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汲清與陳傳駿是在患難中結的婚。1937年6月，黃汲清赴莫斯科出席第十七屆國際地質會議，之後在蘇聯進行了為期3個多月的地質考察與學術交流。當年10月回到南京，日本侵略者已經打到了上海，黃汲清作為中央地質調査所所長，他率全所員工，輾轉到長沙。在長沙他與陳傳駿正式結為夫妻。嫁給地質郎的陳傳駿，從此也跟著過上了到處顛沛流離的地質之家的特殊生活。從結婚到1949年解放前的幾年裏，黃汲清不是出國就是天南海北出野外工作。陳傳駿除了那無時無刻的掛念外，就是撫養三個幼小的孩子，再者便是隨丈夫的單位與工作的變動而無休止地搬家。在結婚的頭10年裏，陳傳駿帶著孩子，繞著南京一重慶一北京來回搬家，不下10次。常言道，一次搬家就矮半截命。帶著孩子的陳傳駭已經記不得自己的青春少婦時期是怎麽過的。這位出身名門的大家閨秀，在解放初的那次從南京逃離老家四川的路上，為了孩子能有一口飯吃，有一個不被天上飛機轟炸的棲身處，她竟屢次拉下髙貴的臉皮，像乞丐似的流著淚向別人苦苦哀求。
解放後，調到北京中央地質部工作的黃汲清當時身兼數職，一天忙到晚。陳傳駿為了能讓丈夫一心撲在為國家找礦的事業上，毅然放棄了自己心愛的教書職業，當起了一名家庭主婦，專門服侍夫君和三個年幼的孩子。平日裏，她為夫君的喜而喜，為夫君的愁而愁。更神奇的是，每當黃汲清心寬體胖時，她跟著也心寬體胖。隻要丈夫日日消瘦，她也即刻骨瘦如柴。三個兒女無不稱他們的母親是一個偉大的女性。
文革開始，黃汲清作為地質係統頭號反動學術權威外加特宇號國民黨X特務被揪出來後，一向很注意營養的黃汲清黃胖子的全家斯了高薪。他從300多元的一級教授待遇，變成了每月隻有15元生活費的牛鬼蛇神。他和老伴兩人的30元生活費要養活一家幾口人，咋個活法？經濟的窘境和精神上的打擊，使陳傳駿遭受了並不比大師輕鬆多少的嚴重摧殘。丈夫在地下室關押的日子裏，已近花甲之年的她每天支撐著弱不禁風的身子焦慮地到地下室附近的地方一小時兩小時甚至半天一天地等著，那時的她，多麽期待能瞅一眼幾十年相依為命的老頭子，然而她始終未能如願。
陳傳駿沒來得及用那微溫的身子為瘦得肋骨根根凸起的丈夫暖窩，1969年九大後，林彪的一號令又把京城攪得天翻地覆，鬼哭人嚎。劉少奇等走資派被遣送走了，國民黨大特務黃汲清也沒有逃過這場台風。名日疏散，可對那些被疏散對象與他們的家人來說，都知道這是一次生離死別。黃汲清的―女兩兒得知後，挽著那瘦得皮包骨頭的父親，哭得好淒慘。一向愛流淚的妻子此次一反常情，她不掉淚，也不說話，隻是那雙積滿怨傷的眼睛久久地發呆著。兒女們嚇壞了，商量著如何瞞著她悄悄送走父親。誰知，臨上火車前，陳傳駿卷起行李，對兒女們說：家交給你們了，我跟你們爸爸一起到江西幹校去！就這樣，她用那顆偉大的仁愛之心，伴隨丈夫度過91000多天喂豬生涯。1972年，黃汲淸被落實政策回京，時年68歲。那時，他變成了一個真正的老人了。黃汲清搖搖晃晃回到家的第一句話是這樣對兒女們說的：沒有你們的媽，今天你們接回的該是我的骨灰盒了。
陳傳駿今年88歲，比黃汲清小3歲。我第一次到他們家采訪，黃汲清大師已經去世半個多月了。家人都不敢告訴她這不幸的噩耗，他們知道告訴她這噩耗就等於終結她的生命。我望著這已是耳聾、眼花的耄耋壽星，心裏好難過。不過，我從心底與她全家人一樣，希望永遠給她帶去歡笑和老頭子還在醫院，挺好的消息。
女性的偉大常常使自認為了不起的男子們感到無地自容。我為大師有這樣的妻子而感歎！
