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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民們沒有說錯，王先生確實和以前的先生不一樣。
在熟悉了學校和天井鎮以及周邊的環境之後，王先生開始著手組織讀書會。
讀書會的成員主要有兩個來源：天井小學的青年教師和天井小學年齡偏大的學生。
加入讀書會的條件也主要有兩個：一是思想進步，二是品行良好。
為了掩人耳目，讀書會取名“三民主義研究會”。
三民主義研究會研究三民主義，要有相對固定的時間和地點。
經大家商量，地點就定在王先生的校長辦公室。時間初步定為每個星期六的晚上。
三民主義研究會第一次開會，研究的就是李大釗的文章——《庶民的勝利》和《我的馬克思主義觀》。
夜色漆黑，伸手不見五指。
辦公室內，一燈如豆。
為了不引人注意，燈花故意調得很小。一扇窗戶，除了窗簾，另外又掛了一層厚厚的床單，防止燈光露出去。
七八個人圍坐在一起，聽王先生讀書。
我們這幾天慶祝戰勝，實在熱鬧得很。可是戰勝的，究竟是哪一個？我們慶祝，究竟是為哪個慶祝？我老老實實講一句話，這回戰勝的，不是聯合國的武力，是世界人類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國的軍閥或資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們慶祝，不是為哪一國或哪一國的一部分人慶祝，是為全世界的庶民慶祝；不是為打敗德國人慶祝，是為打敗世界的軍國主義慶祝。
這回大戰，有兩個結果：一個是政治的；另一個是社會的。
政治的結果是：“大……主義”失敗，民主主義戰勝。我們記得這回戰爭的起因，全在“大……主義”的衝突。當時我們所聽見的，有什麽“大日耳曼主義”咧、“大斯拉夫主義”咧、“大塞爾維亞主義”咧、“大……主義”咧。我們東方，也有“大亞細亞主義”“大日本主義”等等名詞出現。我們中國也有“大北方主義”“大西南主義”等等名詞出現。“大北方主義”“大西南主義”的範圍以內，又都有“大……主義”等等名詞出現。這樣推演下去，人之欲大，誰不如我，於是兩大的中間有了衝突，所以境內境外戰爭迭起，連年不休。
“大……主義”就是專製主義的隱語，就是仗著自己的強力**他人、欺壓他人的主義，有了這種主義，人類社會就不安寧了。
大家為抵抗這種強暴勢力的橫行，乃靠著互助的精神，提倡一種平等自由的道理。這等道理，表現在政治上，叫作民主主義，恰恰與“大……主義”相反。歐洲的戰爭是“大……主義”與民主主義的戰爭，我們國內的戰爭也是“大……主義”與民主主義的戰爭，結果都是民主主義戰勝，“大……主義”失敗。民主主義戰勝，就是庶民的勝利。社會的結果，是資本主義失敗，勞工主義戰勝。原來這回戰爭的真因，乃在資本主義的發展。國家的界限以內，不能涵容它的生產力。所以資本家的政府想靠著大戰，把國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國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國，成一個經濟組織，為自己國內資本家一階級謀利益。俄、德等國的勞工社會，首先看破他們的野心。不惜在大戰的時候，起了社會革命，防遏這資本家政府的戰爭。聯合國的勞工社會也都要求和平，漸有和他們的異國的同胞取同一行動的趨勢。這亙古未有的大戰，就是這樣告終，這新紀元的世界改造，就是這樣開始。資本主義就是這樣失敗，勞工主義就是這樣戰勝。世間資本家占最少數，從事勞工的人占最多數。因為資本家的資產不是靠著家族製度的繼襲，就是靠著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壟斷，才能據有。這勞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勞工的事情，是人人都可以做的，所以勞工主義的戰勝，就是庶民的勝利。
民主主義、勞工主義既然占了勝利，今後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我們對於這等世界的新潮流，應該有幾個覺悟：第一，須知一個新命的誕生，必經一番苦痛，必冒許多危險。有了母親誕孕的勞苦痛楚，才能有兒子的生命。這新紀元的創造，也是一樣的艱難。這等艱難，是進化途中所必須經過的，不要恐怕，不要逃避的。第二，須知這種潮流，是隻能迎，不可拒的。我們應該準備怎麽能適應這個潮流，不可抵抗這個潮流。人類的曆史，是共同心理表現的記錄。一個人心的變動，是全世界人心變動的征兆；一個事件的發生，是世界風雲發生的先兆。1789年的法國革命，是19世紀中各國革命的先聲；1917年的俄國革命，是20世紀中世界革命的先聲。第三，須知此次和平會議中，斷不許持“大……主義”的陰謀政治家在那裏發言，斷不許有“大……主義”臭味或伏“大……主義”根蒂的條件成立，即或有之，那種人的提議和那種條件，斷歸無效。這場會議，恐怕必須有主張公道破除國界的人士占列席的多數，才開得成。第四，須知今後的世界，變成勞工的世界。我們應該用此潮流為使一切人人變成工人的機會，不該用此潮流為使一切人人變成強盜的機會。凡是不做工吃幹飯的人，都是強盜。強盜和強盜奪不正的資產，也是一種的強盜，沒有什麽差異。我們中國人貪墮成性，不是強盜，便是乞丐。總是希圖自己不做工，搶人家的飯吃，討人家的飯吃。到了世界成一大工廠，有工大家做，有飯大家吃的時候，如何能有我們這樣貪墮的民族立足之地呢？照此說來，我們要想在世界上當一個庶民，應該在世界上當一個工人，諸位呀，快去做工嗬！
