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以民主集中製 推進思想理論創新：中國共產黨的智慧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9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運用民主集中製，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積極吸收借鑒國內外有益的發展經驗，推進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奠定了堅實基礎。
一、實事求是：中國共產黨對曆史智慧的創造性轉化
（一）中國共產黨“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起源
“實事求是”古已有之，它最早出現於東漢史學家班固撰寫的《漢書·河間獻王傳》，講的是西漢景帝第三子河間獻王劉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明朝王陽明在宋代朱熹“格物便是致知”“理在事中”的基礎上，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觀點，倡導“實事求是”的學風。但是，真正把“實事求是”精神貫徹到實踐中的是中國共產黨。
堅持實事求是，貫徹民主集中製，早在遵義會議就有了很好的體現。在遵義會議上，首先由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做關於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接著周恩來做關於反對敵人第五次“圍剿”的軍事工作報告，張聞天做批判“左”傾軍事路線的報告。三個報告之後，毛澤東第一個發言提出了自己的見解。緊接著王稼祥、周恩來、朱德、李富春、聶榮臻、劉少奇、陳雲、彭德懷等發言，支持毛澤東和張聞天的意見，批評博古的錯誤。會議嚴格按照少數服從多數原則和方式決定問題。在經過充分討論後，形成如下結果：其一，絕大多數同誌都“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認為博古的報告“基本上是不正確的”。隻有凱豐替博古辯護，“不同意毛、張、王的意見”。會議指定洛甫同誌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中去討論。同時選舉毛澤東為常委；委托周恩來為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這些決定凝聚了絕大多數同誌的意見和意願。這樣，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對全黨長達4年的領導，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
延安時期，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態度。‘的’就是中國革命，‘矢’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所以要找這根‘矢’，就是為了要射中國革命和東方革命這個‘的’的。這種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係，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係，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而要這樣做，就須不憑主觀想象，不憑一時的熱情，不憑死的書本，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地占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就這樣，“實事求是”從浩瀚的中國古籍中脫穎而出，開始成為中國共產黨思想路線的代名詞。
毛澤東對“實事求是”十分重視，反複告誡全黨要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1948年4月1日，毛澤東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按照實際情況決定工作方針，這是一切共產黨員所必須牢牢記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們所犯的錯誤，研究其發生的原因，都是由於我們離開了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主觀地決定自己的工作方針。這一點，應當引為全體同誌的教訓。”正是因為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一切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實際結合起來，找到了農村包圍城市正確道路，中國共產黨才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勝利，建立了新中國。
（二）“實事求是”與新中國前三十年的巨大成就
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是新中國取得巨大曆史成就的重要保障。新中國成立後不久，我們黨就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的曆史任務，並根據變化了的國內外局勢，製定了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了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奮鬥目標。當時，有兩種工業化模式擺在我們麵前：一是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化模式，二是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模式。我們黨領導人民選擇了學習蘇聯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模式。隨著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進一步深入，照搬蘇聯模式的弊端逐步暴露出來了。
毛澤東終究是一位站在時代前列、目光敏銳的曆史偉人，他在1955年底就提出了“以蘇為鑒”的問題。1956年2月至4月，中央政治局分別約集30多個部門的負責人座談，探討社會主義建設中出現的各種問題。毛澤東集中大家的意見，在1956年4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論十大關係》的報告，提出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基本方針。報告闡述的十大關係是以蘇聯經驗為鑒戒，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來的。《論十大關係》，目的就是要在總結我國經濟建設的經驗和以蘇聯經驗為鑒戒的基礎上，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
1956年9月，黨的八大勝利召開，標誌著黨領導人民探索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八大確定的理論路線方針是正確的，為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指明了方向。1957年，毛澤東提出正確區分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並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闡述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這篇講話總結了社會主義事業發展中的經驗教訓，探討了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1964年底至1965年初召開的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宣布：調整國民經濟的任務已基本完成，整個國民經濟將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要努力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所有這些，都代表著我們黨結合我國國情，從實際出發，獨立自主地開展對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寶貴探索。