關於黃汲清這位大師在文革中遭受的迫害，他的學生，當年隨老師一起當豬倌的中國地質科學院的黃蘊慧有過一段叫人看後發笑又心痛的回憶：那是1970年春季，**的風暴，將我和黃汲清先生等一起送進了江西峽江縣中國地質科學院的五七幹校，具體地點是江西峽江縣坑西村。自1971年夏天開始至1972年春天結束，在坑西村地科院所的養豬班裏，我們成了同班同學。每憶起那段時間，一個身穿藍色舊中山服，頭戴舊帽，腳穿高筒雨靴，攔腰捆紮著一個碩大的藍色粗布圍裙，手中揮舞著大竹掃帚，一天天掃著豬圈，圍著群豬奔波的瘦弱老人的身影，總會久久地停留在我的腦際，揮之而不能去。這老人終日無言無語，總是靜悄悄地，細致地完成著自己分內的工作。該喂豬了，老人也不例外地得去挑豬食，重百十斤的兩個木桶，壓在老人的肩上，顫顫悠悠地、步履艱難地挑啊挑的，然後倒在豬食槽裏，呼喚豬兒來食。當時，有誰敢幫助他呢？又有誰敢改變這種情景呢？這老人是黃汲清老師！這時的黃老師已近70歲了，與我當學生時在南京鍾山上看到的那個矯健瀟灑的身影相比，差別是何等大啊！這差別當然不純粹是年齡上的。
養豬班的活計是肮髒而繁重的，為了一百多頭僵豬，每天要滿山遍野地打豬食、河溝裏撈水草、集市上拉穀糠、煮豬食、拌飼料、挑豬食、喂豬、掃豬圈、起豬糞……連我這個40多歲的中年人，都不知是怎樣過來的，更何況一個年近七旬的瘦弱老人！
養豬的同時，還是要進行思想改造的，黃老師在勞動的時候是要受人監督的。記得在一個大暴雨剛過的午後，豬班裏隻剩下了班長、黃老師和我。這位班長忽然心血**，非要三人全部出動去稻田田埂邊和小溝裏撈水草，理由是要抓住機會改造這個反動學術權威，讓他好好地向貧下中農學習。暴雨過後的田埂是泥濘而易摔跤的，一個近70歲的老人如何能勝任？雖經我再三懇求：留下老人看家，我和他同去，但這位班長不同意，說：就是要改造他！那個時候，領導的意旨是不能違抗的。於是，三個人，三副籮筐出發了。碩大的籮筐壓在一個瘦小的老人身上，走在泥濘而狹窄的田埂上，自然是顫顫悠悠、顛顛簸簸、東倒西歪的，我這個40多歲的中年人也一樣走不穩啊！於是，年輕的班長就大聲吆喝：大家瞧啊！這就是每月300多元工資的大反動學術權威的能耐和嘴臉，什麽也不會幹，隻會吃！一路走，一路喊，在田裏操作的善良農民都笑著，看著我們，但卻無任何人響應這辱人的話語。下田間小溝裏撈水草就更糟了，路滑，水深，而黃老師卻一直在用他那顫顫悠悠的身軀，跟著班長的命令，指向哪裏，打向哪裏。實在讓人不能容忍了，我不得不鼓起勇氣，催促班長讓我們回去，問時也催著黃老師往回走。蛉的黃老師卻不敢啊，依然是聽日子班長的吆喝，我實在忍不下去了，才做出了抗漢。自動往西走，打道回府。這樣，三個人才挑著空擔返回了褚淛。現在想想，那時有些人，為什麽總想置人於死地夾？
我佩服黃老師，蒽服他即使在那艱苦的養豬班裏，也從沒有喊過一聲苦，叫過一聲累，更沒有向任何人乞求過幫助和憐憫，而總是默默地盡著自己最大的努力，搞好自己的本分工作。直到他調回北京，又從一個養豬人變成了地質大師。
每憶起這些無法解釋的往事，總有一股股酸澀的感情湧上我的心頭。世界級地質大師和養豬人，究竟誰對國家對人民的貢獻更大呢？
在那些特殊的年代裏，在中國的學術界和科技界，或許大家還沒有聽過哪個學科與門派之間的鬥爭，超過地學界的。
地學界的學科與門派之間的鬥爭，不僅僅是具體的圍繞大慶油田發現問題上的名利之爭，更多的已經上升到了激烈的政治鬥爭。
李四光曾在總結中國地質史時這樣強調：地質科學的政治性比其他科學顯得，巧強烈。著重號為筆者所加一筆者注雖然我不怎麽質科學，但從辭海上我查到了它的解釋：所謂地質科學就是人們研究和探索以地球奧秘為主要對象的一門自然學科。為什麽一門自然科學有那麽強烈的政治性，而且是特別的強烈？我不明白，我隻好去討教地學史專家。
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的潘雲唐副教授等人給我講了地學領域許多鮮為人知的事，使我對李四光的話有了相對明晰的認識。同時，我又深深地為地學領域所特有的那些鬥爭史而震驚。因為一旦把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鬥爭深人到一個科學領域，這種結果的殘酷程度更令人痛心。科學就是科學，本不該有那麽多的政治性，而一旦政治加人科學領域，科學就將麵臨滅頂之災。
