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等後教育的含義
中等後教育是中等教育之後最高階段的正規教育和非正規教育，包括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兩軌，全日製教育和非全日製成人教育兩類，其中中等後全日製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也被稱作高等教育，非全日製成人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也被稱為繼續教育，本文中的中等後教育主要是指高等教育。中等後教育機構包括大學、學院等普通高等教育院校和高等職業技術專科學院兩大類，涵蓋的學曆、學位包括專科文憑和本科學位、研究生學位、博士學位等。[18]
中等後教育在各國都不是強製的義務教育，但聯合國於1966年頒布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等人權文件中，都強調公民應該享有平等的高等教育受教育權。盡管全民教育沒有關於中等後教育或高等教育的發展目標，但《教育2030行動框架》目標中有不少關於高等教育發展的內容，尤其強調高等教育公平，具體目標包括：“到2030年，確保所有男女平等獲得負擔得起的優質職業與技術教育以及高等教育，包括大學教育。”“到2020年，在全球範圍內大幅增加發達國家和部分發展中國家提供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和非洲國家）可獲得的高等教育獎學金數量，包括職業培訓、信息通信技術、技術、工程和科學項目的獎學金。”[19]
二、“一帶一路”國家中等後教育整體進展
進入21世紀以來，“一帶一路”國家中等後教育或者說高等教育的規模迅速擴大，各國間高等教育交流與合作越來越密切，一些國家的頂尖大學在國際排名中嶄露頭角，但“一帶一路”國家高等教育整體影響力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一）數據分析
1.學生規模及分布
圖4.3 高等教育毛入學率（2014年）
資料來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研究所數據庫，2016年.
從上圖中2014年有數據可查的45個國家來看，中東歐及北美和西歐國家整體上高等教育毛入學率最高，大部分國家都進入了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特別是希臘，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高達110%，意味著高等教育理論上能夠容納全部的學齡人口；絕大多數東亞和太平洋地區、中亞、南亞和西亞及阿拉伯國家沒有進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尤其是南亞國家整體上高等教育毛入學率最低，南亞毛入學率最高的斯裏蘭卡和印度，2013年和2014年的毛入學率都在25%以下，毛入學率低於15%的4個國家中，南亞國家占了3個，毛入學率最低的是中亞的土庫曼斯坦，2014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僅有8%。
私立高校在“一帶一路”不同國家的發展狀況差異很大。私立高等教育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發揮其積極作用，受到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傳統等外部因素製約。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研究所2013年和2014年的數據，拉脫維亞、巴勒斯坦、以色列和愛沙尼亞等國私立高校在校生比例高達80%以上，而文萊、烏克蘭、克羅地亞、斯裏蘭卡、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塔吉克斯坦私立高校在校生比例不足10%（圖4.4）。
圖4.4 私立高校在校生比例最高和最低的10國（2013年、2014年）
注：圖中愛沙尼亞、新加坡、尼泊爾、斯裏蘭卡和土耳其是2013年的數據，其餘國家是2014年的數據。
資料來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研究所數據庫，2016年.
2.性別平等狀況
圖4.5 高等教育毛入學率性別均等狀況（2013年、2014年）
注：中東歐的波蘭、愛沙尼亞、馬其頓、土耳其、摩爾多瓦，南亞和西亞的印度、尼泊爾、不丹，阿拉伯國家的科威特、敘利亞，北美和西歐的希臘，2014年的數據缺失，圖中采用的是2013年的數據；其餘國家都采用的是2014年的數據。
資料來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研究所數據庫，2016年.
