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從自然談起,如果我們懷有這種宗教渴望,就會很自然地像馬可·奧勒留[3]一樣感歎:“啊,宇宙!你最大的願望便是我的願望。”我們的《聖經》和傳統告訴我們,有一個上帝創造了天和地,並注視著它們,把它們看作美好的。然則,依據我們更切近的了解,這天地可見的表麵卻根本不讓我們進入任何理智的統一體。我們可能讚賞的每一種現象都緊接著某種與之相反的現象,將它對心靈的全部宗教性影響剝奪得幹幹淨淨。美與憎惡、愛與殘忍、生與死無法消融在一起。漸漸地,在我們的周圍,到處都是俗不可耐的東西,它們代替了古老而溫暖人心的為人所愛的神的觀念,成為一種可怕的力量,這力量既不是恨,也不是愛,但卻將所有的一切都毫無意義地卷入到一種共同的劫數之中。這是一種神秘的、不吉祥的、噩夢般的生活觀,其奇特的恐懼感或毒害性顯然在於我們把兩種不可能一致的東西攪在一起:一方麵在於我們對一種整體生活精神抱著執著的希望;另一方麵是我們固執地相信,自然發展的過程必定是這種精神充分的顯現和表現。此種特別的於生求死的(death-in-life)的悖論和憂鬱滋生的困惑,恰恰存在於這種假設的包裹著我們並擁有著我們且我們應當分享之的精神存在,與通過可見世界而得以顯露的這種精神品格之間的矛盾。卡萊爾在其《永恒的不》一書中那不朽的篇章“縫紉師的反複剪裁”裏表達了這一結果。可憐的圖菲爾斯德羅克這樣寫道:“我生活在一種持續、無限而痛楚的恐懼之中;麵對我一無所知的一切,我顫顫抖抖、戰戰兢兢、憂心忡忡:仿佛天上與地下的一切都會傷害我;仿佛天地隻是一個鯨吞一切的魔怪向我張著它無邊的血口;在這天地之間,我心緒忐忑,惶惶不可終日,等待著被吞噬。”

這是沉思性憂鬱的第一階段。任何無理性的獸類都不會有這種憂鬱;任何無宗教情感的人都不會被這種憂鬱所吞噬。它是遭受挫折的宗教要求的病態戰栗,而非動物式經驗的純必然的結果。假如圖菲爾斯德羅克並未對混沌的世界寄予本是無限的信任和愛的話,他也許就會設法應付這種總的混亂和令人苦惱的世界經驗。假如他可以零碎地遇到這些東西,對這些東西所表現出來的整體精神毫無懷疑,避開痛苦的部分,珍惜甜蜜的部分,隨遇而安,隨時而定,那麽,他可就會曲折地走向一個輕鬆的目的地,就不會覺得有任何責任去無病呻吟、長籲短歎了。對於這個世界的痼疾來說,輕率的心態或者“我不在乎”的心態,是一種占統治地位的和實際的麻醉劑(anaesthetic)。但是,且慢!在圖菲爾斯德羅克和我們其他人的身上有某種深刻的東西,它告訴我們,在世界萬物中有一種我們應該忠誠的精神,因為這種精神的緣故,我們必須保持嚴肅的心態。於是,內心的熱望和衝突便也被保持著,因為自然可見的表象沒有顯露出這種精神,而我們在現階段的探詢中並未設想我們自己已超越可見的自然事實。

現在,我毫不猶豫地向你們坦率而真誠地承認,在我看來,這種真實而純真的衝突,證明了人們樸素而簡單信奉的自然宗教不可避免地破產。曆史上曾經有過這樣一些時代,那時,萊布尼茨式的數學家們頭戴奇異的假發創造了各種神正論,而在一座已建立起來的教堂的馬廄裏養肥的那些官員們,則可以通過各種內心的法門和用玫瑰花圖案織成的環形彩帶,來證明存在一位“世界之道德和理智的發明者”。然而,這些時代已是過眼煙雲;而我們正處在19世紀,通過我們的進化論和我們的物理哲學,我們已經對自然有了極為公平而深刻的了解,以至於我們不可能毫無保留地去崇拜任何上帝,把她看作這些品格的一種充分表現。確確實實,我們大家都知道,善與義務是從自然開始產生的;但是,我們大家同樣也都知道,惡也起自自然。可見的自然全都具有可塑性和冷漠感,正如人們可以如此稱它的那樣,它是一個道德的多樣體(a moral multiverse),而不是一個道德的宇宙(a moral universe)。對這樣一個娼妓,我們不該有任何忠誠;我們無法與整體的她建立任何道德的共享;我們可以自由地對待她的各個部分,或是遵守之,或是消滅之;在慢慢與她交往時,我們得看她的特殊品格是否有助於我們實現我們的私人目的,我們是自由的,除了慎重的法則以外,我們不必遵循任何法則。如果確實存在一種神聖的宇宙精神,自然也正如我們對她的了解一樣,根本不可能成為人的終極聖旨。或者,根本不存在任何在自然中顯露的精神;或者,這種精神隻是不充分地顯露在自然之中;而且(正如所有較高層次的宗教經驗假設的那樣)我們所謂的可見自然或此一世界必定隻是一層麵紗和表麵的陰影而已,她的全部意義都存在於一個補充性的、看不見的世界或另一個世界之中。