當然，由於曆史的原因，特別是在一定程度上背離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我們黨提出的一些好的建設思想，沒有在實踐當中貫徹下去。盡管如此，新中國前三十年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新中國成立之初，麵臨著百廢待興的局麵。“農業減產，工廠倒閉，交通梗阻，物資奇缺，物價飛漲，失業眾多。一九四九年夏季的特大洪水，更使得經濟困難局麵雪上加霜。一九四九年的全國生產，同曆史上最高生產水平相比，工業總產值下降了一半，其中重工業下降70%，輕工業下降30%，農業大約下降25%，糧食總產量僅為2250多億斤。人均國民收入隻有27美元，相當於亞洲國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二。……中國共產黨在軍事上、政治上取得的巨大勝利，同在經濟上遇到的嚴重困難，形成強烈對比。有些人對共產黨管理經濟的能力表示懷疑，有的人根本就不相信共產黨會把經濟管好。他們在觀望，說‘共產黨在軍事上得了滿分，在政治上是八十分，在經濟上恐怕要得零分’。”但是，在黨領導下，我們還是克服各種困難，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二、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的醞釀和中國巨輪的再出發
（一）改革開放的先聲
1975年初，中國在“**”進入第9個年頭之後，似乎迎來了一線曙光。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1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8日至10日，在黨的十屆二中全會上，鄧小平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13日至17日，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任命鄧小平為國務院副總理。這樣，在毛澤東、周恩來的支持下，鄧小平實際上開始主持黨中央和國務院日常工作。鄧小平十分清楚現實的混亂局勢，也十分清楚清理整頓的艱巨性，但為了黨、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他不顧個人榮辱得失，挺身而出，堅定地承擔起了全麵整頓的曆史重任。“他要做的，是久已思考成熟了的，是不計較個人成敗後果的。……而且，既然要幹，就要徹底地幹，就要一下子全麵推開地幹。這就是鄧小平的個性和風格。”
複出後的鄧小平，開始了大刀闊斧的整頓工作。1975年1月19日，鄧小平在全國各大軍區負責同誌座談會上提出軍隊要整頓。整頓軍隊是鄧小平全麵整頓工作的開端，但軍隊整頓的工作實際上是在6月底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上正式鋪開的。因此，1975年的全麵整頓首先是從工業和交通部門展開的。當時，全國鐵路運輸嚴重阻塞，危及到了工業生產和一些城市的人民生活。鄧小平決心抓住這個薄弱的環節，以此為突破，推動國民經濟和全麵整頓的進展。3月5日，鄧小平主持召開全國省、市、自治區主管工業的書記會議。同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隨之對鐵路的清理整頓工作全麵展開。
1975年6月到10月，是整個整頓工作全麵鋪開的階段。8月3日，鄧小平在國防工業重點企業會議上指出，“我們黨和國家一定要關心群眾生活，現在應該提出這個問題了。”7月14日，鄧小平在軍委擴大會上講話，提出要解決軍隊的“腫”“散”“驕”“奢”“惰”的問題，軍隊領導班子要解決“軟”“懶” “散”的問題。9月15日，鄧小平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講話，“四個現代化，比較起來，更加費勁的是農業現代化。如果農業搞不好，很可能拉了我們國家建設的後腿。”他還講，“現在全國存在各方麵要整頓的問題。毛主席講過，軍隊要整頓，地方要整頓。地方整頓又有好多方麵，工業要整頓，農業要整頓，商業也要整頓，文化教育也要整頓，科學技術隊伍也要整頓。”另外，在科技、文化教育、理論宣傳以及黨的整頓等領域，鄧小平都有明確的步驟，並取得了明顯的效果。由於全麵整頓工作遭到“四人幫”的破壞和阻撓，生動活潑初見成效的整頓工作沒有繼續執行下去。但是，全麵整頓為粉碎“四人幫”、結束“**”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最重要的準備。
（二）解放思想：民主集中製與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改革開放的前夕，1978年底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兩個重要會議：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當時，工作會議從11月10日開到12月15日，共36天；三中全會從12月18日開始，22日結束，隻開了5天。其中，真正深入討論問題的是中央工作會議。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的主要負責人，中央黨政軍各部門和群眾團體的主要負責人，共212人參加了這次會議。
中央工作會議原定議題為：討論如何盡快把農業生產搞上去；商定1979、1980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安排；學習、討論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會議就中央政治局根據鄧小平建議提出的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問題，進行了認真的討論。會上，華國鋒、鄧小平、葉劍英發表了講話。會議要求，頭三天討論全黨工作著重點轉移問題，請大家暢所欲言，集思廣益。11日即開始分組討論。譚震林就提出要為天安門事件、“二月逆流”、“百萬雄師”等一些曆史問題平反。11月12日，陳雲在東北組會上作了一個發言，提出要解決“**”中遺留的一大批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他的發言，得到與會同誌的讚同。中央政治局順應大家要求，增加了原來所沒有的解決曆史遺留問題的議程。華國鋒在11月25日作了第二次宣布中央政治局決定，對“文革”中和“文革”前遺留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以及一些重要領導人功過是非問題進行平反，撤銷中央專案組，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組織部，揭批康生、謝富治的材料送交中央組織部審理。華國鋒認真聽取大家意見的態度，給與會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華國鋒“對大家提出的問題，一個也沒有回避，態度誠懇”，“凡是討論中提出的重大問題他都做出了令人滿意的答複”，“幾乎沒有見過黨的最高領導人能夠這樣聽取大家的意見，問題解決得如此徹底明確”。11月29日，鄧小平會見外賓時說：北京正在召開的最高領導人會議，主要是討論四個現代化問題。要搞四個現代化，就要創造一個良好的政治氣氛，
求得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使黨內外廣大群眾心情舒暢……把那些冤案、錯案了結了。這樣去引導全黨、全國人民一心一意奔向四個現代化。實際上，我們現在議的就是怎麽樣萬眾一心搞四個現代化，中心議題就是這個。中央工作會議還高度評價了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討論，批評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對主張“兩個凡是”、阻礙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討論的華國鋒等人，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指出“兩個凡是”背離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完全錯誤的。經過尖銳激烈的思想交鋒，一些對真理標準問題有疑慮的同誌思想有了轉變，作了自我批評。
