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以來，我盡力調整回原定的日程。伊娃的清潔工作和尋父計劃的取消讓我省下了不少時間，我都用來練習空手道和合氣道了，有一陣子沒練了。
我的老師，一位五段高手，一個沉默寡言，特別是與黑帶選手交流甚少的男人，突然把我拉到一邊。當時我正在道場裏打沙袋。
“有些事情讓你很憤怒。”他說。他隻說了這些。
他很了解我，我絕不是一個會屈從於情緒波動的人。他提醒了我，這麽做很正確，因為我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憤怒。
我有點生羅茜的氣，因為她竟然拒絕了我的要求。但很快，我就開始生自己的氣，我的社交技能的缺陷很顯然讓羅茜陷入了極大的窘境。
我試著給羅茜打了幾次電話，但都轉到了語音信箱。最終，我決定留言：“如果你罹患白血病，又無法找到匹配的骨髓移植來源，怎麽辦？你的生父會有強烈的動機去幫助你，成為合適的捐贈者。所以說，尋父計劃的失敗可能是致命的。隻剩下11個候選人了。”
她沒有回電話給我。
“這樣的事情不稀奇。”在四周以來的第三次咖啡館會麵時，克勞迪婭如是說，“你和一個女人糾纏不清，關係進展不怎麽順利……”
就是這話。我，以自己的方式，和羅茜“糾纏不清”了。
“這不容易，”克勞迪婭說，“但所有人都會給你同樣的建議。忘了她吧，你還會有新的機會。”
克勞迪婭的邏輯是建立在完善的理論架構和大量的專業經驗上的，很明顯要好過我不理智的感知。但我又仔細想了想，發現她的建議或者說是心理學本身是基於對普通人的研究結果，而我很清楚自己的性格絕對是有些不尋常的地方的。克勞迪婭的建議對我來說是否有些不合適呢？
我決定采取一些折中的辦法。我要繼續尋妻計劃。如果（也僅限於此）我還能有富餘的時間，才會繼續尋父計劃，一個人做下去。如果我能夠給羅茜一個解決方案，或許我們還能做朋友。
比安卡之災讓我重新調整了調查表，加入了更為嚴苛的指標。我加設了有關跳舞、球拍類運動和橋牌的問題，以篩除那些要求我掌握無用技能的候選人，同時還增加了數學、物理學和遺傳學問題的難度。選項“（c）適量”隻能在喝酒問題上被接受。我將答案整理好，直接去找吉恩，他很擅長對數據二次利用的科研實踐。他可能會幫我找出符合標準的候選人。沒錯。
由於缺乏尋妻計劃候選人，我開始全力思考為尋父計劃拿到DNA樣本的最佳途徑。
在我為鵪鶉去骨的時候，我突然想到了答案。候選人都是醫生，他們可能會願意為遺傳學研究做出貢獻。我隻需要一個合理的借口就可以要到他們的DNA樣本。阿斯伯格綜合征的講座讓我想到了一個借口。
我拿出11人名單。其中的2個已經故去，還剩9個，7個正在海外，所以沒有參加同學會。有兩個人留有本地的電話號碼，一位正是我所在大學醫學研究所的所長。我首先給他打了電話。
“勒菲弗教授辦公室。”一位女士的聲音傳了過來。
“我是遺傳學係的蒂爾曼教授，我想邀請勒菲弗教授參加一個科研項目。”
“勒菲弗教授正在美國休假，兩周後回來。”
“很好。這個項目是有關高成就群體孤獨症遺傳標記的攜帶情況的。我希望他能夠填寫一份問卷，同時提供一份DNA樣本。”
兩天後，我成功聯係到全部九位健在的候選人，給他們發了問卷。這問卷是依照阿斯伯格綜合征研究論文編寫出來的，還有取樣刮板。問卷其實無關緊要，隻不過是讓這項子虛烏有的研究看起來合理合法。在附帶的說明中，我明確指