因此,我不得不認為,自然對於我們人類總體上有一種收獲(盡管她可能因某種詩化的構成性質而似乎隻有一種非常可悲的失落),這種收獲是,自然主義的迷信、對自然神的崇拜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早應該開始放鬆它們對有教養的頭腦的控製了。事實上,如果我想要毫無保留地表達我個人的意見,我應該說(盡管我的這種意見在某些人聽來多有褻瀆,不大順耳),走向健康的終極性天人關係的第一步,是采取反叛這樣一種上帝存在之理念的行動。這種反叛本質上就是我前麵所引卡萊爾的那段話後他接著描述的那種行動——

“‘你何故像一個懦弱者那般永遠地萎靡不振、嗚咽哭泣、唯唯諾諾、戰戰兢兢呢?卑鄙的兩足動物!……難道你沒有心髒?難道你就不能忍受任何沉重?你是像一個自由的孩子那樣——盡管他是一個流浪者——將地獄踏在你的腳下?還是讓它來耗盡你的生命呢?那麽,就讓它來吧!我將迎接它、反抗它!’而且當我這樣想時,一股烈火湧上心頭,燃燒著我的整個胸膛;我永遠地掙脫了怯懦的恐懼……”

“所以,永恒的不敲響了威嚴的鍾聲,將我從我的存在和我的我之休眠中警醒;從此,我的我終於站起來了,我站在上帝創造的國王麵前,我的生命中有了反抗的記錄。這種反抗是我生活中的重要轉折,用一種心理學的觀點來看,可以把這種反抗合適地稱作尊嚴和違抗。永恒的不說過:‘記住!你是個沒有爹娘的孩子,你是流浪兒,宇宙就是我的!’現在,我的完整的我可以回答上天:‘是的,我不是你的,我是自由的,我永遠憎惡你!’”圖菲爾斯德羅克和卡萊爾補充說道:“從那一時刻起,我便開始成為一個人。”

我們可憐的朋友詹姆斯·湯姆森也同樣寫道——

在這悲哀的世界上,誰是最可憐的人?

我想是我自己;然而我寧願成為

我悲慘的自我,也不願成為他——

那個失去了自己尊嚴的他。

最卑賤的東西也不如你卑賤,我的上帝!我的主!

因為它從你身上贏得了它的存在!

萬能的創世主,你是我的敵人!你是罪惡!

我憎惡你,你這惡毒而又不可取代的家夥!我發誓——

你並不能對一切隨心所欲,

哪怕對所有為你的榮耀而修造的廟宇;

你在這個世界造就這些善男信女

我肯定這是一種無恥的罪惡。

我們都非常熟悉在這種共同體中發生的那幕景觀:人們因擺脫對他們祖先流傳下來的加爾文主義的上帝信仰而歡呼雀躍。正是這個上帝創造了伊甸園和蛇,預先點著了永恒的地獄之火。在這些歡呼的人群中,一些人已經找到了更具人性味的神來崇拜,而另一些人則幹脆擺脫了一切目的論。但是,這兩種人都使我們確信,丟掉了這種成熟老到的思想,這些人可能會覺得,即丟掉對一種不可能的偶像的崇敬和義務,給他們的靈魂帶來了巨大的快樂。現在,去創造一個自然精神的偶像,並且去崇拜它,也會導向成熟;而這種宗教上的(也可能是科學意義上的)成熟,將會滋生一種哲學的憂鬱,逃避這種哲學憂鬱的第一步是否定這種偶像,而隨著這偶像的衰落也就會缺乏這類積極的快樂,隨之,悲哀與怯懦的心態也會減輕。由於人們隻是這樣簡單地看待惡,他們可能會簡單從事,因為這時候他們與惡的關係僅僅是實踐方麵的。惡不再像幽靈一樣隱隱約約了,隨著人心對惡的情形率真的攻擊,隨著人不再擔心他們會偏離這“唯一的權力”,它也就失去了它所有糾纏人心而又讓人困惑不已的意義。