王耀華：“守常先生這篇《庶民的勝利》，是1918年末在北平的演講。十年過去，覺悟者已經開始拿起刀槍，用鮮血和生命，開始新紀元的創造，可是，還有太多的人，在無邊的暗夜裏徘徊。‘應該用此潮流為使一切人人變成工人的機會，不該用此潮流為使一切人人變成強盜的機會’，就必須喚醒這些還在暗夜裏徘徊的人。可是，誰來喚醒？怎麽喚醒？這正是今天我們在座的各位應該好好思考的問題。”
王耀華熱烈的目光一一掠過青年們尚顯稚嫩的臉龐。此刻，他並不需要他們的回答，他隻希望這些話、這些思想，能夠像甘泉，深深流進他們的心田，滋潤他們的精神；能夠像種子，在他們的心裏生根、發芽，直到有一天，長成參天大樹。
2
王耀華的希望沒有落空。
到民國十七年（1928）秋天的時候，中國共產黨汴泗特委天井特別支部的黨員已經發展到近百人。在以天井小學為中心的天井周邊地區，各個黨小組像雨後春筍一樣建立起來。
黨的組織建立起來之後，首先就要對黨員進行基礎的共產主義思想的普及。
王耀華利用課餘時間，不辭辛苦，深入各個黨小組，宣講《共產黨宣言》。
王耀華這樣告訴支部的所有黨員同誌：
至今一切社會的曆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曆史。
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始終處於相互對立的地位，進行不斷的、有時隱蔽有時公開的鬥爭。
我們的時代，資產階級時代……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資產階級在曆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摧毀了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般的關係；無情地斬斷了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裸的利害關係，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係。
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
現在，我們眼前又進行著類似的運動。
資產階級用來推翻封建製度的武器，現在卻對準資產階級自己了。
資產階級不僅鍛造了置自身於死地的武器，還產生了將要運用這種武器的人——現代的工人，即無產者。
無產階級經曆了各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它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是和它的存在同時開始的。
在當前同資產階級對立的一切階級中，隻有無產階級是真正革命的階級。
過去的一切階級在爭得統治之後，總是使整個社會服從於它們發財致富的條件……無產者沒有什麽自己的東西必須加以保護，他們必須摧毀至今保護和保障私有財產的一切。
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隻有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
資產階級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
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所經曆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共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
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用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消滅私有製。
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隻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製度才能到達。
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隻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3
完成了對《共產黨宣言》的學習之後，王耀華還會結合中國的實際，帶領黨員同誌們學習中國共產黨的綱領性文件，和所能夠獲得的黨的最新指示，而毛潤之委員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更是他們反複學習的重要內容。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在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完全是國際資產階級的附庸……代表中國最落後的和最反動的生產關係……
特別是大地主階級和大買辦階級，他們始終站在帝國主義一邊，是極端的反革命派，他們和中國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
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在政治上的代表是國家主義派和國民黨右派。
