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述是我的一篇題為《一種功利主義倫理學體係概述》的專論的修訂稿。本文初稿得到阿德萊德大學的經濟資助，於1961年由墨爾本大學出版社出版。我在原書的序言中曾表達過我的感謝之情。在這裏，我樂於再次表達我的感激之情。感謝阿德萊德大學和墨爾本大學出版社。同時，我也感謝A.G.N.弗盧（Flew）教授，R.M.黑爾教授，B.H.梅德林教授，D.H.門羅教授，A.K.斯托特教授。他們評價了本文的初稿。
劍橋大學出版社的帕特裏夏·斯金納（Patricia Skinner）建議這篇修訂稿與伯納德·威廉斯寫的一篇短文合並發表。我對她表示誠摯的謝意。
在寫完初稿的數年裏，我一直沒有在倫理學領域裏作更多的研究，因此，我沒對初稿作更多的改動。然而，我已盡了某種努力，試圖回答某些近幾年出現的通常被用來反對功利主義，尤其有時是反對我的觀點的意見。同時，我也作了不少刪減和添加工作。不過，這些工作遠遠不是對問題的更深入的思考。本文最後一章在一定程度上是根據我的論文《科學的方法和倫理學的方法》（《哲學雜誌》，1965（62），344～349頁）改寫而成的。
自初稿發表以來，我經常與我的朋友們討論和通信。他們是（包括我已提到的某些人）：R.B.布蘭特教授，D.K.劉易斯教授，H.J.麥克洛斯基教授，R.H.托馬森（Thomason）教授，J.W.N.沃特金斯（Watkins）教授，H.韋斯特（West）教授和B.威廉斯（Williams）教授。我從他們提的建議中獲益匪淺，盡管他們也許感到我並沒有得到足夠的教益，對於他們的幫助，我致以謝意。
我也非常感謝R.M.黑爾教授，是他邀請我參加了他於1970年的米迦勒節學期在牛津大學為研究生開設的關於功利主義的課程。
我附了一個書目提要，希望它尤其對學生（包括研究生）有所幫助。有關功利主義的文獻資料增長得如此之多，以致我也不安地感到，我一定遺漏了某些應當列在本書目中的參考書，但我已盡了努力，試圖使這一書目更為詳盡。
注釋
［1］C.L.斯蒂文森：《倫理學與語言》，紐黑文，耶魯大學出版社，1944。
［2］R.M.黑爾：《道德語言》，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1952。
［3］參見R.B.布蘭特：《倫理學理論》，新澤西，普雷泰斯—霍爾出版社，1959，380頁。布蘭特區分了“行動”功利主義和“準則”功利主義。
［4］H.西季威克：《倫理學方法》，倫敦，麥克米倫出版社，1962。
［5］D.H.門羅：《經驗主義與倫理學》，倫敦，劍橋大學出版社，1967。
［6］參見我對門羅一書的評論。載《哲學評論》，1969（78），259～261頁。
［7］B.H.梅德林：《基本的原則與倫理利己主義》，載《澳大利亞哲學雜誌》，1957（35），111～118頁。
［8］參見《功利主義與正義》一章。
［9］大衛·羅斯爵士：《倫理學基礎》，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1936。
［10］參見《功利主義與正義》一章。
［11］查爾斯·蘭德斯曼：《對行動功利主義的評論》，載《哲學評論》，1964（73），243～247頁。
［12］R.M.黑爾：《道德語言》。
［13］參見R.蒙塔吉（Montague）：《邏輯必然性、物理必然性、倫理學和限量詞》，載《探索》，1960（3），259～269頁。
［14］見《心靈》，1936（45），137～156頁。
［15］見我的一篇題為《極端的和有限製的功利主義》的文章，載《哲學季刊》，1956（6），344～354頁。這篇文章有許多印刷錯誤。較好的版本收錄在菲利帕·福特（Philippa Foot）編輯的《倫理學理論》（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1967）一書中，或邁克爾·D.貝爾斯（Michael D.Bayles）編輯的《當代功利主義》（紐約，杜博萊德出版社，1968）一書中。在這篇文章裏，我用“極端”和“有限製”來指代布蘭特使用的“行動”和“準則”。現在，我更喜歡布蘭特這種恰到好處的提法。
［16］參見A.K.斯托特（Stout）的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假如每個人都采取相同的行動》，載《澳大利亞哲學》，1954（32），1～29頁。這篇文章實際上討論了與此相同的問題。