出自己是一位遺傳學教授，來自一所極具聲望的大學。同時，我還得設法找到兩位故去醫生的親屬。
我在網上找到了死於心髒病的格哈德·馮·戴恩博士的訃告。裏麵提到了他的女兒，那時她還在念醫學院。我毫不費力地就聯係上了布麗吉特·馮·戴恩博士，她很高興能夠參加這個項目。小菜一碟。
傑弗裏·凱斯要麻煩得多，他畢業一年後就去世了。我很早以前在同學會的網站上看到過他的一些基本信息：沒有結婚，沒有（為人所知的）孩子。
與此同時，DNA樣本也陸陸續續地寄過來了。有兩名醫生，都是來自紐約的醫生，拒絕參加這個項目。作為職業醫生，他們為什麽會拒絕參加一項如此重要的研究？他們有什麽要隱瞞的嗎？難道他們以為這是身處同一城市的私生女發來的要求？隨後我想到，如果他們懷疑我的動機，完全可以寄一份朋友的樣本過來。這麽看，拒絕總比欺騙要好得多。
七個候選人——包括小馮·戴恩博士——寄回了樣本，沒有一個是羅茜的父親或是姊妹。
“我來取勒菲弗教授的包裹。”我告訴接待員。他在市醫院工作，我很希望能夠躲開會麵或是詢問。我失敗了。她撥通電話，報了我的名字。接著，勒菲弗教授出現了。他約莫54歲。在過去的13周裏，我見了許多54歲的男男女女。他拿著一個大信封，裏麵應該裝著注定要被扔進廢紙簍的問卷，還有他的DNA樣本。
他走過來，我想要拿過信封，但他伸出另一隻手握住了我的手。這場麵有點尷尬，我們隻是握了手，信封還在他手裏原封不動。
“西蒙·勒菲弗。”他說，“你到底想幹什麽？”
這完全是我沒有想到的。為什麽他會質疑我的動機？
“取你的DNA樣本，”我趕忙答道，“還有問卷。有一個重要的研究項目，十分重要。”我倍感壓力，我的聲音一定也透露出這一點了。
“肯定是這樣。”西蒙笑了，“你就這麽隨隨便便地選了一個研究所所長當實驗對象？”
“我們需要成就高的人。”
“這次查利又在打什麽主意？”
“查利？”我不認識任何一個叫查利的人。
“好吧，”他說，“蠢問題。你想讓我參與多少？”
“不需要太多的參與。查利不在項目組裏。我隻需要你的DNA樣本……還有問卷。”
西蒙又笑了起來：“這事我倒挺感興趣的，就這麽告訴查利吧。趕快把項目介紹發給我，還有道德委員會的同意書。所有的這些麻煩事。”
“那我就可以拿走樣本了？”我問道，“樣本容量的大小對數據分析至關重要。”
“把材料發給我就行了。”
西蒙·勒菲弗的要求合情合理。但遺憾的是，我無法提供這些材料，因為這個項目完全是杜撰的。完成一份出色的項目立項書至少要花上幾百個小時。
我試圖估算出西蒙·勒菲弗就是羅茜生父的可能性。目前還有四名候選人未經檢測：勒菲弗、傑弗裏·凱斯（已故），還有那兩個紐約客——艾薩克·埃斯勒和所羅門·弗賴伯格。根據羅茜提供的信息，任何一個人都有25%的可能性是她的生父。但基於目前為止仍未找到匹配樣本的事實，我也得考慮其他的可能性。其中的兩個樣本並非來自本人，而是來自直係親屬。很有可能其中的一個甚至兩個都像羅茜一樣，是婚外亂性的產物。吉恩曾經說過，這種事情發生的概率比人們預想的要高得多。當然，也有可能會有一個甚至多個候選人故意寄回假的樣本。
我也不能排除羅茜的媽媽根本沒有說真話。我想了很久，因為我一直以來的假設都是人們是誠實的。也有可能羅茜的媽媽
