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會化媒體的公民政治參與發展與演變

隨著計算機科學技術、通訊技術的飛速發展，公民獲取足夠的公共信息為直接參與國家政治和社會公共事務提供了平台：電子政務在各級政府興起並被廣泛的推廣，各職能部門通過政務平台發布與民生息息相關的信息，同時民眾也可以通過該平台向主管領導傳遞自己對相關公共事務的看法，從而搭建起一個社情民意傳遞的有效橋梁，為公民行使自己的表達權和參與權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一）社會化媒體的公民政治參與發展

隨著新媒介技術的不斷發展，它不僅改變了傳統的媒介生態，而且也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馬克斯韋爾·麥庫姆斯曾經說，“社會因媒介成為可能，因新媒介而成為新的可能”

，而麥克盧漢也曾提出，“從漫長的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來看，真正有意義、有價值的‘訊息’不是各個時代的傳播內容，而是這個時代所使用的傳播工具的性質、它所開創的可能性以及帶來的社會變革”。

而中國社會化媒體的發展，正在給公民參與帶來新的機遇與發展。

社會化媒體是以互聯網技術為基礎的新媒介平台，1997年是中國公民網絡政治參與的發端之年，中國網民通過互聯網平台將印尼暴亂中殘害華人的真相公之於眾，號召全世界華人發起網上聲討的浪潮；1999年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遇襲，數百萬網民通過網絡貼吧、論壇發表了聲討美國暴行的政治言論；2003年“乙肝歧視第一案”中，網民通過不同社會化媒體平台為推動國家取消乙肝病毒攜帶者不能擔任公務員的規定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彰顯了網絡政治參與的力量；2004年國務院辦公廳定期編輯《互聯網信息摘要》，是網民參與對於中國政治生態產生實質性的影響的極大見證；2007年全國兩會期間，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與民眾通過互聯網“民意直通車”進行溝通與交流；2008年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人民網強國論壇同網友在線直接交流，開辟了中國國家最高領導人與網民在線交流的先河；2009年，在網民的共同監督參與下，推動鄧玉嬌、躲貓貓等事件取得了較為令民眾滿意的處理結果；2010年，在宜黃拆遷自焚事件、“我爸是李剛”等一係列輿論大事中，展現出微博用戶社會公共事務管理參與的積極態勢；2011年，公民社會化媒體政治參與進一步加快步伐，中國微博用戶呈現爆炸式增長，微博打拐也成為微博在該年的第一聲呐喊，被稱作“社會化媒體時代典型的公民行動”。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在第33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中指出，截至2013年12月底，中國網民規模達到6.18億，中國互聯網普及率為45.8%。其中，手機網民用戶達到5億，微博用戶規模在2012年達到3.09億，較2011年底微博急速擴張的階段已經結束，但年增幅仍能達到23.5%,2013年微博用戶規模下降2783萬人，使用率降低9.2個百分點。相當一部分用戶訪問和發送微博的行為發生在手機終端上，截至2012年底手機微博用戶規模達到2.02億，即高達65.6%的微博用戶使用手機終端訪問微博。

即使在眾多移動即時通訊工具的衝擊下，微博用戶、尤其是手機微博用戶依然規模巨大。可見，隨著互聯網迅猛的發展，更是為公民參與提供了技術與平台。web1.0時代為公民獲取信息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條件， web2.0時代則為公民創造與分享信息帶來了巨大的空間，隨著以web2.0為技術基礎的移動互聯網的發展，人們可以更真實、更自由地表達對社會公共事務的關切，特別是隨著微博應用的不斷普及，為民眾伸張正義、呼籲權利提供了一個公共的窗口，通過微博所發出的聲音牽引著社會輿論的走向，為實現公民權益提供了新的突進。可以說在當今，微博已經成為社會動員的新力量，

成為了公民參與最便捷的平台和最有效的工具。

縱觀中國公民政治參與的階段性曆程，可以發現，基於社會化媒體的中國公民政治參與經曆了從web1.0時代到web2.0時代的發展，公民參與行為從自發到自覺，參與程度從淺層次參與到深度參與，參與主體從網絡論壇特定群體擴展至微博用戶個人主體，這些都說明隨著互聯網技術的不斷發展，移動終端的不斷普及，借助於社會化媒體平台進行公民參與已經成為中國公民

