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連達爾文自己都拿不準，其他人就更容易動搖了。達爾文去世以後，“新拉馬克主義”的風頭漸漸強勁起來，特別是達爾文對遺傳問題的不充分認識，令很多科學家感到迷惑。在1900年前後，許多堅定的達爾文主義者都轉而相信“新拉馬克主義”，甚至斯賓塞和海格爾都認為，需要把自然選擇和“新拉馬克主義”結合起來共同解釋進化現象。這一段時期被稱為達爾文主義的黑暗期。
不過“新拉馬克主義”者也麵臨著強大的挑戰。當魏斯曼對其提出嚴重質疑以後，他們必須用實驗來證明自己的正確性；可惜，能夠被派上用場的實驗成果很少，僅有的幾個實驗還經不起反複推敲。遺傳學誕生後，“新拉馬克主義”者更是被逼進了絕境，他們必須證明在遺傳水平上的突變是可以傳給下一代的。正是在這種迫切需要之下，奧地利學者卡梅勒(PaulKammerer)出場了，其人是拉馬克獲得性遺傳理論的狂熱支持者。為了向世人證明拉馬克理論的正確，他在20世紀20年代設計了一係列實驗來證明獲得性是可以遺傳的。其中的一個典型實驗是用產婆蟾做的。
產婆蟾主要產於歐洲，是一種陸地生活的蟾蜍，春夏季時在陸地上**。卡梅勒用這種蟾蜍設計了一個實驗，水生雄蟾蜍為了牢固地趴在雌蟾蜍背上**，往往會生有黑色的指墊以把雌蟾蜍抱得更緊以免滑下，而陸生的產婆蟾則不需要這種東西。卡梅勒強製性地把產婆蟾放在水中生活，如果經過若幹代以後這種動物也長出了黑色的指墊，那就充分說明動物可以對環境作出定向的進化，並將這種獲得性狀遺傳下去。
實驗的設計沒有任何問題，如果結果真如預料那樣，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和獲得性遺傳的說法也將會得到更多的尊重和認可。
根據卡梅勒的實驗報告，產婆蟾被鬱悶地關在水牢中經過幾代以後，終於被全部折騰死光了。這是對環境不適應的典型表現，但是，有些產婆蟾在被搞死以前，確實長出了黑色指墊，而且，指墊的顏色和厚度一代比一代明顯。據此，卡梅勒宣布，水生環境迫使產婆蟾進化出了黑色指墊，這種適應性突變是對拉馬克主義的最直接證明。
為了強化宣傳效果，順便拉點讚助，卡梅勒把這些長了黑色指墊的死掉的產婆蟾做成標本，然後周遊各國到處演講宣傳，一時間名聲鵲起，備受吹捧，甚至被譽為達爾文第二。當時的生物學家被卡梅勒這樣一搞，不得不努力尋找合適的機製來解釋這一現象。但這些學者們試圖重複卡梅勒的實驗時全部以失敗告終，產婆蟾很難在人工條件下飼養，更不要說硬性把它養在水裏了。
當卡梅勒周遊到英國演講時，受到了劍橋大學教授、著名遺傳學家貝特森(WilliamBateson)的懷疑。貝特森是堅定的達爾文主義者，正是他創造了“遺傳學”這個詞，其研究工作對現代遺傳學具有極其重要的影響。基於對遺傳學的認識，他認為卡梅勒的工作可能有問題，但當他提出要檢查產婆蟾標本時，卻被卡梅勒一口拒絕了。
在歐洲過足了嘴癮以後，卡梅勒帶著標本去了美國繼續宣傳，結果卻栽了個大跟頭。當時各方都給卡梅勒施加了強大的壓力，要求他把標本拿出來接受檢查。卡梅勒最後隻得同意由美國自然曆史博物館對他的標本組織檢查工作，結果令人難以置信。英國《自然》雜誌專文刊出了檢舉信，卡梅勒標本上的所謂“黑色指墊”是用黑墨水塗出來的！
一個多月後，卡梅勒開槍自殺，那時他已經準備前往莫斯科大學當教授。死前他給莫斯科大學寫了一封辭職信，承認產婆蟾標本有假，但他聲明自己是無辜的，是有人背著他造了假，他隻是背了黑鍋而已。
後來有人試圖為卡梅勒洗刷惡名，但進一步的檢驗無不證明，卡梅勒用來證明拉馬克理論的實驗結果均有作假現象。卡梅勒事件成為遺傳學上著名的醜聞，本就處於風雨飄搖中的拉馬克主義在此打擊之下基本破產了。
後來古爾德曾無情地指出，就算卡梅勒的實驗沒有作假，也根本不能證明獲得性遺傳，相反，恰恰是證明了自然選擇的正確。因為卡梅勒實驗中死掉了大量的樣本，這些都是環境淘汰的結果；而僅剩的產婆蟾，就算長出了黑色指墊，也隻能充分說明突變體隻有適應環境才可以生存。