分區域來看，中東歐及北美和西歐國家整體上性別均等指數偏離標準值基本上都不到0.5，女性毛入學率略高於男性。特別是希臘，性別均等指數高於標準值不到0.01，男性和女性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都高達110%，是“一帶一路”國家中男女毛入學率最高、差值最小的。中亞及東亞和太平洋地區有少數國家性別均等指數小於1，如土庫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老撾，大多數國家都大於1。南亞和西亞大多數國家的性別均等指數都小於1，該區域性別均等指數最低的阿富汗也是整個“一帶一路”國家中指數最低的。阿拉伯國家之間的差異最大，性別均等指數最高的卡塔爾高出標準值5.32，是“一帶一路”國家中性別均等指數偏離標準值最大的；最低的埃及（含西奈半島）低於標準值0.1。
3.學生遷移情況
各國高等教育學校對於優質生源的競爭越來越激烈，學生在不同國家之間的遷移越來越頻繁，國際留學生的規模也逐年增大。全球留學生總數從2000年的200萬增長到2013年的410萬，翻了一番，留學生占到高等教育在校生的2%左右。美國、英國等傳統的留學生目的地仍然對追尋高質量高等教育的學生有很強的吸引力，一些新的國家和地區也在競爭中逐漸擴大留學生市場的份額。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研究所的數據，2013年，美國（19%）、英國（10%）、澳大利亞（6%）、法國（6%）、德國（5%）和俄羅斯（3%）6個國家的留學生數占到總數的將近一半。亞太地區的澳大利亞和日本等傳統的留學目的地的地位受到了新興目的地的衝擊，包括中國、馬來西亞、韓國、新加坡和新西蘭等新興留學目的地2013年的留學生總數占比7%。[20]
“一帶一路”國家高等教育階段學生流動規模也較大，如中國、印度、沙特阿拉伯、馬來西亞和越南等都是輸出留學生較多的國家，學生大多數也流入歐美地區高等教育實力較強的國家；“一帶一路”國家高校對留學生的吸引力盡管有限，但隨著中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的高等教育實力不斷增強，這些國家接納的留學生近年正不斷增加，在國際留學生市場上也占據一定份額。
此外，“一帶一路”國家之間流動的國際學生也有相當規模。以“一帶一路”國家中人口數量較大的俄羅斯為例，在高等教育階段，2014年俄羅斯接收的國際留學生共17.8萬人，其中來自“一帶一路”國家的學生占到96%；2014年俄羅斯赴其他國家留學的學生共4.5萬餘人，其中赴“一帶一路”國家的學生占近43%（表4.3），可見俄羅斯與“一帶一路”國家高等教育層麵交流密切。
表4.3 “一帶一路”國家與俄羅斯之間留學生遷移數最大的10個國家（2014年）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研究所的數據，2014年中國赴其他國家繼續高等教育階段學習的留學生共計約73.8萬人，中國留學生數最多的10個國家和地區分別是美國、澳大利亞、日本、英國、加拿大、韓國、中國香港、法國、新西蘭和中國澳門；其中赴“一帶一路”國家留學的中國高校學生數共計約2.5萬人，中國留學生最多的5個“一帶一路”國家分別是俄羅斯、泰國、馬來西亞、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圖4.6）。“一帶一路”國家的中國留學生總數與美國的中國留學生數量相當，僅占中國留學生總數的3.4%。
圖4.6 赴“一帶一路”國家留學的中國留學生數（2014年）
資料來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研究所數據庫，2016年.
4.高校排名情況
教育機構依托數據庫發布的大學排行榜近年不斷多樣化，既有綜合性的排行榜，也有分區域或分類別的排行榜。盡管排行榜的排名不盡科學和完美，但可以從中窺見各國高等教育的質量情況。從QS、Times和US News世界三大最具影響力的排名機構發布的2016年最新全球大學綜合排名來看，“一帶一路”國家進入三大榜單前150名的高校非常少，僅有新加坡、中國、俄羅斯等少數國家的個別高校躋身前150名，所有“一帶一路”國家高校在三大排行榜中均未能衝進前十位（見表4.4）。“一帶一路”國家高校在排行榜上的數量和位次都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
表4.4 “一帶一路”國家進入三大排行榜前150名的高校（2016年）
相對來說，中國上榜的高校數量較多。QS排名前150位的中國高校有8所，其中中國內地的5所高校中有4所排名都在前100；入圍US News排名前150位的中國高校有7所，其中有4所內地高校；入圍Times排名前150位的中國高校有5所，其中有2所內地高校。內地高校中排名最靠前的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在3個榜單的排名都在前60位。新加坡上榜的高校數量雖然隻有2所，但兩所高校的排位都很靠前。俄羅斯、印度等國上榜高校數量較少，在不同排行榜上的表現差別較大。
（二）小結
從上述數據分析來看，“一帶一路”國家高等教育發展程度參差不齊。整體上中東歐及北美和西歐國家的高等教育發展水平較高，高等教育入學機會較多，能夠覆蓋大多數民眾，且性別等教育公平狀況較好；東亞和太平洋地區區域內不同國家之間的高等教育發展狀況差異較大，發展水平較高的如新加坡等，堪比中東歐及北美和西歐國家水平，發展水平較低的老撾等，高等教育剛剛從精英化進入大眾化階段；南亞和西亞、中亞及阿拉伯國家整體上高等教育發展水平相對較差，阿富汗、土庫曼斯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等國的高等教育仍然處於精英化階段，入學機會較少，特別是土庫曼斯坦、阿富汗等區域內的短板國家，同時也是“一帶一路”國家中的最低值所在。對於部分亞洲國家來說，進一步增加高等教育入學機會，提高高等教育普及程度，仍然是艱巨任務。
