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生學正是因為和希特勒的名字聯係在一起而變成了人人憎恨的偽科學，但所有的父母仍然希望自己生下來的孩子是一個天才。現代分子生物學的發展讓他們萌生了更多的希望，如果可能，大概都會要求通過基因設計的方法生下一個完美的孩子：邦德一樣的體魄與魅力，外加愛因斯坦般聰明的大腦；如果是女孩，當然也要用驚人的美貌與此般配啦！
當馬克思主義者霍爾丹以科學的態度公開抨擊優生學時，這種運動的形象開始一落千丈了。特別是德國納粹的極端行為讓世人非常反感，人們認識到，以優生學為掩蓋的種族大屠殺才是一種更為可怕的事實。如果不加控製，任何人都有可能被以任何標準劃分到失敗者的行列中去，並遭到國家力量的清洗，這將是一個濃黑的深淵，沒有人能夠獨善其身。而遺傳學的發展更向世人證明了，人在基因水平上根本沒有本質的區別，優生學所假借的科學基礎根本就不存在。陳勝在幾千年前說了一句狠話：“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從生物學角度來說，基本是正確的。乞丐出身的朱元璋，最後也照樣當上了皇帝，這簡直就是對優生學理論的公開偽證。
支持陳勝和朱元璋的熱情的社會工作者們相信，“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和“天助自助者”是人類自尊自強的基礎。當社會出現問題時，應積極尋求改革方案以改變現狀救助窮人，而不是坐視自由競爭的惡性循環隨意運轉。他們相信社會背景和國家教育可以決定一個人的品性和內涵，窮人並不是天生的命賤，他們經過自身的努力和社會的救助，也一樣會取得通俗意義上的成功。馬丁？路德金在他的名世雄文《我有一個夢想》中提醒各位，請一定不要用一個人的膚色來看待他們的個性與素養。
但優生學並沒有死掉。它經過改頭換麵，仍以各種形式存在著，並把生物學的核心領域遺傳學拿來支撐門麵，根據不全麵的研究成果而臆測人的能力是可以遺傳的。有一段時間，諾貝爾獎獲得者捐獻**的事情被吵得全球熱鬧一片，正是這種臆測的後續表現。大家都天真地認為，諾貝爾獎獲得者的**搞出來的孩子天然的聰明，豈不知這隻是一種自以為聰明的天真表現。
居裏夫人(MarieCurie)得了兩枚諾貝爾獎，她丈夫也得過一枚，她們的女兒又得了一枚，但這並不是優生學的成功，而隻是諾貝爾獎曆史上的一幕極有戲劇性的特例。後來稀稀落落地也有幾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的兒子再次得獎，那都是很多因素造成的，特別是家庭教育的因素非常重要，父輩在某一領域的巨大影響也有助於他們的子女們順風順水地開展相同的科研工作。前麵提到過的那個反對達爾文進化論的物理學家開爾文也得了諾貝爾獎，他的兒子繼續得獎，但這並不能說明遺傳的重要性。因為開爾文有七名學生也得了諾貝爾獎，這些學生與開爾文沒有任何血緣關係。如果以這些特例證明智力能夠遺傳，那將是一個非常輕浮的推理結論。
不過居裏夫人說過的那句名言“弱者坐待時機，強者製造時機”在激勵了一批人的同時，也打擊了另一批人，這位著名的女性沒有定義她這句話裏的“強”和“弱”是什麽意思。可以肯定的是，不全是指智商的高低。
人類的所謂聰明，主要靠後天學習得來，先天遺傳所占的比例並不是如眾人想象得那樣重要。一個人的智力與後天所受的教育和生長的環境有很大的相關性，但每一種因素都不是決定力量。這是一個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複雜過程，偏頗於某一個方麵或更看重哪種影響都是不合適的。
雖然有研究聲明，有些神經係統的特征是可以遺傳的，但神經係統並不是智力的關鍵，它與營養一樣，隻不過是因素之一而已。甚至有研究發現了與聰明有關的基因，但在這個問題上存在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到底什麽是“聰明”？智商高低到底有什麽意義？一個數學天才可能在語言方麵是個白癡，而一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可能會見了數字就感覺頭疼，他們誰更聰明呢？智商標準已經受到了普遍懷疑，人們找不到生理機能和智力之間的明確聯係，愛因斯坦的大腦被好幾個實驗室研究來研究去的，結果一篇像樣的論文都沒有發表，因為看不出與常人有任何不同。