這樣一來,在掙脫純一元主義迷信的這個階段,想自殺的人可能已經在生活價值問題方麵獲得了令人鼓舞的答案。在絕大多數人身上,有著各種本能的生命力之源,當他們卸脫那形上學的負擔和無限的責任之後,這些本能的生命力之源便可產生健康的反應。現在,你可以隨時隨地邁開你堅實的生活步伐。這樣做既不是褻瀆,也非荒誕之舉,這行動本身乃是一種巨大的解脫。自殺的想法現在不再是一種挑戰和分心的罪惡了。

這微不足道的生活是我們必須忍受的一切;

墳墓最神聖的安寧是永遠的安定。

湯姆森如是說。他補充道:“我沉思著這些思想,它們使我安寧。”同時,如果我們隻盯著明天的報紙會說些什麽,或者隻盯著下一次郵差會帶來什麽,我們就總能一天24小時地堅持活下來。

但是,生命中總會產生比這種純粹的生命好奇心深刻得多的力量,甚至在具有悲觀主義傾向的心靈中也是如此,因為當人失去愛和崇敬的衝動,恨與好鬥的衝動就會不失時機地反映出來。對這種惡,我們的感受如此深刻,以至它也是我們可以推翻的東西。因為它的根源——現在,在這些根源背後再沒有任何“實體”或“精神”了——是有限的,而我們能夠逐步地來分別對付它們。作為一種規則,忍受痛苦和艱難並不降低愛的生活,相反,它們似乎通常能給予生活以更豐富的內涵,這的確是一個讓人矚目的事實。憂鬱的主要根源是生活的充盈。需求與鬥爭是讓我們興奮和鼓舞的東西,而我們贏得生活凱旋的時刻也正是我們感到生活空虛的時刻。感到憂鬱的不是那些被囚禁的猶太人,而是生活在那洋溢著所羅門榮耀的日子裏的那些人,正是從他們的身上發出了《聖經》中那種悲觀主義的呻吟。當德國人處在波拿巴軍隊的鐵蹄之下而蒙受被侵犯之苦時,他們卻創造出了這個世界所能看到的最具樂觀主義和理想主義的文學作品,而在1871年以後的法國,還沒有等到瓜分“億萬金錢”,悲觀主義便以我們今天所看到的那種形式在整個法國蔓延滋長。我們自己民族的曆史乃是一長串伴隨著戰爭之苦的快樂紀事。或許,我們可以把韋爾多教派[4]作為忍受痛苦的強者之範例,我最近一直在閱讀有關該派的文獻。1485年,英諾森八世教皇頒諭消滅他們。教皇的通諭赦免了那些應該參加十字軍的教徒,使他們免受教會的酷刑和懲罰,把他們從咒語中解脫出來,將他們可能非法獲得的所有那些財產權合法化,並允諾赦免殺害異教徒的人的罪行。

“在皮德蒙特的所有城鎮,”一位韋爾多派作家寫道:“我們的一些同教兄弟都被判處死刑。喬丹·特班諾在索薩被活活燒死;希帕賴·特羅西羅在都靈被燒死;麥可·戈內托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在薩森那被燒死;維勒密·安波羅西奧被吊死在科第民諾;芬勒斯特雷餌的雨果·恰耳波思在都靈被拋屍街頭,衣不裹體;在路塞那,彼特·波比奧被以同樣的方式殺死,期間劊子手們還讓一隻凶猛的貓去撕咬他,讓他受盡折磨;在羅卡帕西亞,瑪麗婭·羅曼娜被活埋;在聖喬瓦尼,麥格多倫那·方諾遭受同樣的厄運;在薩森那,蘇珊娜·米切麗妮被砍斷手腳,最後凍死在冰天雪地;在芬來爾,巴托羅密歐·法奇被軍刀砍傷,多處傷口塞滿石灰,致使他在劇痛中死去;在波泊,丹尼爾·米切裏尼因為讚美了上帝而被割去了舌頭;詹姆斯·巴裏達裏被用硫磺火柴物包了起來,將硫磺灌入他的肉體,再後用釘子釘住他的手指、鼻孔、嘴唇和全身,然後將其焚燒;丹尼爾·羅維利的口中被塞滿火藥,然後將其點燃,把他的腦袋炸成碎片;……薩拉·羅斯梯格洛爾從腳到胸都被割開,然後被拋屍於艾羅爾與羅森納之間的馬路上;安娜·恰本麗爾被刺刀捅穿,屍體被拋在從聖喬瓦尼到拉托爾的鄉間馬路上。”[5]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1630年的這場災難奪去了沃州人口的四分之三,包括他們17位牧師中的15位。這些牧師的位置都被取而代之,日內瓦、多芬尼和整個沃州的居民都得學習法語以聊養生計。由於愛到不可赦免地迫害,它們的人口已從通常標準的25 000人銳減到4 000人左右。1686年,薩伏伊公國的國君命令仍活著的3 000人或是放棄他們的信仰,或是離開他們的國家。他們拒絕這一命令,與法國軍隊和意大利皮德蒙特軍隊展開了殊死的戰鬥,直到剩下八個人(或是隻有八個人未被俘虜),最後這八個人被迫投降,被赤身**地驅趕到瑞士。但在1689年,在奧蘭治的威廉國王的鼓勵下,他們中約八九百人在他們的牧師首領的領導下又殺回老家。在返回波比的途中,他們英勇奮戰,頭一年人員就減少到400來人,他們前仆後繼,一次又一次地與前來鎮壓的敵人拚殺,直至最後薩伏伊公國國君路易十四放棄其令人憎惡的慘絕人寰的征服,恢複他們相對的自由,自那時起,他們又開始在荒涼的阿爾卑斯山山穀重建家園,繁衍生息至今。

