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曆史事實不存在於當前時空之中，那麽傳統的曆史本體論或思辨的曆史哲學就受到質疑。既然曆史通過人們的理解與敘述而存在，那麽曆史就是人們的認識問題。但是，怎樣理解曆史認識和曆史理解，人們也並沒有相同的意見。經過德國哲學家狄爾泰（Wilhem Dilthey）對“理解”（verstehen）概念的洗禮，一部分西方學者對曆史的理解從客觀主義轉向了主觀主義。先是克羅齊提出“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當代”與“現在”成了最重要的時間構架，漫長的過去都壓縮在當下這個點上；後有柯林伍德認為“一切曆史都是思想史”，曆史不再是對事實的考察，而是人們頭腦中的思維過程。這樣一來，曆史就成了當前人們對過去的認識與理解。曆史學家的任務不再是盡可能客觀地認識過去，而在於不斷地闡釋和重塑人類的文化遺產。這一部分學者，用法國哲學家利科（Paul Ricoeur）的話來說，大致可以看作是屬於“批判的曆史哲學家”。[6]經過李凱爾特（Heinrich Richert）、馬克斯·韋伯（Max Weber）、齊美爾（G.Simmel）、胡塞爾（Edmund Husserl）、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加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以及法蘭克福學派的推動，批判的曆史哲學在德國得到了持續不斷的發展。在法國，批判曆史哲學的代表人物有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薩特（Jean-Paul Satre）、馬魯（Henri-Irenee Marrou）、韋納（Paul Veyne）和利科等人。批判的曆史哲學的研究目標在於，確定曆史學的學科性質、界限和特有價值。
另一部分學者是受美國科學哲學家亨普爾（Carl Gustav Hempe）的影響才討論曆史理論問題的。1942年，亨普爾在《哲學雜誌》（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上發表的《普遍規律在曆史學中的作用》一文，引起了哲學界的熱烈討論。參加這一討論的主要有伯林（Sir Isaiah Berlin）、沃爾什（W.H.Walsh）、德雷（William Dray）、曼德爾鮑姆（Maurice）、加德納（Patrick Gardiner）、納格爾（E.Nagel）和多納根（Alan Donagan）等人。這些人或以自然科學為榜樣，或以社會科學為依據，試圖通過對史學理論的梳理與規範，把曆史學提升到科學的層次。這部分人屬於利科所說的“分析的曆史哲學家”，他們都不滿足於傳統的印象式講故事的曆史。他們之間的爭論主要在於，曆史學在本質上與自然科學有沒有區別。
顯然，在否定了樸素的實在曆史觀後，西方曆史哲學界的主流——無論是批判的還是分析的——把曆史看作為人們對過去發生的事情的科學的或批判性的認識。曆史不再是獨立在場的存在，而是人們對過去發生的事情或過程的反思後的認識或理解。這就是說，曆史是經過理智反思的看法，它不同於人們對過去的印象式看法和演義式描述。一方麵，曆史不是普通人的印象，它反映的應該是“客觀精神”；另一方麵，它也不是文人們文學修辭的美學效果，而是有根有據的。即使堅持曆史學完全獨立於自然科學的德國批判的曆史哲學家，也認定曆史學屬於所謂“精神科學”（Geisteswissenschaften）。精神科學不同於自然科學，但它畢竟是科學，而且在許多人心目中它是比自然科學更崇高的科學。就像伯裏（J.B.Bury）所說的，曆史學是一門科學，其科學性不多也不少。
對以上曆史哲學的討論，史學家往往持冷嘲熱諷和敬而遠之的態度。但是，我不認為史學家因此就沒有受哲學討論的影響。不過，這種影響是在互動中實現的，而且這種相互影響在時間上往往是滯後的。如果說19世紀末和20世紀上半葉的曆史哲學討論，是對蘭克客觀主義曆史學實踐的比較遲鈍的理論反思的話，那麽批判的曆史哲學和分析的曆史哲學的新成果不可能不滲透進史學實踐中去。實際上，一方麵是哲學的曆史學轉向，最強調科學性與嚴密性的科學哲學的主流走向了曆史主義，就是明證；另一方麵，曆史學也有哲學轉向的問題。比如，年鑒學派對社會發展深層結構的分析，顯然受到哲學追求普遍規律的精神的感染。曆史學家之所以與哲學保持距離，不願承認哲學觀念對自己有影響，是因為他們把哲學一律看作為舊的形而上學思辨體係。
具體說來，批判的和分析的曆史哲學的討論，對史學理論和史學實踐至少產生了以下幾個方麵的影響：
第一，迫使史學家更加認真細致地考察他們原來所使用的許多假設，這些假設往往是未經批判的，實際上是無意識地加以使用的。也就是說，以往曆史學家並非與哲學觀念絕緣，隻是他們未經反思地選擇了某種觀念；由於他們的觀念未經批判，這些觀念既不是明確可靠的，也缺乏現實基礎。
第二，經過哲學家的批判與分析，史學家不得不更嚴格地規定他們所使用的概念。過去，曆史學家愛用模糊概念，如描寫戰爭的慘烈程度時說“屍橫遍野”“血流成河”，等等；現在，他們寫戰役時，必須盡可能引用精確的傷亡數字。在哲學和社會科學的影響下，曆史學家也在用統計數字和概率分析來支持自己的概念和判斷，而不再滿足於過去常用的“大致”“必定”“或許”等術語。
第三，推動史學在廣度和深度兩個方麵發展，史學不再是單純地講故事，也不隻限於記錄戰爭、外交和政治活動。分析的曆史哲學要求史學家尋找曆史事件之間的因果聯係，曆史不應隻是孤立的突發事件的情節描述，而應反映社會變遷的一般結構；批判的曆史哲學提倡透過人們的曆史行為和經驗活動，把握內在的生命、欲望、情感、意誌和思維。曆史哲學的分析學派和批判學派都不滿意隻講故事的曆史，但前者引導的是對社會一般進程的研究，後者則更關注個體曆史人物的心態。
總之，批判的和分析的曆史哲學的活動，直接或間接地強化了曆史學的學科自主性，推進了曆史學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自覺。曆史學變得越來越注重證據，越來越關注事件之間符合邏輯的因果聯係。然而，曆史證據多表現為過去流傳下來的文字和符號，因此，科學的曆史與傳統敘述史一樣，也無法完全擺脫語言形式的製約。在這個意義上，曆史問題首先表現為語言學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