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回到家，小米夏還在睡夢中。他很乖，通常能睡一個下午。沈醫師在黃昏的時候下班回來，臉色很差，還不停地嘔吐。我想她大概是懷孕了。一問，果然如此，已經兩個多月了。懷孕本來是一件喜事，可沈醫師心事重重。這個不該現在來的孩子，突然而至，讓沈醫師不知所措。她說她正猶豫著，是否要“打掉”這個孩子。我當然是不讚成“打掉”孩子的。我的理由很簡單：胎兒也是一條命，是自己的親骨肉。
我比沈醫師年長六歲，沈醫師從沒有把我當“下人”。相反，倒是把我當成親姐姐那樣，有許多生活上的事情，她都會聽從我的建議。比如這一次，沈醫師很快決定把肚子裏的孩子，生下來了。於是我盼望著再一次去探監，我要把這個好消息告訴劉先生。
“26710出來。”我再一次去探監時，看守很凶地衝14號牢房喊著劉先生的犯人代號。劉先生雖然沒有了上一次我見到的魂飛魄散，但卻是異常的沮喪和落魄。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麽？快過年了，我們確實很希望他能回家過年。可看他的情緒，仿佛要進斷頭台似的，讓人心裏惶惶不安。
“劉先生，沈醫師有喜啦！”我還是忍不住說了出來。我想以此來贏得他的些許開心。可他很冷靜地說：“這個孩子來的不是時候，還是讓沈醫師去做個人工流產吧！”
我沉默了一會兒，說：“沈醫師已決定把孩子生下來了。”
劉先生說：“既然她決定了，那就生吧！隻是我不但不能盡父親的責任，相反我還會給這個孩子帶來不幸和災難。”
我說：“劉先生你說到哪裏去了。你很快就沒事的，我們也很快就可回到上海去了。”
劉先生說：“我哪裏還有這個奢望。我的預審已結束，隻等最後的發落了。看樣子凶多吉少。你要幫我好好照顧沈醫師和小米夏。我真不明白，我犯了什麽罪？為什麽要把我打成‘右派’？而‘右派’在眾人眼裏已成了又臊又臭的破罐子了。我隻好破罐子破摔，不再在乎自己今後的命運究竟是怎樣了。我隻是擔心家裏，牽掛著你們。牽掛是刻骨銘心的啊！”
劉先生的話，讓我聽了又傷心又感動。我一時無語哽咽。告別劉先生後，我走在回家的路上，心事重重。
這個春節，劉先生沒有回家過年。他被判了五年徒刑，到鄉下某個采石場去勞動改造了。也就是說，他要在這個采石場敲五年的石子。沈醫師得知這個消息，一下淚流滿麵。是啊，五年的徒刑，無論對劉先生還是沈醫師來說，都是太漫長了。然而再漫長，也必須熬過去。那時候我們幾乎每一天，都是“熬”的。
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時代。沈醫師在工廠裏突然忙了起來。那倒並不是醫務室工作特別忙，而是她要參加一些社會工作。比如：出黑板報宣傳先進事跡，腆著個大肚子去參加遊行，還有車間裏人手不夠時，她也要頂上去做一個擋車工。那時候大部分人都很積極，沈醫師因為是“勞改犯”的家屬，就表現得更加積極了。她想通過自己的積極努力工作，改變別人對她“勞改犯”家屬的不良看法。然而她的這一想法，當然是徒勞的。在那個講究政治的年代，“勞改犯”的家屬，仿佛也沒有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有一天中午，沈醫師在廠裏出黑板報，突然廠裏的某一個領導走過來對她說：“沈水水，你不用再出黑板報了。”
“為什麽？”沈醫師當時不解地問。
“因為你沒有資格出黑板報了。”
沈醫師馬上意識到自己的“右派家屬身份”，心裏倏地一下矮了一節，像做錯了什麽似的，怯怯地說：“哦，我知道了。”
其實不出黑板報，也沒有什麽大不了的事。然而沈醫師不是這麽想的。她的心裏從此有一道陰影，讓她覺得在同事們麵前抬不起頭來。這天她回到家裏嗚嗚地哭，哭得很傷心。我勸她別哭，她倒是越哭越厲害了。她心裏苦啊！她與劉先生從美國留學回來不到兩年，就淪落成這般光景。她蒙受屈辱，但又能與誰去說呢？我關心的是她肚子裏的孩子。她這麽傷心地哭，對胎兒沒好處。
小米夏被媽媽的哭聲弄醒了。他醒來的第一句話便說：“媽媽不乖，哭哭。”小米夏的話，讓沈醫師很快止住了哭聲。這是她的兒子。她知道自從劉先生坐了牢，家裏的擔子和責任就全落在她肩上了。一個女人支撐一個家，本來就不容易，加上外在的政治壓力，就更不容易了。