鄧小平、葉劍英、華國鋒三人在閉幕會上作了講話。華國鋒表示，關於“兩個凡是”錯誤方針的問題，我應該作自我批評，也歡迎同誌們批評。葉劍英在講話時指出：“我們要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還必須認真實行民主集中製。隻有充分發揚民主，才能最大限度地調動起廣大幹部和群眾的積極性，集思廣益，群策群力地建設社會主義。隻有充分發揚民主，才能廣開才路，及時地發現我們黨的優秀人才，把他們充實到各級領導崗位中去。隻有充分發揚民主，才能保障廣大幹部和群眾有對領導實行監督和批評的權利，從而有可能及時發現和揭露像林彪、‘四人幫’一類的陰謀家、野心家、兩麵派，鞏固我們的政權，使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有切實的保證。這裏用得上列寧的一句話：‘勝利了的社會主義如果不實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勝利。’”鄧小平在閉幕會上講話時強調，要解放思想，發揚民主。他說，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係實際，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要真正實行民主集中製，當前特別需要民主，保障人民民主，加強法製。他指出，處理遺留問題為的是向前看，是為了順利實現全黨工作重心的轉變。為此，我們就要及時地研究新情況和解決新問題，特別要注意研究和解決管理方法、管理製度和經濟政策方麵的問題。這就是著名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講話。這篇講話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供了基本指導思想。
1978年中央工作會開得十分成功。與會同誌，特別是中央主要領導認真聽取各方麵意見，公開做自我批評，為大家解放思想、暢所欲言創造了寬鬆環境。鄧小平說，“這次會議開得很好，很成功，在黨的曆史上有重要意義。我們黨多年以來沒有開過這樣的會了，這一次恢複和發揚了黨的民主傳統，開得生動活潑。我們要把這種風氣擴大到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中去。”“這次會議討論和解決了許多有關黨和國家命運的重大問題。大家敞開思想，暢所欲言，敢於講心裏話，講實在話。大家能夠積極地開展批評，包括對中央工作的批評，把意見擺在桌麵上……這些都是黨內生活的偉大進步，對於黨和人民的事業將起巨大的促進作用。”這次會議上，大家真正坦誠相待，暢所欲言，直言不諱，這是我們黨貫徹執行民主集中製的集中體現。
（三）改革開放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
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轉折點，我們黨在鄧小平領導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把全黨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作出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開始了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探索。1978年，安徽、甘肅、四川等地率先突破人民公社體製的束縛，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這是中國農民自己的偉大創造。1980年4月，鄧小平在同中央負責人談到農業問題時，明確要求放寬政策，允許包產到戶、包產到人。不久，中央連續下發了幾個1號文件，排除各種阻力，推動了農村改革發展的浪潮。到1982年6月，全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生產隊占86.7%；1983年初，已占93%，其中絕大部分是包產到戶，極大地調動了億萬農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使我國農村經濟獲得了突破性的發展。農村改革又推動了城市改革和對外開放。從四川國營企業放權試點開始，計劃經濟體製逐步“鬆綁”，給企業以經營自主權。1980年8月，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審議並批準建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打開了對外開放的大門。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黨的十二大間的四年左右時間，“我們已經在指導思想上完成了撥亂反正的艱巨任務，在各條戰線的實際工作中取得了撥亂反正的重大勝利，實現了曆史性的偉大轉折”，“打開了一條一心一意搞建設的新路”。
1982年9月，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在十二大開幕詞中，鄧小平明確指出：“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麵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曆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黨的十二大以後，黨中央製定“三步走”發展戰略，即第一步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到20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然後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前進。
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勝利召開。大會最突出的貢獻是初步闡述了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並製定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1991年12月，蘇聯解體。20天之後，88歲高齡的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啟程南下，先後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視察，前後35天，發表了著名的“南方談話”，對關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一係列重大問題作出了理論概括，解除了束縛人們的思想障礙，有力地推動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
三、與時俱進：中國改革的智慧和經驗
（一）與時俱進的中國改革開放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蘇東劇變，使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麵臨巨大的困難和壓力。以江澤民同誌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國人民堅持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製定和執行“抓住機遇、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促進發展、保持穩定”的基本方針，捍衛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1992年，江澤民同誌在黨的十四大上宣告：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他還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是同社會主義基本製度結合在一起的”；“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應該也完全可能比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運轉得更好”。1993年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將《憲法》第十五條修改為：“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按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黨中央領導全國人民全麵推進農村、國有企業、財政、稅收、金融、外貿、外匯、計劃、投資、價格、流通、住房和社會保障等方麵體製的改革，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明顯增強，宏觀調控體係的框架逐步建立起來。
