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歲的李超蹲在家門口的土堆上，看父親來信。他神情凝重，有著與年齡不相稱的成熟與無奈。一種飽嚐離別之痛，使他的眼神裏有幾絲漠然。李超已經三年沒見到父母了，自從出生兩個月後，父母就出門轉戰南北打工。李超一直與奶奶陳傳芬生活在一起。奶奶住的是兩間茅草屋，屋裏除了一張掛著蚊帳的小床、一個碗櫃、一個灶頭就再沒有別的什麽了。若說有，隻是連雞窩也修在了睡覺的那間屋子裏。
打開碗櫃，裏麵隻有三碗鹹菜，十幾隻雞蛋。奶奶的屋子裏沒有桌子可以做功課，李超每天放學回家隻有去大伯李加強家。大伯李加強家住在村西頭，足足要走二十多分鍾的路。李超每天就這麽來回走著。大伯李加強40歲，是村裏的幹部，一直沒有外出打工。他在家靠種七畝水田，每年1800元的幹部工資支撐全家四口人的開銷。雖然貧窮，但他很滿足。他對我說：“現在不要交農業稅了，村裏的農民負擔輕了很多。除了每年每人還需要繳12元人頭費，用於支付村幹部的工資和辦公費用，其他沒有什麽雜費。然而這樣，村裏的青壯年還是很少留在村裏。”
我在李加強家坐下不久，李超的姑姑李加英就來了，她也住在西籬村。她說她老公去年得了腸癌，花去兩萬多元醫藥費。現在兩個孩子都在縣城上高中，為了給孩子掙學費，她老公病未痊愈就替村裏蓋房子的人家，打零工賺錢了。李加英一邊說，一邊眼淚往下掉。那淒淒的眼淚感染著我，我在筆記本上刷刷地記錄著。作為媒體記者，我能為他們做的隻有真實報導。
從李加強家回到李超奶奶陳傳芬家，我足足走了半個多小時。李超奶奶家的門敞開著，李超在牆角練倒立。他聽見我的腳步聲，倏地停了下來，怯怯地說：“奶奶到棉花田摘別人摘剩的棉花去了。”沒等我回音，他又說：“奶奶去年摘了20斤，掙了100元。”我一下明白過來，農村的老人沒有什麽零花錢，全靠自己勤勞掙一點。
李超瘦瘦的，藍布褲子的雙膝蓋上補著兩個補丁。套頭的運動服，因為短小遮不住棉衣的長度。這樣的穿著，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農村孩子是不足為奇的。但現在畢竟21世紀了，這個山溝溝裏的農村孩子卻仿佛生活在他父母童年的時光裏。然而比之他的父母，他還有一份深深的孤獨。
我坐下來與李超聊天。母雞也許剛生了蛋“咯咯答”地叫著。李超從米缸裏抓了一把米，去臥房的雞窩。一會兒他回過來，在雞蛋上用圓珠筆編好號碼，放到碗櫃裏。他的臉上沒有一絲笑容。小臉蛋幹巴巴的皮膚，以及那神情有著成年人的滄桑感。我問李超：“你能把你與爸爸的信，讓我看看嗎？”李超略有所思地說：“好吧！那些信都在我的書包裏。”
我看著李超父親李加明給兒子的信，那信中充滿了思念與擔憂。李加明在信中這樣寫道：“李超你好！你的信我已收到，我帶著十分思念你的心情，給你寫這封回信。我這個‘思念’二字體現了爸爸對你的牽掛和不安。牽掛你的每一天生活，不安你的學習情況。時間過得真快，我們已經三年沒見麵了。時間就是金錢，就是生命。你必須要加倍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把有限的黃金時間計劃好，安排好。一個好的學習計劃能使你的成績快速提升。千萬不能像原來那樣亂幹，我希望你今年能成為一名‘三好學生’，不要讓我再失望。”李加明在信的重點部分，用紅筆圈著。
我接著看第二封信：“李超你好！你的來信，我已收到。我希望你把在家中怎樣安排學習，怎樣安排每天的生活，來信詳細告訴老爸。因為你已是五年級的學生，我實在是太擔心了。當你收到這封信的時候，一個月又快完了。請珍惜時間，抓緊學習，幸福是靠拚打得來的。我寄回家的信，你一定要保存好，一定要認真看。一定要每天早晚堅持鍛煉身體。信上的每一個字，代表爸爸的每一份愛心，信上的每一個字出自爸爸內心的真誠！”李加明在信紙的正反兩麵都寫得滿滿的，每句話後都用了很多感歎號來強調語氣。我不知道這樣會不會給11歲的李超，太多的現實壓力。但李加明這樣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李加明與他的妻子終歸要回到西籬村。他覺得自己隻是城市的過客，而他希望兒子能永遠走出鄉村，真正成為有城市戶口的城市人。李超身上載著這個家族幾代人的夢想，可李超不知道。我讀完李超爸爸的信，李超的奶奶提著一隻大竹籃，籃裏裝滿著白花花的棉花，從田裏回來了。她已經76歲了，稀稀拉拉的頭發，已經全白了。一件黑色的大襟衣衫，袖管上套著兩個藍格棉布袖套。她一見我就說：“這孫子要麽與我鬥嘴，要麽不與我說話。我不知道怎麽管教他，他太不聽話了。”