在優生學話題中，不能不提到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從中國的國情出發，自20世紀80年代起強製公民計劃生育，同時大力提倡“優生優育”，相關政策極具“社會達爾文主義”色彩。《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在2001年新增的第十條第三款，明確規定“婚前患有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婚後尚未治愈的婚姻無效”，此條款與禁止近親結婚並列，可見其嚴肅程度。
其實，中國政府對優生學的內涵進行了改造，其含義與高爾頓的原意已有所不同。從上述法律條款可以看出，政府似乎是在不加選擇地鼓勵所有的人都生下更優秀的孩子來，所以，沒有太多的歧視成分。好在中國人的種族問題也不是很嚴重，種內的一些歧視現象也都控製在可以忍受的範圍內。社會的關注焦點也還遠遠沒有上升到爭論優生學真正內涵的水平，所以對這個問題的關注程度遠不及西方社會。在西方，關於優生學的爭論將持續下去，基因決定論和反基因決定論仍在無休止的論戰中。先天遺傳和後天教育在一個人的綜合表現中很難清楚地分開，決定了這個爭吵將永無止境。
但影響無疑是巨大的。所有人都想生一個更優秀的孩子出來，現代科學為他們提供了某種方便。美國流行自助優生，他們甚至刊登廣告尋求優秀的卵子，**庫也利用諾貝爾獲得者的**來大作噱頭。所有這一切，都將在社會中產生更廣泛的影響，這種影響仍將長時間持續下去。
好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另一個幫凶，也就是種族歧視思想，倒是已經在社會輿論中處於絕對弱勢的地位，短期內也沒有大規模抬頭的可能性。但並不表明這個問題已經得到了徹底解決。
種族歧視思想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衍生出來最可怕的思想，是以白種人為核心藐視其他種族的可恥理論，白種人可以據此心安理得地奴役黑種人。他們以天生的優越感很負責任地宣布說，白色人種必須以文明教化全球的有色人種。這種說法聽起來很感人，但做起來卻是另一回事，殖民擴張造成的殺戮和種族滅絕是血的事實。白種人不斷為自己的惡行從科學上尋找辯護，他們認為曆史上發達的人種一直在消滅劣等人種。遠的種族滅絕不說，近在眼前的美洲印第安人和澳洲土著及塔斯馬尼亞島民的消亡，都隻不過是優勝劣汰的自然過程。站在這種立場上考慮問題，他們就可以把人為造成的災難性責任推在一邊，對猶太人和吉普賽人的迫害也就不足為奇了。文明的美國則到處掛滿了“whitesonly”的牌子，隻為白種人服務，黑種人小孩子甚至不許牽一牽白種人小孩子的手。
可是，白種人內部也需要分出高低。根據自然選擇原理，有人把北歐的日耳曼人當作是最優等人種。因為他們常年生活在寒冷的氣候下，惡劣的環境迫使他們不斷進化，已經發展出了高超的生存技能，終於成為人上人。他們富於冒險和擴張的精神是他們比別人強大的證明。與此成對比的是，非洲的氣候溫暖，人們不思進取，自然選擇顯不出強大的淘汰力量，人種也就得不到更好地改進和提高，所以一直很次。達爾文的鬥犬赫胥黎也是這種理論的積極鼓吹者之一。危險的種子就此埋了下來。
白種人四處擴張，魔爪伸遍世界各地，從美洲到澳洲、太平洋到大西洋，船帆揚起、槍炮齊鳴，一些弱勢群落就這樣被無情地滅絕了。他們甚至不給孔聖人麵子，居然一口氣打到了中國。成吉思汗的後人們追悔莫及，他們本應在13世紀的時候就把這些自以為優越的白種人用鐵蹄碾為灰塵。
根據達爾文的本意，“進化”一詞是錯誤的，“有修飾的改變”才是他的本意。在自然選擇麵前，本無所謂高級與低級。貴為萬靈之長的人，與消化道裏庸庸碌碌的細菌，都隻不過是自然界的一員而已，同樣要麵臨自然選擇的淘汰與選擇。現在人類自己卻硬要在人類之間分出個高低上下來，這隻不過是一廂情願的愚蠢行為。縱觀人類短短的幾千年文字曆史，風水輪流轉，沒有哪一個民族可以永遠稱霸世界。一旦環境發生劇烈變化，人類甚至都不可能比曾經占據地球一億多年的恐龍更具適應能力。萬物化為灰塵以後，誰又會在意，在這顆小小的星球之上，曾有那麽一群自以為是的生物，因為各自的地位問題，互相爭得是頭破血流、橫屍遍地呢？