［17］關於準則崇拜，參見I.M.克龍比（Crombie）：《社會的鍾表結構與功利主義道德》，載D.M.麥金龍（Mackinnon）編輯的《基督教的信仰和共產主義的信仰》，倫敦，麥克米倫出版社，1953，109頁。
［18］大衛·萊昂斯：《功利主義的形式和局限》，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1956。與其相似的觀點也可以在以下書中發現：R.M.黑爾：《自由與理性》，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1963，131～136頁；R.B.布蘭特：《一種可信的功利主義形式》，載H.N.卡斯托內塔（Castaneda）和G.納克尼基安（Nakhnikian）編輯的《道德與行為言語》，底特律，韋恩州立大學出版社，1963，特別參見119～123頁。
［19］在本文的第一版中，我說：“這一行動可能在現在和未來，產生某種對整個人類，或者更確切地說，對整個有知覺的存在者的幸福和福利來說是最好的總體境遇。”這種表述是不準確的，因為可能最大限度地增進福利不等於最大限度地增進可能的福利。大衛·布雷布魯克（Braybrooke）已經指出了這一點。參見他的文章《在功利主義之間的選擇》，載《美國哲學季刊》，1967（4），28～35頁。
［20］摩爾：《倫理學原理》，162頁。
［21］M.A.卡普蘭：《極端功利主義觀點的某些問題》，載《倫理學》，1959—1960，總第70期，228～232頁。這篇文章批判了我的《極端的和有限製的功利主義》，本文載《哲學季刊》，1956（6），344～354頁。卡普蘭也提出了一種反對我的遊戲理論的觀點，但該觀點似乎隻對利己主義的功利主義來說是令人信服的。卡普蘭在一篇有趣的《有限製的功利主義》（載《倫理學》，1960—1961，總第71期，301～302頁）的論文中，繼續討論了該問題。
［22］《德拉姆大學雜誌》，1963（55），86～87頁。
［23］西季威克：《倫理學方法》，413頁。
［24］同上書，469頁。
［25］同上書，428頁。
［26］A.N.普賴爾：《行動的效果》，載《亞裏士多德學說增刊》，1956（30），91～99頁。
［27］K.E.M.拜爾： 《道德觀點》，紐約，康乃爾大學出版社，1958，203～204頁。
［28］《英國的功利主義》，牛津，布萊克韋爾出版社，1966，145頁。
［29］布蘭特：《倫理學理論》，389頁。
［30］運用混合策略將在理論上為A.K.斯托特論文中澆花園的例子提供解決辦法。見斯托特的論文《假如每個人都采取相同的行動》，載《澳大利亞哲學》，1954（32），1～29頁。
［31］參見M.A.卡普蘭《有限製的功利主義》和大衛·布雷布魯克《功利主義之間的選擇》中所作的敏銳評論。
［32］D.K.劉易斯：《契約》，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1969。
［33］T.C.謝林：《衝突的策略》，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1960。
［34］參見《澳大利亞哲學》，1972（50），17～19頁。這篇論文主要是為了回答D.H.霍奇森（Hodgson）的一個觀點。參見霍奇森：《功利主義的效果》，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1967，38～46頁。
［35］我說“與真理相距不遠”，這是因為觀察陳述在某種程度上是理論的載體，如果它們負載的是不好的理論，我們必定會反對這些觀察陳述。
［36］參見P.A.希爾普（Schilpp）編：《G.E.摩爾的哲學》，伊利諾伊，西北大學出版社，1942，554頁。
［37］H.J.麥克洛斯基：《對功利主義懲罰的評論》，載《心靈》，1963（72），599頁。
［38］J.W.N.沃特金斯（Watkins）在他的《否定的功利主義》［載《亞裏士多德學說——增刊》，1963（67），95～114頁］中討論了這個問題。現在，似乎對我來說，我的文章《倫理學的方法與科學的方法》在這方麵給了沃特金斯錯誤的印象。我的這篇文章載《哲學雜誌》，1965（62），344～349頁。本文的最後一章便是根據這篇文章寫成的。
節選自:［澳］斯馬特等:《功利主義：讚成與反對》,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牟斌譯。
[1] 應譯為黑人史密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