在推動高等教育大眾化和普及化的同時，如何兼顧教育公平和質量，是“一帶一路”國家麵臨的另一個問題。除了性別平等，高等教育也不能忽視貧困及偏遠地區學生、有身體障礙和特殊學習需求的學生以及母語非官方語言的少數民族地區學生等弱勢群體。此外，提升高等教育質量，促進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也值得“一帶一路”國家加強重視。通過治理結構、辦學體係等方麵的綜合改革，提升高校在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等方麵的質量，通過內在的創新，提高對外的影響力，逐步增強“一帶一路”國家高校在各大排行榜中的顯示度，是許多國家高校正在不斷探索的事情。
在對外合作與交流方麵，“一帶一路”國家與其他國家，以及“一帶一路”國家之間在高等教育領域的聯係越來越頻繁，不同區域和國家之間遷移的留學生規模顯著擴大，同時各國高校在科研和社會服務等方麵的合作不斷深入。特別是在“一帶一路”戰略開始實施之後，高等教育如何承擔起新的責任，培養出符合時代需要的國際化人才，包括專業技能人才、小語種人才、“一帶一路”國家研究人員等，對“一帶一路”國家來說仍然是一個需要不斷探索的問題。
三、“一帶一路”國家中等後教育創新措施
進入21世紀以來，經濟社會的發展越來越依托於科學技術的創新。高等教育承擔著推進科學發展、科技創新的職責，肩負著培養高素質人才的重任，對於經濟社會的發展越來越重要。因而，高等教育的發展在“一帶一路”各國都較受重視，各國在推進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同時，也關注到教育的公平與質量。
（一）推進高等教育大眾化
高等教育大眾化不僅要求高等教育規模的整體提升，也要求機會的公平分布。“一帶一路”國家高等教育規模區域間差別較大，不少國家近年來在增加高等教育入學機會、提高高等教育覆蓋率，以及推動高等教育公平方麵做了一些努力，取得了顯著成效。《教育2030行動框架》目標中提出高等教育覆蓋所有男性和女性，這在一些“一帶一路”國家並不是難以實現的目標，比如，希臘2014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已經達到110%，但對於一些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較低的亞洲國家來說難度很大，尤其是阿富汗、土庫曼斯坦等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目前低於15%的國家。
推進高等教育大眾化，就需要增加對高等教育的投入。從高等教育經費主要來源來看，可以把“一帶一路”國家大眾化路徑大體分為政府投入為主型和民間投入為主型兩種，“一帶一路”大多數國家的發展模式屬於後一種。俄羅斯、波蘭、匈牙利等中東歐國家，在19世紀90年代之後允許不同社會組織、企業等創辦高等教育機構，並且對私立高校的學生提供政府補助，促進了私立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私立高校通過錄用自費生、收取高額學費來補充辦學經費，有效地化解經費不足的挑戰。[21]中國是在人均GDP較低水平上通過快速擴招實現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在中國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進程最初階段，高等教育投入水平低。過去10年中，通過收取學費、吸引社會資金成立基金會等方式，中國高校經費逐漸改為“社會投入為主、財政投入為輔”[22]，提高了投入水平，在擴張規模的同時，開始注重質量的提升。
在整體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高等教育公平問題在一些國家也得到了重視。針對印度高等教育毛入學率低於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城鄉之間和男女性別之間的差別較大，以及教育質量不高等問題，印度政府出台了《高等教育“十二五”規劃（2012—2017）》，提出通過實施遠程教育教學項目、創建社區學院等多種方式，適度擴張高等教育規模，到2017年將印度高等教育毛入學率提高到30%；同時，提出要消除性別、城鄉、區域、階層的人為差別，加強對弱勢群體學生的財政支持力度，大幅增加公共部門財政經費，提高獎學金數額，進一步普及國家獎學金和政府擔保學生貸款自主項目；將低入學率地區示範性學院、社區學院和多科技術學院創建工程拓展到所有少數民族聚居區和其他貧困地區。另外，為解決長期以來印度高等教育領域各執行部門協調不力的局麵，在“十二五”期間，印度政府將其各部門所有與高等教育公平相關的行動計劃整合為“高等教育機會均等計劃”，將所有殘疾人全納教育行動計劃整合為“國家殘疾人全納計劃”。[23]此外，匈牙利、捷克等中東歐國家通過立法等途徑，支持少數民族語言在教育係統中的應用，建立多元化的高等教育體係，從而保護少數民族學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提高少數民族學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捷克的波蘭族有一整套波蘭語的教育體係，在高等教育層次也和其他教育層次一樣，提供母語教育或雙語教育。匈牙利2011年出台的《國家高等教育法》規定，允許少數民族學生使用其民族語言接受高等教育。[24]