1997年9月召開的黨的十五大，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跨世紀發展作出全麵部署。大會確立了鄧小平理論的曆史地位和指導意義，係統論述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和基本綱領，提出“新三步走”的發展目標。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在新世紀新階段，中國共產黨高舉的旗幟，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幟；要走的道路，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要實現的目標，就是全麵建設小康社會進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大會聯係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係統總結了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十三年的基本經驗，並為全麵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麵確定了目標，指明了方向。
從1989年到2001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3%，大大領先於世界各國3.2%、發達國家2.7%和發展中國家5.2%的增長速度；我國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六位。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人們公認，這十三年是我國綜合國力大幅度提升、人民得到實惠最多的時期，是我國社會長期保持安定團結、政通人和的時期，是我國國際影響顯著擴大、民族凝聚力極大增強的時期。”我們黨領導人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取得的偉大成就舉世矚目。
（二）求真務實與改革開放的新成就
從黨的十六大到黨的十八大，以胡錦濤同誌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人民緊緊抓住和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深入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落實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按照“發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開放要有新局麵，各項工作要有新舉措”的要求，深化改革開放，加快發展步伐，推動黨和國家工作取得新的重大成就。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麵、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麵發展”，並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若幹問題的決定》。2005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農村工作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若幹政策的意見》公布。2006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幹意見》公布。2007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積極發展現代農業紮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幹意見》公布。2006年10月，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專門作出《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確立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主義的指導思想、目標任務和基本原則。
2007年，黨的十七大在總結曆史經驗和新鮮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闡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黨在新時期的主題，強調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最根本的就是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黨的十七大報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作出了明確界定，這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立足基本國情，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製度，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從2002年到2012年，十年間，我國經濟總量由世界第六位提升到第二位，社會生產力和科學技術實力大大提高，人民生活和社會保障水平邁上一個新台階，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迅速增強，為全麵建成小康社會奠定了更加雄厚的基礎。
四、走向曆史的深處：“四個全麵”戰略布局和中國的未來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了“四個全麵”戰略布局。“四個全麵”戰略布局，是我們黨麵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新階段新任務提出的新的戰略思想，為在新的曆史條件下深化改革開放、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提供了科學理論指導和行動指南。“四個全麵”戰略布局集中了全黨的智慧，標誌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飛躍。
（一）“四個全麵”是新的重大戰略布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探索的科學結晶
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必須有科學的戰略規劃和戰略布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戰略規劃和戰略布局，不是憑空出現的，而是經過了一個長期的探索過程。
全麵建成小康社會是我們的戰略目標。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同誌最先提出了“分三步走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戰略設想，並把到20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作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發展戰略的第二步戰略目標，使用了“小康社會”的概念。到20世紀結束時，我們勝利實現了“三步走”的戰略目標。在20世紀召開的最後一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即黨的十五大上
，我們黨提出了新的奮鬥目標，就是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寬裕，形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再經過10年的努力，到建黨100年時，使國民經濟更加發展，各項製度更加完善；到21世紀中葉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是我們黨首次提出“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進入新世紀，黨的十六大正式提出“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目標。黨的十七大強調到2020年實現全麵建成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2012年7月，胡錦濤同誌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中，首次明確提出“全麵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強調要“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麵建成小康社會而奮鬥”。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依據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總布局是五位一體，總任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我們要準確判斷重要戰略機遇期內涵和條件的變化，全麵把握機遇，沉著應對挑戰，確保到2020年即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時，實現全麵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到21世紀中葉，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由此可見，全麵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是一致的，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中國夢的關鍵一步。