其實，科學問題上的爭論本來並沒有什麽奇怪的。學科與學科之間的以及學科本身的正常爭鳴，是推動科學進步的基本動力。然而由於諸多因素，致使一些正常範圍的學術爭鳴，變成了人與人之間的狹隘之爭，甚至發展到你榮我恥，你死我活的門戶之爭、政治之爭。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毛澤東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確，新中國的成立，給我們這個民族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曙光。但是從客觀的曆史角度分析，我們應當承認，中國人民之所以能站起來，應該說是經曆了從1840年鴉片戰爭始的虎門銷煙、太平天國、義和團運動和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以及第一次第二次國內革命鬥爭、全民族的抗日戰爭等幾乎是沒有停頓過的各種鬥爭後才站起來的。無疑，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摧毀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鬥爭是最波瀾壯闊的和徹底的一次革命鬥爭。新中國政府如果沒有幾千年來民族祖先遺留下的巨大物質與自然財富，那麽我們的共和國也不可能發展到今天這樣一個強大的地步。
地質科學事業便是一個突出例子。
從20世紀初魯迅先生著的第一本地質學術著作，到1912年章鴻釗在孫中山的國民臨時政府下主持第一個政府地質部門，到1913年丁文江、翁文灝開設第一個地質調査科研機構開始，直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的40多年裏，章鴻釗、丁文江、翁文灝也包括李四光在內，還有黃汲清、謝家榮、李春昱等一大批地質事業的先驅者和大師們，已經在中國建立起了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地質科學。盡管在舊政府統治時，他們找到的真正可以用來支撐民族工業發展的礦山與礦產地並不算多，但在學術上，在科學的找礦理論與方向上，不僅成熟，而且已經走在了國際同行們的領先地位6解放後，我們開發的鞍山、大同、淮北、包頭、攀枝花、玉門、大慶……一大批著名的鋼鐵與能源基地，有幾個不是在解放前就已被地質學家們發現或者指出了的！包括20世紀80年代後期才進人開發的塔裏木油田，黃汲清在1942年就這樣明確指出過：這裏的油田的未來遠景是令人鼓舞的。這裏有圈閉很好的構造，以及足夠大規模生產的油田，此外，在深處還可望有更好的油層。
包括李四光的地質力學理論，最初始於20世紀的20年代。他的那部地質力學奠基之作地質力學的基礎與方法發表於1945年。李四光的另一個著名發現一中國第四係冰川則比此更要早十來年。
幾乎可以這樣認為：中國地質科學事業在20世紀的形成與發展，在前半個世紀已經基本完成了它的研究與探索階段的艱巨使命，而在後半個世紀則是我們共和國很好地體現了團結和發揮這些知識分子的作用，並在他們成熟的科學思想指導下，完成一個又一個礦產資源基地的開發與實踐過程。
不計前人的功勞，就不是曆史唯物主義者。
忘卻曆史的作用，就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列主義者。