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於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
中產階級在中國，主要是指民族資產階級。
民族資產階級對於中國革命具有矛盾的態度：他們在受到外國資本主義打擊、在受到軍閥壓迫而感覺痛苦的時候，是需要革命的，是讚成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革命運動的；當革命在國內有本國無產階級的勇猛參加，在國外有國際無產階級的積極援助，對於他們想要達到大資產階級地位的階級的發展感到威脅時，他們對於革命又會持懷疑的態度。
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主張實現民族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統治的國家。
民族資產階級動搖不定的性質，決定了它的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而後來的事態發展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民族資產階級的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也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線。
小資產階級，包括自耕農、手工業主和小知識分子階層。
小資產階級無論是在人數上，還是在階級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
小資產階級的右翼，因為經濟地位和中產階級頗為接近，最大的夢想是爬上中產階級的地位，對於革命是持懷疑的態度的。
小資產階級的中間，痛恨帝國主義、反動軍閥和土豪劣紳，但又害怕他們勢力的強大，因此往往采取中立的態度，不肯貿然參加革命，卻也絕對不會反對革命。
小資產階級的左翼，因為帝國主義、反動軍閥和土豪劣紳的壓迫，在經濟生活中日益入不敷出，倍感痛苦，因此對於革命的態度是向往的，積極的。
小資產階級的右翼在小資產階級中隻占少數；小資產階級的中間人數很多，大概占到小資產階級的一半；小資產階級的左翼在小資產階級中人數不少，在革命運動中的作用最為要緊。
小資產階級的三個部分，對於革命的態度，平時各不相同，但在革命潮流高漲的時候，不但左翼參加革命，中間也會參加革命，即使是右翼，在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左翼的裹挾下，也不得不附和革命。
總體上，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為接近的朋友。
半無產階級，包括絕大部分的半自耕農和貧農、小手工業者、店員、小販。
絕大部分的半自耕農和貧農是農村中一個數量極大的群眾，所謂農民問題，主要就是他們的問題。
就革命性而言，半自耕農的革命性不及貧農。
貧農和小手工業者、店員、小販，都是經濟地位極為低下的群體，極為需要一個變更現狀的革命，極易接受革命的宣傳，是我們最為接近的朋友，是中國無產階級最廣大和最忠實的同盟軍。
無產階級，在中國約有200萬人，主要是鐵路、礦山、海運、紡織、造船等五種產業中的產業工人。
中國的無產階級人數不多，但卻是中國新的生產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國最進步的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
另外還有數量不少的、由失去土地的農民和失去工作機會的手工業工人組成的遊民無產者。
遊民無產者在各地建有互助性質的秘密團體，如三合會、哥老會、大刀會、在理會、青幫等。
遊民無產者很能勇敢奮鬥，但是具有破壞性，可以適當加以引導，爭取將其變成一種革命的力量。
4
為了進一步鼓舞同誌們的鬥誌，樹立堅定的革命信心，王耀華也會給大家講1927年以來的革命形勢，包括他所了解到的最新的革命形勢。
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無數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慘遭屠殺。
一時間，上海，乃至全國，血雨腥風，血流成河。
但是，真正的革命者是趕不盡、殺不絕、嚇不倒的。
很快的，革命者就組織起來，拿起刀槍，以革命的暴力對抗反革命的暴力。
1927年7月，中共中央計劃在南昌舉行武裝暴動，以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對共產黨人的屠殺，喚醒廣大人民，挽救中國革命，並同時表明了中國共產黨要把革命進行到底的堅定立場。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爆發。
南昌起義，是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是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鬥爭和創建革命軍隊的開始。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黨員書》《最近農民鬥爭的議決案》《最近職工運動議決案》及《黨的組織議決案》等決議。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義爆發。