（二）拓展高等教育國際化
隨著高等教育教師、學生、資源在國際的加速流動，各國高等教育之間的合作和交流日益頻繁，“一帶一路”大多數國家都積極應對高等教育國際化趨勢，同時“一帶一路”國家之間的國際合作也越來越深入。
“一帶一路”不同區域國家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狀況不同。為了推進歐洲一體化進程，歐洲國家高等教育國際化或一體化進程早早啟動。1999年，29個歐洲國家在意大利博洛尼亞提出歐洲高等教育改革計劃，提出到2010年建成歐洲高等教育區，博洛尼亞進程簽約國之間實現三級學位製度、學分互認和轉換、學曆學位證書互認、無障礙申請去其他簽約國學習等，歐洲高等教育區內各國間的交流合作將更便利和深入。到2015年，“一帶一路”國家中，21個中東歐國家、希臘、塞浦路斯、哈薩克斯坦等，都加入了這個歐洲高等教育一體化改革計劃。[25]加入博洛尼亞進程後，簽約國根據相關協議對原有高等教育體係進行改革，更好地參與到高等教育合作與競爭中。同時，馬來西亞、新加坡和中國等亞洲國家也有各自的國際化戰略規劃。中國在《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提出擴大教育開放，加強與國外高水平大學合作，開辦中外合作學校和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培養國際化人才，提高高等教育國際化水平。[26]中國近年來高校與國外高水平大學合作辦學的數量和水平都發展迅速，到2016年共批準了7所中外合作大學，包括寧波諾丁漢大學、西交利物浦大學、上海紐約大學等，還有一些大學正在籌建中。中外合作大學憑借其英語教學環境和國際化等優勢，生源遍布全球60多個國家和地區，生源質量和人才培養質量都逐步得到了社會認可。[27]此外，中國高水平大學注重師資的國際化水平，強調新進教師的國際化教育背景，大力支持在職教師赴其他一流大學進行訪學，並且將國際訪學列入職稱評聘條件中。中國政府及高校對於學生的短期國際交流、訪學及攻讀學位等也有許多資助項目，有國際化教育背景的學生比例近年不斷提高。
“一帶一路”戰略為高等教育國際化提供了新的機遇。“一帶一路”戰略開始實施後，“一帶一路”國家之間高等教育合作和交流不斷深入，政府之間以及高校之間的合作更加頻繁，各國通過建立聯盟等方式，在學術研究和人才培養等方麵加強合作。在2015年的“一帶一路”國際教育發展校長論壇上，與會的“一帶一路”高校校長和專家共同發起成立了“一帶一路”國際教育發展大學教育聯盟，搭建起國際學術交流和人才培養的平台。[28]除了綜合性的聯盟，中國與俄羅斯於2013年成立中國-俄羅斯經濟類大學聯盟，旨在促進兩國經貿合作培養“外語+專業”的經濟專家和複合型人才，促進兩國經貿合作更迅速、更有成效地發展。[29]此外，中國與馬來西亞政府於2009年11月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馬來西亞政府高等教育合作諒解備忘錄》，探討相互承認學曆和學位的可能性，就相互承認高等教育學曆和學位達成協定，增進了兩國高等教育交流與合作。[30]
（三）提升高等教育質量
高等教育水平關係到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及其國際競爭力，因而各國都非常重視高等教育的改革和發展問題。“一帶一路”國家的世界一流大學很少，大多數國家尤其是高等教育由大眾化邁向普及化的國家，在經曆了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張之後，越來越關注高等教育質量的提升。
博洛尼亞進程簽約國簽署的“博洛尼亞宣言”中，提出了歐洲高等教育質量保障框架，強調保障歐洲高等教育質量的重要性，為簽約國高校提高自身教育質量提供了動力支持。俄羅斯於2003年加入博洛尼亞進程後，在新的體製環境下，對高等教育製度進行了大力改革，緊抓高等教育質量。俄羅斯一方麵承襲蘇聯重視高校內部質量保障的傳統；另一方麵，立足於新的市場環境，充分發揮聯邦政府對高等教育的宏觀調控作用，通過製定《高等教育國家教育標準》，推行新的高校綜合評估模式、規範高校排名等措施，不斷完善高等教育質量的外部保障機製。[31]哈薩克斯坦於2010年成為“博洛尼亞進程”正式成員國，2011年哈薩克斯坦政府製定並出台了《2011—2020年國家教育發展綱要》，按照進程的相關要求製定高等教育改革任務，提出完善高等教育管理、進一步改進提高高校教師專業能力、加強企業與教育機構合作、完善教育評估質量監控體係等具體措施，為提升高等教育質量提供了明確的指導和要求。[32]
博洛尼亞進程之外的國家也有各自的質量提升戰略。新加坡的高校競爭力排名靠前，新加坡政府逐年增加對高等教育的經費投入，並有效地幹預高等教育事務，上至高等教育的發展策略，下至高校教師的聘用，扮演了“教育體係”中的核心角色。在經費投入比較緊張的情況下，中國政府優先支持部分高校的發展。為了提升高等教育質量，提高中國高校在世界的影響力，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相繼實施“985工程”“211工程”，以及“優勢學科創新平台”和“特色重點學科項目”等重點工程，2016年開始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新一輪建設，政府集中資源，重點投入部分優質高校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