全麵深化改革，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活力之源，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選擇。在改革開放的初期，鄧小平同誌就提出，改革是全麵的改革，包括經濟體製改革、政治體製改革和相應的其他各個領域的改革。黨的十三大將“必須堅持全麵改革”確立為具有長遠意義的指導方針，並做出了相應部署。黨的十四大進一步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確立為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黨的十五大重申了“全麵改革”和“深化改革”。進入新世紀，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經濟體製改革、政治體製改革和文化體製改革的任務。黨的十七大進一步提出了經濟體製改革、政治體製改革、文化體製改革和社會體製改革的重要任務。黨的十八大進一步提出全麵深化改革開放的目標，強調要“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製機製弊端，構建係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製度體係，使各方麵製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麵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全麵深化改革的指導思想、目標任務、重大原則和具體舉措，對全麵深化改革做出了全麵部署。全麵深化改革成為中國未來發展的新引擎。
作為新的治國方略，依法治國是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曆史進程逐步推進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了“加強社會主義法製”的任務，以及實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方針，開啟了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新征程。在1992年初的“南方談話”中，鄧小平同誌特別告誡全黨：“還是要靠法製，搞法製靠得住些。”黨的十五大明確提出“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確定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目標，並提出了到2010年形成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係的重大任務。1999年3月，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正式載入憲法。黨的十六大提出了“社會主義法製更加完備，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得到全麵落實”的建設目標。黨的十七大進一步強調“全麵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2011年3月10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鄭重宣布黨的十五大提出到2010年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係的立法工作目標如期完成。黨的十八大進一步強調“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提出了全麵推進依法治國，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係，更加注重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等新的要求。2014年10月23日，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麵推進依法治國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全麵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係，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全麵從嚴治黨，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保證。1989年12月，江澤民同誌在黨建理論研究班上的講話中提出，要“以高度的革命責任感和緊迫感，充分發動和依靠全黨的力量來抓緊黨的建設工作，在各方麵從嚴治黨，為全麵提高黨的戰鬥力而鬥爭”。鄧小平同誌強調，“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首次把“堅持從嚴治黨”的方針寫進了黨章。黨的十五大強調“從嚴治黨，是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增強黨的凝聚力和戰鬥力的保證”，提出要把從嚴治黨的方針貫徹落實到黨的建設的各項工作中去。進入新世紀，黨的十六大再次強調“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方針”。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黨的十七大對加強黨的建設做出部署，以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為主線，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方針。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強調要“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提高管黨治黨水平”，提出全麵推進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製度建設和反腐倡廉建設，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確定了全麵加強黨的建設總體布局。2014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明確提出了全麵推進從嚴治黨的要求並做出了具體部署。同年12月，習近平在江蘇考察調研提出了“全麵從嚴治黨”，指出全麵從嚴治黨是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必然要求，並強調協調推進全麵建成小康社會、全麵深化改革、全麵推進依法治國、全麵從嚴治黨，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邁上新台階。
總之，“四個全麵”戰略布局，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和基本要求的科學論述，為在新的曆史條件下深化改革開放、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指明了奮鬥方向。
（二）“四個全麵”是新的重大戰略思想，是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未來發展的光輝旗幟
