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這兩條原則，還可以提出一個問題，那就是說，這兩條原則對我們的要求過高而給我們的指示卻太少。你隻要看一看吧！一條原則要求我們要做好事，要避惡除害。但是，需要做的好事多得很，需要消滅的罪惡也多得很。我們簡直不知從何開始，而一旦開始，又不能鬆懈下去。就拿音樂會入場券的例子來說，應當怎樣處理呢？另一條原則要求我們平等對待每一個人，這是否說，我們必須平等對待所有兒童——如果我給自己的孩子繳納學費，就得給其他每一個孩子繳納學費呢？這樣，人們可以照此類推而提出這兩條原則未免空想，要求太高，不切實際，太空洞。這是個牽涉許多方麵的大題目，但有一點似乎是清楚的，即使我先前和羅斯一樣認為，這兩條原則無須用其他基本原則來補充，這一點是正確的，但是，如果我們要合情合理地遵循這兩條原則，多少還要加以補充（即使我們不考慮兩條原則之間的衝突問題）。
為了解決這種困難，我大膽提出如下想法。作家們曾指出，習俗和法律所起的作用是告訴我們怎樣去做道德要求我們做的事，例如，習俗告訴我們應該感恩，或對人表示尊敬，法律指示我們怎樣撫育自己的子女。因此，也許人們可以這樣說，在應用善行和平等原則方麵，我們需要借助習俗和法律這類東西，引導我們的活動——社會必須為我們提供一套可憑遵行的慣例和製度。就拿家庭製度來說吧，它規定，比如說，我要為我的孩子繳納學費，其他父親為他們的孩子做同樣的事，可以認為這就是家庭製度所起的一種作用。因此，從理論上講，即使我沒有向所有孩子同樣施恩——這是無論如何辦不到的，但是結果，所有的孩子都會同樣得到良好的對待。當然，同樣的道理，公正原則告訴我們必須平等對待我自己的所有子女，但我並不需要把這看作要求我也同樣對待其他每個人的子女，因為已假定了製度會為他們提供撫養。當然，製度不能生效也是常有的事，遇這種情況，我也必須設法幫助其他兒童，直接地幫助他們，或是力圖改善製度。
關於社會究竟應建立什麽樣的製度，是另外一個問題，我不過舉出家庭作為例子罷了。事實上，不同社會的製度也可能互異，有些社會可能用其他東西來代替家庭。但無論如何，一個社會所建立的製度本身應盡可能體現慈善和平等，製度隻是道德原則的輔助和補充。即使製度不能從這些道德原則推導出來，也必須像阿奎那關於人的法所說的那樣，與這些道德原則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