這次打擊對“新拉馬克主義”來說相當嚴重，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新拉馬克主義”特別容易被普通讀者所理解並接受，加之由於政治問題，後來終於又出了一件李森科鬧劇。
李森科是烏克蘭的一個農民出身的育種站技術員。當時烏克蘭的冬季農作物經常會受到霜凍天氣的影響造成減產和歉收現象。1929年的一天，李森科的父親偶然發現，在雪地裏受過凍的小麥種子，春天播種時可以提早成熟，這樣可以躲開霜降的威脅。李森科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了“春化處理”技術，在種植前把種子凍一下，可以加速生長。這種技術對地處寒冷的蘇聯有重要意義，李森科從此一鳴驚人。他雖然從本質上根本不懂科學，但他懂得政治，這在斯大林統治之下的蘇聯就已經足夠了。
前麵介紹過，因為政治原因，斯大林不喜歡達爾文的自然選擇理論。李森科當然也知道自己應該怎麽做。他在學術上堅決支持拉馬克的獲得性遺傳，並用政治術語攻擊西方的遺傳學研究成果，把孟德爾和摩爾根等學者當成是蘇維埃人民的敵人。
因為緊緊追隨斯大林的政治步伐，李森科對斯大林的整人技巧也學習得相當到位，並得到了斯大林的讚許。斯大林警告蘇聯科學界，要像李森科這樣搞科研。結果是可以想象的，與政治鬥爭如出一轍，反對李森科理論的學術對手們被一一打倒了，有的學者被關進了監獄，甚至被搞死。在這種白色恐怖之下，李森科和他支持的科學理論一枝獨秀。全蘇聯的遺傳學家被迫改造自己的知識，大學禁止教授摩爾根的遺傳學，這種禁令一直傳到了中國。中國的科學界緊緊追隨李森科的“學術”思想，現在的高校圖書館裏仍然可以發現一排排枯黃的批判摩爾根學術的教科書，正在低低述說著那個非常歲月的非常故事。
李森科在生物進化思想方麵是拉馬克主義者，可他更願意把自己的理論打上達爾文的標簽。不過這裏麵有一個難辦的事情，因為當年馬克思雖然熱情地表揚過達爾文，但後來也曾批評過達爾文。馬克思的腦袋裏已經種下了拉馬克主義的種子，他相信自然界和社會一樣，都有著明確的發展方向，而這種方向感是達爾文所反對的。更讓馬克思不高興的是，達爾文反複強調人的動物本性，如果達爾文是正確的話，偉大而高尚的又從何談起呢？
這些理論上的問題是如此的重要，甚至涉及了理論的根本，所以李森科踩著馬克思的步伐，又需要適當批評達爾文。他指出達爾文的理論有著嚴重的錯誤，指責達爾文提出的物種生存競爭其實就是生物種內的階級鬥爭。者不需要這種鬥爭，他們隻需要人類之間的鬥爭，而自然界必須是和諧的，生物之間應該是互相幫助的，利他行為是令人感動的，不然的話，所有生物鬥爭不休，則勢難成功。為此，李森科提出了所謂的“蘇聯創造性的達爾文主義”，其本質仍然是拉馬克主義。李森科反複宣講拉馬克主義的核心觀點，那就是承認外部環境在生物體形成過程中的積極作用，以及已獲得屬性的遺傳性，李森科認為這些論點是完全正確和非常科學的。
斯大林之所以支持李森科，是因為他早就相信拉馬克的獲得性遺傳理論。其原因和所有的社會工作者相同，因為這種理論聽上去含有“進步”的味道，有“發展”的含義，甚至可以從中看出某種“創造性”來。到了斯大林這裏，這一切就意味著“革命”。那可是真的要人命的事情，很多人的命，包括持反對觀點的科學家的“命”就這樣被“革”掉了。
在自己的理論體係中，李森科把魏斯曼也大罵了一頓，並指責“新達爾文主義”是對達爾文的曲解和詆毀，正因為“新達爾文主義”去掉了獲得性遺傳的影子。魏斯曼就這樣在一個毫不相幹的國家被大加鞭撻，戴上了一頂反動生物學代表的帽子。
為了支持獲得性遺傳理論，李森科帶領手下的一批“科學家”做了大量的實驗，得到了很多結果。在他那裏，植物之間是可以變來變去的，連奶牛都可以按照人類的需要產出又多又好的牛奶來。這一切都是如此積極，看上去前景光明，生機一片。更嚴重的是，他們甚至企圖通過強化的教育，使得受教育的群眾也產生獲得性遺傳，可以一代一代地堅持思想。