這天晚飯我煲了一鍋湯，裏麵有花生米、紅棗、椰子肉、豬排、雞脯、牛肉、雞蛋、黨參、黃芪，沈醫師一樣樣吃過來，還沒有吃飯就先飽了。我很高興地發現，她喝過湯後氣色不錯，心情也好了不少。她對我笑嘻嘻地說：“你看我這肚子是生女兒還是兒子？”我脫口而出：“是個女兒吧！”我說“女兒”，她就笑了。平時她下班回家，總是很勤快地為肚子裏的寶寶編織毛衣，那毛衣的顏色全是紅的。
大概又過去了一個星期，沈醫師很沮喪地對我說：“我現在是一名正式的擋車女工，廠領導已不再讓我呆在醫務室裏了。”
“那誰來當醫生呢？”
“不知道。領導說已另有安排。”
“這簡直是不公平。一個留美回來的醫學博士，怎麽就去做一個擋車女工？”
“這年頭就是這樣的。”
沈醫師自從做了專職擋車女工後，每天回家都喊累。這也難怪，一個大肚子孕婦，讓她整天站著工作十幾個小時，確實難以支撐。沈醫師是咬緊牙關撐過來的。有一天她告訴我，她連續工作了十二個小時，喝開水時錯喝了機油，整個人難受極了。這就是大躍進年代的工作狀況。
如果不是“右派”家庭，沒有政治壓力和精神負擔，那麽大多數人在大躍進年代都是幹勁十足，充滿青春活力的。盡管又忙又累，但心裏是舒暢的。我們的鄰居王先生，他們夫妻倆都在醫院裏做醫生，他們白天工作很忙，晚上回來卻是樂嗬嗬的。他們的門窗裏不是飄出來歡樂的笑聲，便是西方古典名曲悠揚的旋律。這讓沈醫師很羨慕，還有什麽比夫妻團聚恩愛更好的呢？！
沈醫師的肚子越來越大了。即將臨產的她，身邊沒有丈夫、沒有父母。她淒楚的樣子，按她自己的說法就是小寡婦的模樣。
杭州五月中旬的天氣，已經很熱了。沈醫師由於大著肚子站著做擋車工，大腿和小腿上的靜脈全部曲張。那一條條像蚯蚓一樣湛藍的靜脈，凹凸在皮膚的表層，讓她覺得從此不能穿裙子了。於是她用綢料，做一條很寬鬆的孕婦褲。然後在一個廠休日，與我和小米夏去鄉下采石場，看望正在勞動改造的劉先生。那是我們第一次去采石場，坐了幾個鍾頭的長途汽車，又走了很長一段田野路，才總算到了采石場。采石場很大，我們找到劉先生的住宿時，全副武裝的公安人員，很凶地把我們阻擋在門外，要我們出示證件。小米夏被他那副凶狠的樣子，嚇得哇哇大哭。於是我哄著小米夏，沈醫師便從皮包裏掏出來戶口簿和工作證。等到驗證結束，這個全副武裝的公安人員把我攔在大門外，其原因是戶口簿上沒有我的名字。
我不能進去見劉先生，感到非常遺憾。我望著沈醫師領著小米夏遠去的背影，心裏想劉先生見到即將臨盆的沈醫師和他的寶貝兒子，就是心裏有千萬個冤屈，一定也會高興和激動的。然而事實與我的想象完全兩樣。劉先生一見到沈醫師，就責怪她這麽長時間不來看他，不給他信，也不給他寄錢，他都成了一個被社會遺棄、被親人遺棄的孤兒了。劉先生的抱怨有他自己的道理。他不向妻子抱怨，那麽向誰去抱怨呢？
當然，沈醫師是受委屈的。她，一個女人，懷著身孕不僅要上班，還要承擔“右派”家庭的政治壓力。她帶著小米夏，又熱又累地跑那麽遠來看劉先生，本來就是一片心意，卻遭到了劉先生的抱怨，她的眼淚便嘩嘩地流淌下來了。一家人好不容易有片刻的團聚，卻是在抱怨和哭泣中度過了寶貴的時間。等到看守宣布會麵結束時，他們卻來不及說些具體的事情。
那天我們走在回家的路上，小米夏問媽媽：“爸爸為什麽不回家？媽媽為什麽哭哭？”沈醫師一時竟回答不上來。那個年代被孩子問住了的事，多半都與政治有關。
那年夏天，西湖的荷花開得特別茂盛。沈醫師在一個晴朗的下午，在離西湖不遠的一家醫院裏，產下了女兒米魯。米魯第一聲響亮的啼哭，仿佛向這個世界宣告：“我來了。”她的到來，的確使家裏熱鬧了不少。人們隻要走進院子裏，便能聽到她的哭聲。她是一個很會哭的嬰兒，這讓沈醫師日夜不得安寧。沈醫師常常煩惱地說：“哭哭哭，家裏都給你哭窮了。”
應該說小米魯的來臨，並沒有讓沈醫師在精神上感到快樂。相反，她覺得肩上的擔子和壓力，越來越重。因為那年春末，沈醫師把二樓租出去的房子，統統被國家拿走了。也就是說，家裏少了一筆租金收入，日子就過得相當拮據。我們靠沈醫師微薄的工資生活著，再也沒有了從前在上海時的奢華。甚至已經接近貧窮，連每一分錢都要計算著花。