希望羅茜能夠相信自己的父親是一名醫生，和她一樣，而不是一個不大體麵的人。權衡之下，我預計西蒙·勒菲弗就是羅茜生父的可能性為16%。要為阿斯伯格綜合征研究項目偽造材料，我可能得做大量的且很可能不會為尋父計劃帶來任何成果的工作。
我仍然選擇繼續。這種決定無論如何都不能稱作理性。
在忙碌中，我接到了一位律師的電話，通知我達夫妮去世了。盡管從實際意義上來說，她也算故去有一段時間了，但我竟意外感受到了一絲孤獨。我們的友誼很簡單，但現在，一切都複雜起來了。
律師給我打電話，是因為達夫妮在遺囑中把“一筆小錢”（律師語）留給了我。一萬美元。她還給我留了一封早在搬去療養院前就寫好的信。信是手寫的，用了一張印著花紋的信紙。
親愛的唐：
謝謝你讓我在人生的最後幾年中過得如此充實有趣。愛德華搬到療養院之後，我就覺得自己也時日無多了。但我有了你。你教了我很多新知識，我們的談話也總是那麽有意思，我想你一定不知道你的陪伴和支持對我來說有多麽重要。
我曾經告訴過你，你一定會是個好丈夫的。我怕你忘了，所以要再次提醒你。我相信，隻要你願意花心思去找，你一定能夠找到屬於你的那個人。所以，千萬別放棄，唐。
我知道你不需要我的錢，或許我的孩子更需要，但我還是想給你留下一點。如果你願意拿這筆錢做點瘋狂的事情，我會很高興的。
永遠愛你。
你的朋友
達夫妮·斯伯溫
我隻花了不到10秒鍾就想出了一個瘋狂的點子：實際上，我隻給了自己那麽點時間，以防這個決定陷入任何邏輯思考的流程。
阿斯伯格綜合征的研究項目很有趣，但也很耗時。立項書的成品相當不錯，若是想拿它申請一筆科研基金，我自信一定能通過業內評審。萬事俱備，隻差同意書。我給勒菲弗的私人助理打了電話，告訴她我忘記寄送文件了，但現在可以親自送過去。騙人這種事情，我似乎越做越順了。
我來到接待處，召喚勒菲弗的儀式再次上演，隻是這次他手裏沒有拿信封。我想把文件給他，他卻又要跟我握手，上一次的陰差陽錯倒是一點沒變。勒菲弗似乎覺得樂在其中，我卻有些緊張。在這一切之後，我想拿到DNA樣本。
“向您致敬，”我跟他打招呼，“您要的文件。您要的全部都在這兒了。我現在需要您的DNA樣本，還有問卷。”
勒菲弗又笑了，上上下下地打量著我。我看起來很奇怪嗎？我的T恤衫隔天一換，今天這件上麵印著元素周期表，這是我畢業第二年收到的生日禮物。我的褲子結實又百搭，走路穿，上課穿，做研究穿，幹體力活兒穿也沒有問題。還有高品質的跑鞋。唯一的問題可能是我褲腳露出的襪子，有些許顏色的差異，在燈光昏暗的環境裏，穿錯了也很正常。但西蒙·勒菲弗似乎覺得每件事情都特別有意思。
“漂亮。”他說。然後，他重複了我剛剛說過的話，似乎還在模仿我的語調：“全部都在這兒了。”接著，他又用正常的語調說：“告訴查利，我一定會好好看立項書的。”
又是查利！太無稽了。
“DNA，”我的語氣有點激烈，“我得要你的樣本。”
勒菲弗的笑聲再次爆發了出來，好像我說了一個有史以來最好笑的笑話。他甚至笑出了眼淚，貨真價實的眼淚。
“你讓我今天過得太開心了。”
他從接待台上的紙巾盒裏抽出一張紙巾，抹了把臉，擤了擤鼻涕，隨手把紙巾丟進垃圾桶，拿著我的立項書走開了。
我走向垃圾桶，撿回紙巾。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