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為了盡可能地進行類比，再補充一點，這一點並非不重要。在形式邏輯——假如我們純粹地、理論地理解它，正如我們已證明的，它必須被理解——關於其形式以及依賴於形式的有效性規則，我們不得不與意義，尤其是命題的意義打交道。每一個這樣的規則能夠規範地加以改變。這就是說，與之對等的是一個正確的判斷活動的一般規範，一個最普遍性的規範，也就是說，無論在哪個認識領域，判斷活動都可以進行。例如，矛盾律從理論上說明，兩內容相反的命題，其中一個是真，另一個是假。與之相應的是判斷規律：誰已判斷說，它是A，他就不可能判斷，它不是A，反之亦然。與那個在形式邏輯中被視作理論的推理規則相應的是，從某個形式的兩個前提命題中引出某個附屬形式的一個命題，我說，與這個規則相應的是判斷規範：不論誰作出某某形式前提判斷，他就可以從中合理推論：某某形式的判斷有效。理論規則談的是命題，但是根本就不談任何人的判斷活動和應當判斷活動。相反，規則的規範轉向想要的恰恰是判斷者的規範，而且說明，他應如何判斷，以便理性地判斷。
與那個理論分析規則明顯對等的，是一個普遍有效的，也就是在每個可能的判斷活動領域一般有效的規範。這一事實的依據是，每一判斷都有一觀念的判斷內容，即都有人們稱之為邏輯意義上的命題的東西；判斷正確性之所以可能或者理智的判斷活動之所以可能的觀念的、法定的條件，現在一般是以判斷內容的最普遍的東西為基礎的。
如果我們現在探究的主要是類比，那在實踐的和價值論的領域的情形也許同樣如此。也許那兒同樣有先天形式規則，同樣有與它們同時發展的、與之明顯等值的先天規範：現在它們不是說理性判斷活動的規範，而是理性評價活動、理性意願或意欲行為的規範。類比於是可能要求：與在判斷行為和判斷內容之間（在思維活動與其意義內容之間）進行區分相一致，我們也許可以和必須在實踐領域中，在作為行為的意欲活動和意誌內容（幾乎可以說意誌意義、實踐命題）之間進行區分。屬於意誌內容的形式，也就是屬於此內容的本質一般所具有的基本形態的，或許必須是與形式邏輯的規則，分析的規則相類似的理論規則。這些規則的規範轉向或許提供理性的意欲活動一般的等值規律，也就是不應被傷害的規範，如果意欲活動不應是出於極端的理由而是非理性的，也就是它之所以是非理性的，是因為它違反了意欲活動一般“意義”，違反了其“意義內容”一般所要求的東西，然而，意欲活動使自己適應於一個更廣大的領域，確切地說，對於最廣大的價值論領域來說，所有意欲活動必須加以區分，或者這種區分是可能的。
為了將要求的意義弄得更明白一點，我們再呆會兒。判斷活動是在已確信意義上的意指。判斷意指必然有一個意義內容，或如人們同時也說的，一個內容：邏輯命題。如果人們將判斷活動和判斷進行對照，那麽後者無非就是邏輯上獨立的命題。判斷活動是內容的意指。“這個S是P”“S一般是P”，諸如此類。另一方麵，意願意識或意誌意識似乎是意願意指或意誌意指，而且這個實踐的意指也有一個“內容”；這個內容不是“這個S是P”，而是“這個S應是P”或“一個S一般應是P”，諸如此類。以此方式，我們在意誌時表示著決定，在它不是暫時地作出決定、意誌行為的表達，而是內容的表達；采取行動（Handeln）和行動（Handelung），意願活動（Wuenschen）和意願（Wuensch）情形同樣如此。
同樣，作為喜悅和非喜悅的評價活動，是一種價值臆測（Wertvermeinen），並有其我們自然沒有能從語言上清晰表達的內容：我們也隻能使用應當措辭。一如與判斷內容相關的是真理與錯誤，與判斷活動相關的是邏輯的合理性與非合理性，在價值論領域，與評價內容相應的就是謂詞：價值和無價值或善與惡。與評價活動相應的是價值論的合理性或非合理性。因此，決定是善的或惡的，但作出決定是合理的或非合理的，意誌是一個實踐上合理的（或許道德上合理的）或不合理的意誌；同樣，意願活動是合理的或非合理的，意願是一個善的意願或相反。
在理智方麵據說是：邏輯學上，意義是與一個被意指的對象性相關聯的，每個判斷活動都有一個判斷內容，都有被判斷之物、都有其意義，但與之相對應並非總是一個對象。如果判斷是正確的、合理的，那麽據說對象就是符合事實的。在倫理學方麵的情形，也許同樣如此：屬於意誌意指的，是一個意義；屬於作出決定的，總是決定；屬於采取行動的，總是行動。但是隻是當意誌是一個合理的意誌，或者決定是一個善的決定時，決定才有實踐的有效性，實踐的價值才有倫理的實踐性、價值論的實在性，在這方麵實在性概念自然是轉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