在地學人材與地質學科研機構方麵，粉中國政府幾乎是將舊政府的那班人馬全盤接收過來的在共和國成立之前，中國從事地質科學工作的總人數不昆200入。研究機構主要是一個中央地質調查所和下屬十幾個省級地質調査所，加上李四光領導的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淠。這：；00來個人和幾個科研機構，在國民黨反動派逃往台灣的曆史轉析關失，化乎全部留在了大陸，後來新中國中央人民政蒞成立的犖一個全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及後來成立的地質部，其主要技術骨幹與主要領導人都是這一批人。
這200來位地質科學工作者，為了完好地保存機構，迎接新中國成立，當時與蔣介石的國民黨反動政府曾展開了可歌可泣的戰鬥。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黃汲清的好友、當時任所長的李春昱教授等人為保護中央地質調查所的鬥爭史詩。
1948年底，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後，人民解放軍兵臨南京城下。國民黨南京政府驚恐萬狀，勒令各機關迅速撤離。中央地質調査所所長李春昱因為經常秘密收聽共產黨的電台廣播，所以有心不想隨蔣介石的舊政府撤離。但是在國民黨總統府鼻子底下，要把一個享有國際聲譽的完整的科研機構的全套人馬留下來可不是件簡單的事。這需要勇氣，更需要膽略。李春昱找到了尹讚勳、侯德封、謝家榮等幾位調查所元老秘密商量。大家的意見一致：堅決留下，不跟蔣介石走。黃汲清當時在國外考察，李春昱無法與其聯係。時間一天比一天緊，國民黨政府一次又一次地打電話來催促，到後來中統、軍統的特務也滲到了調查所駐地做耳目。麵對如此形勢，李春昱等人機智地與敵人周旋。當時要把機構留下來，連職工家屬幾百號人不露任何蛛絲馬跡外，另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是，必須保證在混亂與經費斷絕的情況下，維持員工及家屬生活，困難實在不小。
後來，李春昱向擔任政府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老友孫越琦借了兩卡車斤大米，又發動大家儲備了油、鹽、鹹菜等物，首先安定了人心。可在國民政府機構大批撤離之時，惟獨地質調查所不撤顯然太紮眼了。怎麽辦？此時，孫科任院長的國民政府行政院已遷往廣州，主管地質調查所的經濟部部長三天兩頭打電話派人來催李春昱搬遷。再要想瞞天過海拖著不走是不可能的，而且李春昱清楚，他的上司還有兩位政府大員對地質調查所內情是太熟悉了，如果他們不支持或到蔣介石麵前說一句不三不四的話，那麽整個計劃就會成泡影。這兩個人就是孫越琦和翁文灝。孫不久就任經濟部長，直接主管地質調查所。翁文灝則是孫科的前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又是與丁文江一起把地質調査所創建起來的太師爺，對所裏的控製力遠在李春昱之上。李春昱知道，要把地質調查所留下來，先得越過這兩位神仙。李找到孫越琦，孫先是一笑，然後將他拉進裏屋，說不瞞老弟，我也在做留大陸的準備。孫越琦後來確實留了下來，並一直服務於新中國。現在這位老人仍健在，據說今年已有103歲。李春昱從孫家出來，已見半天明媚。後來他又到行將離開南京的翁文灝府上。當時，翁文灝十分感慨道我被共產黨列人戰犯，名列第五位，不暫時避一避是不行了。李問：難道先生要隨蔣到台灣？翁搖搖頭，很灰心地說我在蔣手下幹了那麽多年，要說有點成就的話，也隻有地質開礦，其他的事就不值得一談，做官我也不是那塊料。到那邊一塊小地方又沒啥地質開礦的事幹，其他的我已不感興趣了。順其自然吧！先生，假若我們把調查所留下，你有什麽看法？李春昱與黃汲清一樣，是翁文灝的得意門生和老部下，他認為在決定地質調查所前途與命運的此時此刻，征求這位導師和創始人的意見是非常有必要的。
