非“雅利安人”開展了大規模的強製節育運動。其涉及的人數，到目前為止，僅次於中國的計劃生育人數。優生運動猖獗一時之際，希特勒利用德國人的亢奮情緒，隆重推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場大戰本來是要消滅猶太人等非“雅利安人種”的，後來英、美、德、法等“雅利安人”卻混戰成一片，自認為純種“雅利安人”的德國不惜屈尊與黃種的日本人結成聯盟，並一度拉攏中華民國的統帥蔣介石。事後可以看得更清楚，他們隻是為了各自的利益而投入到這場混戰之中，人種與遺傳問題等優生學考慮隻不過是一個可恥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