參與社會事務和國家政治的重要形式之一。

（二）社會化媒體的公民政治參與模式重構

在社會化媒體不斷應用之前，中國的媒體網絡有一整套組織機製：中宣部隸屬中共中央書記處，是中國媒體的最高管理者，其工作職責遠遠不止內容審查，其主要功能是為黨的政策造勢，維護馬克思主義和民主主義等官方意識形態。

中宣部經常以日常簡報的方式給各媒體“打招呼”，以限定媒體的報道內容和範圍。從某種程度而言，相對封閉的媒體環境下，即使是對政治生活給予極高關注的社會理性公民，在政治參與過程中，也是在官方媒體動員的前提下進行參與。社會化媒體出現之前，其組織機構如圖1-5。

圖1-5 中國的媒體組織結構圖

在傳統媒體環境下，公民參與係統是以官方媒體的動員式的內容為圭臬。如上圖所示，新華社是傳統媒體環境下最大信息提供者，它通過搜集公眾輿論和公眾需求以及民眾對現行政策的反饋，為政府製定政策提供必要的參考與借鑒，同時，新華社也是中國重大新聞的正式傳播渠道，在重大問題上，領導機構要求新聞媒體把新華社作為唯一的消息來源，以此來掌握新聞的尺度。通過媒體確立政策議題，促進公民在某一確定的領域進行有限的參與，諸如通過內參方式、公開報道焦點事件等方式來建構政策問題，同時，還通過方案修補性的論辯、民意試探性的論辯等方式來動員民眾參與政策的論辯，當然，媒體也義無反顧地通過輿論監督，特別是政策執行過程中的輿論監督，來不斷改善中國的政策製定、執行等環節中的效果。但毋庸置疑，在“自上而下”的公民參與動員、宣傳、引導等方麵，傳統媒體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這種動員式的他組織方式的參與，注定了參與領域的有限性。

圖1-6 傳統媒體的公民象征性參與情景

因為在傳統媒體環境下，作為個體的公民獲得信息的渠道是被動式的接受，絕大多數公民與精英階層在信息流動的過程中還是處於一種二元的即“傳—受”模式。作為個體雖然不是環境問題的專家、食品衛生領域的權威人士、法製建設推進的專業人士，但隨著社會的發展，轉型期中國階段所呈現出的一係列的諸如食品安全、環境惡化以及權力機構中的腐敗甚至是階層的“板結化”等現象，讓我們為社會的諸多問題擔憂，而且，傳統媒體的感受又加深了公民群體的這些印象，換言之，我們對於周圍世界的感受以及隨之而來的應對策略，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媒體的輿論意見。我們的參與是在媒體的宣傳下的參與，參與的範圍、效果均依賴於媒體的公開、媒體的評估與反饋。傳統媒體“意見領袖”的固定性及其政府管製的限製，使得公民參與的作用，隨著新聞事件的自然平息或者認為強製性平息，或者是主管機構的“打招呼”而逐漸平息。在傳統媒體管製的環境下，參與模式如圖1-6所示。

公民參與的過程中有四個主要因素：①議題或者情景；②行政組織的結構、製度和參與發生的過程；③行政人員；④國內規模。在傳統媒體管製環境下，由於信息的不公開不透明，參與過程的四個因素往往以政策議題為中心加以組織，公民被放置在最外層，行政結構則位居最內層，行政人員是行政體係和公民之間的中介。傳統參與模式中，行政人員扮演著專家的角色，在政治、社會條件約束下建構起來的製度活動，他們控製著公民影響政策議題或政策過程的能力，他們也隻有在政策問題被確定之後，製度框架才賦予他們表述政策內容的權威。行政人員沒有真正的權利重新設置議題，也不能通過改變行政過程使更多的公民參與到公共政策的討論 。而公民充當專業行政人員的委托人的角色，在行政人員專業權威和技術知識麵前，公民總會表現的無所作為，這種傳統管製下的公民參與組織模式，隻是一種象征性的參與。公民的實際作用隻局限於阻礙或重新引導行政實踐，無法發揮出與行政人員一道確立問題、確立政策參數，開發調研方法以及選擇問題解決技術的作用。這也是媒體管製下公民參與的必然結局。

圖1-7 社會化媒體的公民真正參與情景

隨著互聯網在中國的應用普及與推廣，特別是近年來，微博、論壇、博客、BBS、SNS社區等社會化媒體的應用，其開放性、便捷性、移動性所帶來的意見領袖的草根化傾向，使得意見領袖的輿論意見倚重“圈子”的力量，穩固並放大自己所代表