劉先生在采石場勞動改造，需要家裏給他寄一些錢，買日用品。然而體力活，容易讓人饑餓。劉先生把買日用品的錢，大部分買了糕餅和零食。不夠了，他就寫信來向家裏要錢。這就成了沈醫師的一個沉重負擔。好幾次她想向上海的公公要錢，可是兒媳向公公要錢，開不了口。況且那時候，老爺的錢一部分凍結在銀行裏，另一部分被大少爺偷去賭博輸光了。老爺自己也過著十分清貧的日子。
小米魯一滿月，沈醫師就上班去了。那70多元一月的薪水，成了全家的命脈。沈醫師從中還要付給我每月15元錢的工資。我不要，她卻是要硬塞給我的。於是我就把它存到銀行裏，有時就用沈醫師的名義，寄給劉先生。說實在，我是放心不下劉先生的。在我心裏，從來沒有覺得他有什麽罪。他寄回來的信，有時沈醫師也給我看。我能看信，全靠劉先生當年作為小少爺的時候，教我認的字。
劉先生的信，大多都是一些像日記一樣的東西。除了問一些家裏的情況，其他全在談他勞改農場的事。比如他說：“連日陰晴不定，間有小雨。采石場的勞動及其繁重，晚間累極。遇上站崗，倒是能逃避一天的勞動。”又比如：“那天在采石場工地，就地開了一個暴露思想會。我把我的思想筆記讀了一遍，並且發了言。大致可以過去。我已經學會了唾麵自幹，笑魘迎人的一套。這是我隨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出來的氣質。所以那天批鬥一二十人，我不是對象。之於暴露思想，我的態度十分積極。我談了‘右傾問題’，‘認罪與架子’，‘覺悟不高和分化孤立’等等問題。”我雖讀不太懂劉先生的信，但我知道了他的一些情況，心裏就放心一些。
自然災難那年，小米魯才2歲。她長得又瘦又小，一不舒服就拚命哭。那時候物質匱乏，小米魯沒有牛奶喝，我們一日三餐都喝稀粥，到了晚上就肚子餓。也許是營養不良，小米魯患了嚴重的缺鐵性貧血，住進了醫院。一個月、兩個月過去了，小米魯的病仍然不見好轉，醫生說：“她體質弱，好起來的希望不大。”沈醫師也有這個感覺，心裏自然是比誰都著急。
我與沈醫師輪流在醫院裏陪小米魯，結果我們兩個人都病倒了。小米魯一個人住在醫院裏，大概有半個來月，她在無人陪伴的情況下，奇跡般地好起來了。這讓我們很興奮也很驚訝。我們驚訝小米魯的生命力，竟然是如此強大。
那年小米魯2歲，還沒有見過爸爸。我們在她的小**貼著劉先生的照片，告訴她叫爸爸，然而她就是不叫。可憐這孩子長到5歲時，才第一次見爸爸。那已經是1963年4月的某一天了，那天我正領著小米魯在街上看汽車，劉先生手拿一個包裹，穿著一條黑褲，一件寬大的深藍中山裝，臉色蒼白，胡子拉渣，一副陰森森的麵孔衝我喊：“羅莉，羅莉。”
我呆住了，結結巴巴地說：“你，你是小少爺？”
“是啊，我是小少爺。”劉先生說著笑了起來。
我也笑了起來。我急忙拉過小米魯說：“快，叫爸爸！這是你爸爸！”
小米魯怯怯的躲到我身後，我把她抱了起來，又說：“叫爸爸，這是你爸爸！”
小米魯望著這個陌生人，想了想說：“他是照片上的爸爸！”
劉先生一把從我懷裏抱過女兒，他激動得眼淚都出來了。我們回到家裏，沈醫師還沒有下班，小米夏在飯桌上做功課。他見到我領著劉先生進來，沒有馬上認出是自己的爸爸，便衝著我們嚷：“出去，出去。”
我們當然沒有出去。
這一天，劉先生在經過五年勞改之後，一家人真正團圓了。晚上我做了豐盛的菜肴，沈醫師接到劉先生的電話後，馬上請假回家了。飯桌上，劉先生和沈醫師都讓我坐“上皇頭”（也就是正中央的意思）。劉先生說：“一家人能團圓首先要感謝你為這個家做出的貢獻，也要感謝沈醫師與我同甘苦共患難。”劉先生說得很真誠。沈醫師接著說：“誰讓我是‘右派’的妻子呢！做妻子的不這樣，還算什麽妻子呢？”
我沒有坐“上皇頭”。我20年前是劉家思鑫堂的一個丫頭，20年後我依然記得老爺太太對我的恩典。這些年我是劉先生家的女傭，今後我也仍然是劉先生家的女傭。做劉先生家的女傭，我已經很滿足了。他們教會了我看世界的本領。
我，一個鄉下女傭，能對自己之外的世界了解那麽多，懂得那麽多，全在於來到思鑫堂來到劉先生的家。確切些說，是他們創造了我，創造了一個鄉下女擁對外部世界的認識與支撐。
2003年10月16日
載《長城》2003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