當前，我們已經進入全麵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定性階段。這個決定性階段的特點就是“新常態”。“四個全麵”戰略布局，在某種意義上就是針對新常態提出。“新常態”是表述中國當前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征的一個重要概念。習近平主席在2014年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的演講中，定義了中國經濟新常態的三個基本特點：第一，經濟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第二，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第三產業、消費需求逐步成為主體，城鄉區域差距逐步縮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發展成果惠及更廣大民眾；第三，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十八屆五中全會又進一步提出，實現“十三五”時期發展目標，破解發展難題，厚植發展優勢，必須牢固樹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強調，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也麵臨諸多矛盾疊加、風險隱患增多的嚴峻挑戰。我們要準確把握戰略機遇期內涵的深刻變化，更加有效地應對各種風險和挑戰，繼續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辦好，不斷開拓發展新境界。“十三五”時期是全麵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我們必須要有新思路，這就是“四個全麵”戰略布局。這個戰略布局，既有戰略目標，也有戰略舉措，每一個“全麵”都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在這“四個全麵”的戰略布局中，全麵建成小康社會是我們的戰略目標。現在，我國距離2020年實現全麵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還有幾年時間，如期實現全麵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為到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打下堅實的基礎，是我們黨的重要任務。全麵深化改革、全麵依法治國、全麵從嚴治黨是三大戰略舉措。首先，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黨和人民事業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強大動力和有力保障。全麵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推進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其次，依法治國，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實現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全麵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全麵深化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必須全麵推進依法治國。最後，在新的曆史起點上，黨麵臨著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這四大考驗，同時麵臨著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脫離群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這四種危險。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從嚴是我們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保障。我們共產黨人最講認真，講認真就是要嚴字當頭，做事不能應付，做人不能對付，而是要把講認真貫徹到一切工作中去，作風建設如此，黨的建設如此，黨和國家一切工作都如此”；“從嚴治黨必須具體地而不是抽象地、認真地而不是敷衍地落實到位”；要“使從嚴治黨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到增強黨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上來，集中到提高黨的領導能力和執政能力、保持和發展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上來”。可見，“四個全麵”戰略布局的每一個方麵，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得益彰，成為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發展的科學指南。
（三）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協調推進“四個全麵”戰略布局，取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勝利
馬克思主義是由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等部分組成的嚴整的、科學的理論體係。它蘊含的一係列的範疇、原理和學說相互聯結，構成了一個完整、嚴密的整體。馬克思主義是我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隻有堅持以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才能沿著正確方向勝利前進。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推動全黨學習曆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論，更好認識國情，更好認識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大勢，更好認識曆史發展規律，更加能動地推進各項工作。辯證唯物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我們黨要團結帶領人民協調推進全麵建成小康社會、全麵深化改革、全麵依法治國、全麵從嚴治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必須不斷接受馬克思主義哲學智慧的滋養，更加自覺地堅持和運用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增強辯證思維、戰略思維能力，努力提高解決我國改革發展基本問題的本領。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一個係統的、發展的有機整體。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必須樹立科學的方法，協調推進“四個全麵”戰略布局。我們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堅持一切從中國國情實際出發，從客觀事物的規律出發，更加有效地應對各種風險和挑戰，繼續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辦好，不斷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新境界。
“四個全麵”戰略布局，貫穿著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的基本立場、基本觀點、基本方法。協調推進“四個全麵”戰略布局，最根本的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學習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學習習近平總書記係列重要講話精神，學會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認識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不斷提高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和運用馬克思主義處理問題的能力，進一步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努力奮鬥。
總之，中國共產黨堅持民主集中製，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科學決策，高效執行，向世界展示了中國的未來和希望。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