不過，從動物行為學的角度看，動物群體內部爭搶更高的地位，是一種再自然不過的行為了。隻不過人類的技巧稍高了一些，加上了槍炮和漂亮的說辭而已。
好在人類與動物還是有所區別的。自由和平等已成為基本認識，包括中國在內，都要努力實現公民之間的實質權力平等，盡管這一工作還需要付出相當大的努力，但總算是已經在路上了。出於社會達爾文主義潛在的影響，有人對此是不能充分理解的。落後地區的高考學生與發達地區學生的分數線是不一樣的。國家對新疆西藏等教育落後地區采取了一定的照顧政策，這曾經被評論認為是不公平的。表麵上看來是不公平的，但實際上是一種機會平等的努力。這一點，應該向美國學習。
美國於20世紀60年代通過了種族平權的選舉權法，並通過了特別照顧少數族裔的“肯定性行動”法令。也有人指責這是在破壞機會均等的原則。當年的約翰遜總統針對這一意見評論道：你不能把一個因常帶鐐銬而跛腿的人放在起跑線上，並對他說，你現在可以與別人自由競賽了。這種表麵上的機會均等是實質上的機會不等。
但是，在現有的體製內，在這種發展模式下，社會分工的不平等現象仍將長期存在。所有人不可能站在真正的水平線上，他們仍將麵對地位高下之分和機會不平等的問題。生物學研究正在揭示社會等級對人的影響。
在一個組織機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上下級關係，職位高低可以影響到一個人的健康狀況。對於權力欲較強的男人而言，職位的下降幾乎立即可以引發心血管方麵的疾病；而自由權力越大，則內分泌功能和相應的健康水平都會有所提高。在一個等級社會中則更是如此，統治者因為占據最大資源而獲得最好的營養和生物條件，他們身體倍兒棒，信心充足，內分泌有條不紊，智力也明顯高於平均水平，油光滿麵，妻妾成群，子孫滿堂，生活充滿了陽光；而下層人民則不能施展自己的誌向，內心的壓抑帶來內分泌失調、血壓升高、免疫能力下降，甚至因此而影響到生存能力，獨守一室，孤影清絕，得不到別人的同情，也沒有美人顧盼。社會的不平等就這樣被放大，然後保持下去。處於上一階層的當權者如果沒有特別的需要，是不會主動放棄自己的既得權益而去做普度眾生的蠢事的。所謂善政愛民，隻不過是利益權衡之下的權宜之計罷了。
在這種情況下，追求“人民當家作主”當然是大多數人的心聲。這也是“民主”成為當今社會主流價值觀的一個重要原因。
有學者曾空洞的感歎說：不幸的是，中國沒有社會達爾文主義，有的卻是其對立麵——社會主義，那是一種讓不適者生存的主義。這當然是對社會達爾文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雙重誤解。沒有不適者，那種把人當作生物來對待的社會觀念早已過時了，現代社會的任務就是以最大的平等付之於每一個人。
但這種誤解在公共管理中還有所體現。我們國家還存在大量類似的問題，社會生活中的種種歧視性政策還沒有被完全認識和重視。解決這些問題需要高度的智慧和超越“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更高級的人類情操，我們還需要更多的努力。
以科學的眼光看待未來，我們的前途無疑是光明的。而結合達爾文的進化論，引起越來越多的思考，恰是此前被大量扭曲的馬克思主義，這被認為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一個優秀替換者。
馬克思本人更關注的是社會和製度問題。他對人的本性的研究缺乏係統性，但這個大腦袋對於人性的認識自有其獨到的閃光點。他堅持人類是一種自然的產物，是自然的一部分，當然也是進化的產物，本質上並無奇特之處。但同時，他比自然科學家們樂觀的是，他相信人類有極強的自我發展能力，並能在一定程度上創造和改變自己的本性，從而塑造自己的未來，建立在這樣一種思想基礎上的社會，必將是一個理想的社會。
這樣一來，似乎扯得有點太遠了。
還是回過頭去，繼續說生物進化理論的故事。這一次，該輪到新達爾文主義出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