我們的悲痛和磨難與這些人相比又當如何?難道如此不屈不撓的反抗、如此力量懸殊的鬥爭還不能使我們果敢地麵對我們所麵臨的微不足道的黑暗勢力——那些機械式的政治家、政黨投機分子和其他諸如此類的家夥——嗎?生活是值得過的,無論它會給我們帶來什麽,隻要我們在這些生活的戰鬥中堅持到勝利的終點,隻要我們緊緊扼住命運的咽喉。這樣,在那些自殺者設想的複雜多樣而又永恒長存的自然世界裏,你可以耐心等待,看看他們是如何在其生命的戰鬥中自我終結的。你會看到,正是自殺這種罪惡的名義,使自殺者的內心成為病態的。而且,繼續生活的允諾,即你要求他在此環境下繼續生活的允諾,並不是奉獻者害怕宗教傳道而產生的精通世故的“順從”:它不是恭舔某位強暴神靈之手意義上的那種“順從”。相反,它是一種基於人的豪氣與自豪基礎上的“順從”。隻要你可能的自殺仍然是一種沒有治愈的罪惡,它與抽象的和普遍的罪惡就沒有任何嚴格的關涉。在這個世界上,你要求你自己的對這種罪惡的普遍事實之服從,即你在這個世界上的明顯順從,在這裏不是別的,而僅僅是這樣一種確信:在你清算和解決好有關你自己私惡的事情之前,這種普遍意義上的罪惡與你毫不相幹。唯有那些正常生命本能尚未衰竭的人,才需要迎接這種恰當而具體指明了的挑戰;而你反思性的可能性自殺很可能受到這一挑戰的驅使,從而使你又一次饒有興趣地麵對生活。榮耀的情感是一種極能打動人心的東西。比如,當你和我意識到,有多少無辜的牲畜不得不在運畜車和屠宰場中受苦,不得不為了我們的生長而放棄它們的生活,我們大家都酒足飯飽、衣冠楚楚,在這裏安寧地坐在一起漫談人生,這時候我們就會意識到,我們與宇宙有著一種更莊嚴意義上的關係。正如阿默斯特的一位年輕哲學家(愛克森洛斯·克拉克,現已去世)曾經寫道的那樣:“憑借這些條件來接受一種幸福的生活難道不意味著一種榮耀嗎?”難道我們就沒有義務靠我們自己來忍受某些生活困苦嗎?難道我們就沒有義務為了回報那些我們靠之建立自己生活的生靈而作出某些犧牲嗎?如果人們有一顆正常構造的心,那麽,回答這一問題的唯一可能的方式,就是好好傾聽一下這個問題。

至此,我們便可明白,純本能的好奇、好鬥和榮耀似乎可以在一種純自然主義的基礎上,使生活對於那些為了消除憂鬱症而拋棄一切形上學的人來說,成為了日常意義上值得過的生活;但對於那些決心仍要傾心於宗教及其更肯定的神聖饋贈的人來說,情形卻不是如此。你們中的一些人可能會說,這還隻是漫長裏程上微不足道的一半,但你們必須承認,這是真誠的一步;任何人都不敢粗俗地談論這些本能,這些本能是我們最好的稟賦,而宗教本身必須在其最後的憑藉中,表明她自己對這些稟賦的特殊求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