奶奶陳傳芬說完這一番話，從一把油膩膩的塑料殼熱水瓶裏，給我倒來一碗白開水。接著她就讓李超燒火，她燒菜。整個家隻有白色瓷磚的灶台上，顯得潔淨明亮。李超燒火的柴是從山上砍來的。李超每天都有上山砍柴的任務，休息天了他還會幫大伯家放放牛。在我眼裏李超已經很懂事了，城市孩子這般大哪裏會幹這麽多活。他們不少都被父母祖父母寵得像小皇帝一樣，而李超卻默默地一聲不吭地幹活。
奶奶一定要留我吃飯，她為我這個遠道來客煎了兩個荷包蛋。我站在一邊不知幫她做什麽好，就索性幫李超燒火。柴是那麽短短的，很好燒。李超見我撥弄得還像樣子，就顧自蹲到門口的土堆上，眼睛直直地望著遠方。藍天白雲，黃土坡，李超的身影很孤獨也很淒涼。我望著他心裏一陣難受，我想給他像母親那樣的愛，但我剛新婚不久，還沒有做母親的體驗。我想唯一而最實用的就是給他一些錢，讓他買一些書，買一些吃的。我這麽想著，一不小心就把火燒滅了。
“李超，李超。爐火滅了。”我大聲嚷著，李超從土堆上跑進來，抓起一把長火鉗在爐子裏通了一通，火苗頓時又竄起來了。他趕緊往爐子裏添細小的柴，幾根潮濕的枝杈劈劈啪啪地響起來，熊熊燃燒的火讓我感到李超的本領。我說李超你真行，他這才勉強笑了笑，但很快又恢複了漠然的神情。
奶奶看見我在燒火，就罵孫子道：“你偷什麽懶，不好好幹活。”孫子不答理奶奶，他依舊蹲到門口的土堆上，眼睛直直地望著遠方。我想那是一種望眼欲穿的思念父母的情節，抑或是望著前方長長路的茫然。我與奶奶的配合，終於默切完成。奶奶燒完了菜，煮了一大鍋米飯。用柴燒的米飯，香噴噴的，我一連吃了三碗。吃飯時，李超悶著頭顧自己吃。他幾乎都不吃什麽菜，荷包蛋我夾到他碗裏，他又夾了出來。他說他不喜歡吃蛋，他隻喜歡吃鹹菜。
奶奶是那種很會嘮叨的老人，但奶奶的方言我隻能聽個半懂。大意是村裏的人家不少蓋了新房，她家還住著茅草屋。兒子媳婦在城裏幹活掙錢，頂多掙來孫子的學費和以後準備上大學的學費。想兒子給她蓋房子，那簡直就是天方夜譚。奶奶能說出“天方夜譚”這個詞，讓我很驚訝。我說奶奶你健健康康地等著，以後讓李超給你蓋房子。奶奶聽了“嗬嗬”地笑起來，說：“等到那時光，我這把老骨頭都不知道去了哪裏。”奶奶說完陷入了沉思。一會兒她又說：“我們這一輩人，苦哇。童年時光遭遇日本鬼子侵略，跟著父母到處逃難。八年抗戰，十年內戰，過的生活很不安定。解放後我們生活安定多了。我雖然沒有文化，但年輕時我還是村裏的婦女幹部呐。”奶奶說得眉飛色舞，很自豪。
我告別奶奶與李超時，天已經黑透了。好在月亮明晃晃地照在大地上，荒田、土堆、樹木、小草，一切依稀可辯。我是回西籬村農民家的小旅館，我將在西籬村住一陣子。這個山溝溝裏的小村莊，雖然還是很貧窮落後，但正因為它的貧窮落後，才讓我有了要寫它的責任。我一邊走一邊想，狗的吠叫聲時近時遠。
天還蒙蒙亮的時候，我就被“喔喔”啼的公雞喚醒了。小旅館樓下開始有了嘈雜的人聲，那是村裏的農民（大多數是農婦）將自家種的素菜和副食品，用自行車載到這臨街的集市來賣。臨街除幾家小旅館，還有幾家小酒館，小百貨商店。淩晨兩點時，小酒館裏還隱隱傳來吱吱嘎嘎的卷門聲。我是一夜沒睡好，想著早起去換一個房間或者換一家旅館。當然我先要填飽肚子。於是我起床、梳洗、披上大衣圍上圍巾出門去了，但一出門我就想解手了。自從住進這家小旅館，服務員老婆婆就給我一隻髒兮兮的高腳痰盂，我沒敢使用它。
小山村清晨的風是徹骨的冷，我將圍巾把整個頭包了起來。走出小旅館後，我進了一家小酒館。那家小酒館的老板娘問：“來點什麽？”我搖搖頭說：“先解手。”她就朝門外手一指說：“那邊。”我朝著“那邊”走去，“那邊”是一片荒田，荒田上有一個破敗的茅樓。通往破敗茅樓的是一條窄窄的碎石路，我一路奔去。茅樓沒有門，四麵通風，蹲在茅樓裏沒多久，屁股便凍得受不了。不過從刑場般的茅樓裏出來，我就輕鬆多了。