不過李春昱心裏也一直打鼓，萬一老先生不同意咋辦？翁文灝似乎看出了學生的心思，便十分明確地告訴他：你們不走是對的，做科學工作的，共產黨來了不會殺頭的！李春昱是含著熱淚離開翁府的。
在人民解放軍開進南京城的前夜，李春昱一麵組織幾位心腹到長沙租了幾間房子並掛起了中央地質調查所臨時辦公處的牌子以掩耳目，一麵組織本所職工在南京晝夜巡邏，以防不測。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舊政府的中央地質調查所這個當時全國最大的地質機構完好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1949年8月19日，尚未正式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政委員會發出財經工字第一號令，將這個地質調查所劃歸財經委計劃局領導。
1950年8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新中國第一個地質工作機構一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黃汲淸、李春昱等原中央地質調查所的絕大多數工作人員都被任命為這個委員會的委員。1948年出國，1950年上半年回國不久的李四光被委任為該委員會的主任。副主任是尹讚勳和謝家榮。73歲的中國地質界元老章鴻釗被聘為顧問。
被列入戰犯名單的翁文灝此刻流亡隱居在法國。半年後他在周恩來的關懷下回到祖國。因為翁在國民黨政府的特殊地位，故在他回國之後再沒有重新回到他心愛的地質事業上。黃汲清曾向中央建議讓翁當地質圖書館館長之職，但沒有得到同意。後翁一直從事統戰工作。1954年12日，翁文瀕當選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1956年任民革中央常務委員，1971年1月27日，病故於北京，終年81歲。
在保護中國地質力量的鬥爭中建立卓越功勳的李春昱在反右時，也戴了頂右派帽子。文革中，他被發配到陝西白水縣本從圖公社勞動改造。老先生很天真，以為要終老田疇了，便把夫婦倆補發的6300元錢一分不剩地捐給了公家。有人問起他何以出此義舉時，他據實相告：到地裏幹活，要那麽多錢有啥用，放在身上也不安全嘛！瞧，一個書卷氣十足的老頭兒。
書卷氣十足的不僅僅是李春昱一個人。黃汲清是，老夫子章鴻釗是，被迫害致死的謝家榮、孟憲民是，還有我在本文中提到或沒有提到的其他諸多科學大師，他們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充滿了那種書卷氣。其集中表現在，他們為人處世上的坦誠，追求事業上的執著，對待自我的嚴律，以及生活上的簡樸廉潔。如果我們有機會走近這些大師，你就不難發現他們在這些方麵所體現的道德風尚和人格力量，有太多催人淚下的故事和太多讓你肅然起敬的地方。
我第一次踏進黃汲清大師的家采訪，他的兒子將我領到裏麵的一間10多平方米的房子。屋子裏有一張高低床，床的左邊是一個20世紀70年代流行的那種黃裏發紅的三門櫃，右邊是一張普通的三屜寫字桌。除此，還有放在床的下端貼牆處的一個50年代流行的舊五屜櫃和斜支在旮旯的一個放著不少書籍與資料的書架。開始我以為這是大師家一間閑置著的傭人小臥室，後來主人告訴我這就是大師的起居室。當時我很驚詫，怎麽也不相信這是一位部長級待遇的大科學家、院士、全國政協常委住的地方。平日裏我所看到的一般普通工人、幹部的房間都絕不會是這種蹩腳的家具呀！