的公民意見，持續不斷地對政府決策產生影響。可以說，社會化媒體傳播過程中，與傳統媒體之間存在著互推、共進的疊套傳播模式，重新構建了公民參與的方式，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公民參與，如圖1-7所示。

解決傳統媒介環境下參與模式的種種局限，需要公共行政人員卸下專家身份架子，與公民共同參與到辯證的交流當中，在政策製定過程中實現與公民的磨合，而不僅僅是單方麵地獲取公民的意見。這樣，行政人員就會成為合作治理的參與者，協助公民考察他們的利益並且與他們一起共同製定決策，把公民納入到公開、公正的協商討論之中，實現“所有參與者的平等對話、而不是一方具有控製另一方的特權，這是真正公民參與的核心要素”。

隨著社會化媒體技術與移動終端的發展，公民參與正不斷突破傳統管製下的象征性參與的巢窠，雖然在可見的將來，媒體的審查和媒體的多樣化還將並肩前行，但微博、微信、論壇、搜索引擎、播客、即時通訊等技術的不斷發展，給媒體審查將帶來更大的壓力，政府不得不重視社會化媒體對社會的動員力量，同時也不得不通過社會化媒體以整合公眾的支持。

正是在社會化媒體社會動員的影響下，參與意識不斷提高、參與能力不斷加強、參與渠道不斷拓展的公民被置於中心位置緊貼議題，擁有了及時、平等的機會去影響政策過程和決策結果；行政人員仍然是二者溝通的橋梁，其影響力不再由製度框架賦予的權威所決定，而是由其與公民的密切關係及他們所具備的專業知識和社會影響力而決定；行政係統和行政過程則處於相對外圈，是在公民和行政人員的聯係和互動中得以界定。

（三）社會化媒體中公民政治參與係統的變革

由於社會化媒體中公民參與模式的重構，在社會化媒體便捷性、開放性、共享性等特征下，公民由象征性的外圍參與，獲得真正參與權，並被置於與議題最靠近的內圈。即在社會化媒體下，參與的渠道不斷拓展，參與的範圍不斷擴大。因此，社會化媒體中公民政治參與係統發生了變革：從組織方式而言，社會化媒體的參與改變了傳統媒體時代的他組織參與，而變成了一種公民的自組織參與；從參與的範圍而言，社會化媒體的公民參與不再是一種規定的某領域的參與，而是一種泛在的參與；從參與的主體而言，社會化媒體環境下，傳統精英參與的權力被解構，草根也獲得了參與的權力。

在傳統媒介生態環境下，有關政治體製改革、政府突發公共事件應對、官民關係的調和以及社會熱點事件的輿論引導等等，均是在主流媒體自上而下的傳播模式下進行信息的傳播，普通公民的參與必須是在各級黨組織、人大、政協以及工會、共青團等的組織下，發表自己的意見。因為在傳統媒介生態環境下，信息的披露有嚴格的監管，普通民眾隻能是在政府議程設置之後，進行相關議程的討論。這種類型的公民參與是被動的他組織參與。

隨著互聯網的不斷發展，特別是web2.0技術的應用與發展，社會化媒體打破了傳統信息的精英壟斷，普通公民參與的意識與參與熱情空前高漲，無論是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等突發事件的政府應對措施，還是在官民關係、警民關係、城鄉關係、勞資關係、貧富關係、醫患關係等等的政府處理，抑或是在反腐倡廉、司法公正等領域，網民利用社會化媒體自發地主張其利益，通過社會化媒體的強社交關係，自主組織成參與的共同體，影響政府政策的製定。由於社會化媒體的開放性、連通性以及互動性等特征，使得公民政治參與突破了傳統媒介管製下的範圍的限製，成為一種真正的泛在參與。這種泛在性體現在兩個方麵：一方麵是參與的範圍突破了傳統政府動員式的定域的限製；另一方麵是參與的空間由於移動終端的普及與應用，達到了真正的隨時隨地通過APP應用來發表自己的聲音，主張與表達自己的利益，從而對政治活動與行為產生一種廣泛的影響。

由於社會化媒體的便捷性，參與的主體也發生了改變，在傳統媒介環境下，政治參與受少數精英階層的壟斷，普通公民無法直接在政府決策以及政策的製定中發表自己的聲音，但近年來，隨著微博、博客、SNS、論壇、貼吧等社會化媒體的普及與應用，無論是政治生活，還是社會公共管理的監督等方麵，普通公民都可以發表自己的聲音。在社會化媒體環境下，參與的主體也由精英壟斷變為草根為主。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