我猜想那一片荒田曾經是一個菜園，隨著村裏男人不斷進城打工，菜園便成了荒田。我這麽想著，重新走進了小酒館。這時候小酒館已熙熙攮攮地來了不少人。我要了一碗黑米粥，一個煎餅，坐到臨街的窗口一邊吃一邊看著窗外的集市。這個以女人為主的集市，男人們多半是過客。他們有的開著摩托車，有的牽著毛驢，有的騎著自行車，他們大多來采購一些素菜和副食品，也有專門來趕集的。我的對麵很快來了一個男人。他要了一碗泡飯，兩個饅頭，一疊醬瓜。他狼吞虎咽地吃著，“喀嚓”一聲，泡飯裏的一粒石子，讓他把整口飯吐了出來。桌上爛爛的一灘，他用手在飯粒中抓出了那粒石子，衝老板娘罵道：“他媽的，你這飯是怎麽做的？這麽大的一顆石粒。”老板娘忙著顧自己開票收錢，沒答理他。他就火氣冒了上來，衝過去對老板娘說：“喂，你這飯是怎麽做的，你想吃死我們啊！”
“不就是一粒石子？你老婆做飯難免也會有石子的。”老板娘頭也不抬地說。“你這是什麽話，我老婆不開店，不會吭害顧客。”男人氣呼呼地說：“這飯我不吃了，你退我錢。”老板娘說：“我知道你就來這一手，想白吃，早點說，不用找理由。”
“老子再沒錢也不會白吃你的。你這臭婆娘，下三爛的貨，既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男人說著甩手而走。老板娘衝他的背影罵道：“你得了腸癌還這麽惡毒，你去死啊！”老板娘一邊罵一邊走過來收拾碗筷。她不好意思地朝我笑笑。我問：“他是這村子李加英的丈夫嗎？”老板娘說：“是啊！你看他那德性，一粒石子就罵得人狗血噴頭，怪道是要得腸癌了，真是活該。”
老板娘的年齡大概35歲左右，有點兒發胖。她說這話是脫口而出，仿佛一個吵慣了架又被寵壞了的女人，不知話的輕重。但我聽了很難過。我知道那是李超的姑父，一個為了給兩個兒子掙學費而不顧自己重病未愈去打工的人。“老板娘，你給我拿四個饅頭打包，要快一點。”我突然想追上去給李超的姑父送上早餐去，我知道他早上要去工地打工，不吃飽又何以能撐得住？
老板娘應著，很快差人把饅頭送來了。我塞給老板娘伍元錢，說不用找了，便拔腿就走。走出小酒館，我已看不見李超姑父的背影。但我還是朝著南麵的方向筆直向前快速走去，我渴望能追上李超的姑父。西籬村的路多半是坑坑窪窪的黃土地路，我的旅遊鞋白邊上很快嵌滿了泥土。前邊也許是個學校，一路上我看見一個個背著書包的孤獨孩子的背影。那個剪著齊耳短發，穿紅花棉褲，粉紅棉罩衣的小女孩低著頭，腳步邁得很沉重。我走上前去與她打招呼：“喂，小朋友上學去？”她抬起頭朝我怯怯地看，不說話。我趕緊塞一個饅頭給她，很友好地摸著她的頭問：“家離學校遠嗎？”
“遠，很遠。要走五十分鍾。”她一邊吃饅頭一邊聲音很低地說。
“你都是自己走，爸媽不接送？”
“那當然。爸媽在溫州打工，他們有兩年多沒回家了。”
“你想他們嗎？”
“想，很想很想。”
這個小女孩叫張靜，11歲，與李超是同班同學。她住在外婆家，中午飯到奶奶家吃。她每天走的路是一個幾何三角型，別看她小小年紀，路可走得真快。我很快拉在了她的後麵。這時候我突然改變了主意。我決定跟著張靜去看看他們的小學校。小學校在宏偉鄉政府所在地，宏偉鄉中心小學接納了幾個村的孩子。西籬村是比較偏遠的村，西籬村的小學生走山路穿小道，每天就這麽往來著。若遇上下雨或漲大水，他們就隻能繞道走山路，那起碼得走近兩個小時了。我趕到宏偉鄉中心小學時，張靜已坐在教室裏上課了。宏偉鄉中心小學有兩棟教學樓，條件比一般的農村小學好。我找了他們的洪奎元校長，詢問了“留守孩子”的有關學習情況。洪校長說：“留守孩子，父母和學校缺少溝通，教育出現了空檔。我們也專門為這個問題，組織教師展開討論。我們認為小學教育期間，家庭、學校兩者配合起來的效果最好。”
“但問題出來了，實際上這些留守孩子的家長做不到配合。那麽他們幼小的心靈會被扭缺嗎？其實，誰也不知道他們心裏到底在想些什麽？”我心裏有些焦慮地說。但洪校長很樂觀道：“農村孩子的生活是開放式的，他們不像城裏的孩子是封閉式的。所以在心理承受能力上，應該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