這些故事現在都已被當成趣聞來談了，但有意思的是，“新拉馬克主義”的餘音仍在。在法國，不知是不是出於對拉馬克的尊敬，所謂現代的“新拉馬克主義”學派仍然占據著一席之地。他們麵對生物科學的發展成果，不斷提出修補理論。其中的典型觀點是：生物的新種並不是局部的基因突變造成的，基因的突變也不能解釋進化，相反，基因突變往往造成畸形然後導致死亡。那麽，生物變異和進化的動力來自何方呢？他們認為是來自細胞質而不是細胞核，細胞質對環境產生了適應，然後這種適應能力傳遞給基因並遺傳給下一代。
這就是改頭換麵的細胞水平的獲得性遺傳。
在這一理論中，基因的決定性地位被迫讓位於細胞質，基因隻不過是細胞質實現自己理想的中轉工具而已。所以，現代的“新拉馬克主義”更加重視細胞質的生理和生化分析，而輕視基因的決定作用。後來，這一理論遭到了社會生物學理論的強烈反駁，但無論如何，“新拉馬克主義”沒有退出科學舞台，他們仍然在不斷尋找新的證據。新的爭論來自著名的細菌耐藥性。
幾乎所有人都知道細菌會出現耐藥性，而且這種耐藥性的增加是可以看得見的。年輕的父母往往被孩子不斷的咳嗽折騰得死去活來，從前簡單的一片藥劑就可以解決的小病，現在卻需要用最新的抗生素連續幾天打點滴。我們所有人都受到了細菌耐藥性的威脅。
問題出來了，這種耐藥性是如何出現的？
這個問題對於主流的科學界而言，幾乎不成為問題，因為早在1934年就已被著名的彷徨實驗所證明，耐藥性基因早就通過隨機突變的方式出現並保存在細菌體內了。這種耐藥性基因可以在細菌之間來回傳播，抗生素的使用隻不過是提供了一種淘汰的環境。大量的藥物殺死了沒有抗藥性的細菌，反而為具備抗藥性的細菌騰出了充裕的生存空間。抗藥細菌的生活越來越好，人類的日子則越來越艱難了。
但“新拉馬克主義”者不承認這種說法。他們堅持細菌是在與藥物接觸的過程中出現了定向的進化，通過自身的應答反應而製造了耐藥性基因，然後通過傳播使所有細菌共享這一成果，抗藥細菌因此而越來越多。
這一說法已被微生物學家嗤之以鼻了，諾貝爾獎獲得者萊德伯格（JoshuaLederberg）夫婦在1952年設計的影印培養實驗已經徹底擊碎了這種理論。但“新拉馬克主義”者們仍不死心，他們在另兩位諾貝爾獎獲得者雅各布(FrangoisJacob)和莫諾(JacquesMonod)的埃希氏大腸杆菌乳糖操縱子模型研究中又看到了曙光。
正常情況下，埃希氏大腸杆菌所在的環境中基本上隻有葡萄糖，這種菌也就優先利用葡萄糖。可是，當培養基中隻提供乳糖時，隻需幾分鍾時間，它們就通過基因誘導手段生產出半乳糖苷酶，這樣就可以利用乳糖作為能源了。如果環境中同時有葡萄糖和乳糖，或者隻有葡萄糖時，細菌就會關閉半乳糖苷酶生產線，以節約生產成本。
“新拉馬克主義”者從這個研究中看到了什麽救命稻草呢？他們看到了機體和環境之間一一對應的互作關係。因為環境中隻有乳糖，所以細菌就產生了半乳糖苷酶。這簡直是定向進化的活生生的例證。可惜的是，進一步的研究徹底打破了這些人的理想。大腸杆菌並不是針對環境而出現了適應，這種適應能力本就存在，隻是環境適時被調用了出來而已。乳糖可以和一種起阻遏作用的蛋白質結合，而正是這種阻遏蛋白阻止了半乳糖苷酶的基因表達，和乳糖的結合，使得阻遏蛋白作用消失。於是半乳糖苷酶基因開始表達，細菌就擁有了利用乳糖的能力。
從這個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新拉馬克主義”的核心觀點，他們力圖尋找到生物與環境之間直接對答的關係。但他們每次找到的都是假象，生物似乎並不具備這種直接對答的能力，它們隻是貯備了很多工具，什麽時候需要，就拿出正確的工具來應對環境的變化，而絕沒有能力針對新的環境迅速拿出一種前所未有的工具來。
可是“新拉馬克主義”者仍然在尋找新的證據，他們希望分子生物學的發展會給他們帶來新的機會。可惜這些機會也都是假的，一種病毒的DNA可以插入到細菌的染色體中去，並隨著細菌的增殖而遺傳給下一代。病毒所攜帶的DNA所產生的新的性狀似乎就是獲得性，並且可以遺傳。從字麵上來講，好像就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