後來大師的小兒子講述的另一些家常事更使我吃驚。他說，他父親90歲生日1994年時，來了一些親朋好友，老頭子很要麵子，想找家烤鴨店請一頓飯。可老伴半天不吱聲。黃汲清急了，問怎麽回事？老伴告訴他手頭就剩200多塊錢，上一次館子還不得千把塊！黃汲淸再也沒有吱聲。後來還是女兒和大兒子回來解了圍：自己動手，在家裏弄了一桌飯。大師的小兒子告訴我，他在美國工作還算可以，姐姐和哥哥家的生活並不算寬裕。父親身邊除了老伴，還有一個孫兒和保姆，平時家裏來來往往的人也不少，而所有的開支全得靠當院士的父親那份1200來元的工資。在80年代初，父親的工資600來元，後來是800來元，那時還能對付。到90年代後，他的工資加院士補貼漲到1200元，可摳著花還是月月空。黃汲清有不少弟子，過去幾十年裏，隻要到他家，就甭客氣，逢吃飯就坐下吃，吃了就抹抹嘴走人。可越到後來特別是近幾年，他的弟子心裏不好受：留下吃一頓就等於添恩師一份愁呀！這幾年社會上流行名目繁多的各種評審會、研討會等等，黃汲清是國內外有名望的大科學家，所以請他當什麽評委、名譽主席的多得很。明白人都清楚，這些都不是白當的，隻要去會場上坐一下，露個麵，或者根本不用去，電話裏應一聲，別人就會送上少則二三百元，多則幾千元！黃汲清不幹，他找來助手，說：給我在報紙上發個聲明，凡是這一類東西，我一律不參加！助手告訴他說這樣的聲明報上不好發。他就說：那你就告訴所有來函來電的邀請者，我黃汲清絕不當評審院士，助手照辦了。可經常到大師家的助手，知道大師家的生活窘境5有時想說服他適當地參加一些不是蒙人的評審會。大師一聽就搖頭擺手，說我也不是反對專家去參加評審工作，可是一拿人家的錢物，你心氣就短了，心氣一短你說話談意見就會受影響，最後評審出來的東西就會不真實，就會誤人誤事誤國家呀！從此助手再電不提了，而大師的生活依舊那樣清貧。80年代，在大學教授和名名聲的專家中流行當博導博士研究生導師！這博導不僅可以提高自己的聲望，而且還根據你所帶的人數給於待遇呢！於是有人一下就帶幾個甚至十幾個博士研究生。論黃汲清的資格，當博導的博導都不成問題。本來嘛，他的許多學生此時早就是博導了。可大師就是不願帶。他說：過去師傅帶徒弟都是單傳，最多帶兩個，這才能嚴師出高徒。
一下子讓那麽多年輕人到你身邊，你一個星期上不了兩堂課，這不是不負責任嘛。我不幹。再說我現在年紀大了，跑不了野外，哪能光用書本上的東西教學生呢？在大師去世前兩個多月，他要出席在中南海隆重舉行的何梁何利獎頒獎會。這是中國科技界的最高榮譽獎，頒獎者是李鵬總理。臨出家門時，大師有些發愁，因為他找不到一件像樣的衣服。後來，全中國和全世界人在電視新聞中看到的第一位走向頒獎台的黃汲清，穿的是一件黃裏發白的舊羽絨大衣。這是兒媳在好幾年前給他買的。100萬港幣的獎金拿到手時，何梁何利獎出資人中的一位女士悄悄走過來對黃汲清說：這錢不算多，老先生您拿著它享享福吧！大師當時一笑，沒有說話，回到單位，就把這100萬元獎金拿了出來，設了一個黃汲清地質學獎勵基金。
當我為大師這樣為國家、為世界科學事業做出卓越貢獻的人卻生活貧苦而不平與驚歎時，我更對他及他好友的那種書卷氣感到由衷的崇敬。在我們今天的芸芸眾生中，這種很可愛其實也很珍貴的書卷氣是否太少了！當人與人之間發展到除了金錢便一切換取不回的時候，是否也預示著社會的基本人倫與民族美德開始進人淪喪的危險境地！
我沒有像黃汲清等大師那樣熟讀四書五經，也沒有像黃汲清等大師那樣沿著四書五經所規範的道德與哲學去開創自己的人生。不過，有一點我似乎已從他們的身上悟出：凡是太多書卷氣的人，憑著他們剛正不阿和天真的性格，一旦遇上小人，吃虧便是他們無可逃避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