“軍叫工農革命，旗號鐮刀斧頭。匡廬一帶不停留，要向瀟湘直進。地主重重壓迫，農民個個同仇。秋收時節暮雲愁，霹靂一聲暴動。”
1927年11月13日，中共湖北省委為貫徹中央八七會議精神，組織3萬多名農民自衛軍和義勇軍，在黃安、麻城發動起義，成立了黃安農民政府，組建了工農革命軍。
1927年12月11日，中共廣東省委為貫徹八七會議精神，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領導下，發動廣州地區工農群眾和革命士兵舉行暴動，並在廣州成立了蘇維埃政府。
1928年7月22日，湖南平江發動起義，成立了紅五軍。
王耀華說道：“在西方，古希臘神話中，有一位英雄普羅米修斯，他和最高的天神領袖宙斯不同，宙斯要求人類把最好的東西獻給他，無條件地敬奉他；而普羅米修斯恰恰和他相反，凡是對人類有用的、能夠使人類滿意、給人類帶來幸福的，他都會毫無保留地交給人類。為此，他不惜得罪宙斯，觸犯天條，盜取了火種，贈予人類，使人類成為萬物之靈。宙斯懲罰他，將他鎖在高加索山上，讓鷲鷹每天啄食他的肝髒。苦難並不能讓普羅米修斯屈服，他說：‘為人類造福，有什麽錯！我可以忍受各種痛苦，但絕不會承認錯誤，更不會歸還火種！’
“同誌們，我們共產黨人就是普羅米修斯，我們的使命就是要把共產主義的火種，傳遞給千千萬萬受苦受難、被壓榨、被奴役的勞苦大眾，讓他們像一個真正的人一樣，站著，活著，並且幸福地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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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天井熱鬧起來。
往日備受欺淩、敢怒而不敢言的草民們組織起來，成立了“牛頭會”“光蛋會”等各種互助團體，同以“袁家三虎”為首的土豪劣紳、惡霸地主們進行鬥爭。
王耀華在大革命時期，參加過湖南的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學習，現在，他又把這些方法傳授給了天井周邊的草民們。
首先是清算。
地方公款必經“袁家三虎”之手，而“袁家三虎”必要從中謀利。鄉諺有雲，“雞蛋從‘袁家三虎’手中過，不一定能剩半點殼”，就是對他們**裸剝削的生動寫照。“牛頭會”“光蛋會”選出代表，組成清算委員會，同“袁家三虎”算賬，算賬的意義，不在於追回已經被侵吞的款子，而重在宣布“袁家三虎”的罪狀，打擊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
其次是經濟上打擊。
宣傳減租減押，不準加租加押，不準退佃，取消苛捐雜稅，增加工資等。
再次是收繳地主槍支，建立農民自己的武裝。
天井周邊的崗城、衛莊、朱圩、胡集等近二十個村莊，在當地黨小組和貧雇農代表的組織和領導下，將包括“袁家三虎”在內的反動地主手中的槍支收繳過來，召開貧雇農大會，號召貧雇農參加自己的組織，拿起刀槍，保衛自己的權益。
最後是辦夜校。
中國曆代的統治階級，都不允許農民有文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因為農民一旦有了文化，就會知道統治階級是如何盤剝他們，如何敲他們的骨，吸他們的髓，統治階級就沒有辦法繼續統治下去。而共產黨人的目的和他們恰恰相反，共產黨人就是要讓普天下的受苦受難的人們明白他們為什麽會受苦受難，怎麽樣才能不受苦受難，怎麽樣才能創造出一個人人平等、個個幸福的新社會，而要實現這樣的目標，沒有夜校，沒有對農民的教育做先行，是無論如何也無法辦到的。
王耀華親自到各個夜校去給農民上課。
這個時候，他不再講《詩經》，也不再講新文化，他甚至不講共產主義，而隻是掰手指頭，幫農民兄弟算賬，算惡霸地主、土豪劣紳對他們進行殘酷剝削的經濟賬，算惡霸地主、土豪劣紳對他們肆意欺淩的壓迫賬。
王耀華大聲地告訴他們：“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
王耀華還大聲地告訴他們：“發如韭，剪複生；頭如雞，割複鳴。吏不必可畏，小民從來不可輕！”
王耀華除了去夜校，更頻頻深入農戶家中。
這個時候的王先生，雖然還穿著長衫，農戶們見著他卻再也沒有一丁點兒拘束的感覺了。他們不再喊他“王先生”，而是稱呼他“他叔”或者“他大伯”。
稱呼變了，心更近了，愛更深了。
雖然長期的壓迫和由此而導致的貧窮，有時使他們變得有點狹隘，有點自私，可是他們的本質終究是淳樸的，是厚道的，是可愛的，他們願意相信王先生這樣的人，願意跟著王先生這樣的人去奮鬥，去打拚，甚至赴湯蹈火，也會在所不辭。
當然，也會有些人擔心，擔心袁家和袁家背後的勢力。
“王先生是個好人，可是王先生終究不是本地人，事情鬧大了，王先生可以走，我們卻還要在這裏討生活。”
麵對這樣的情緒，王耀華總是反複告訴他們：“第一，我不會走；第二，隻要你們抱成團，一條心，我走不走都沒有關係。怕的應該是他們，而不是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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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的應該是他們，而不是我們。”
王耀華這話說得沒錯。
“袁家三虎”確實害怕了。
老大袁龍，不止一次到泗水縣城找縣長李東儀，匯報天井的情況，希望李東儀能夠有一個明確的態度，或驅逐王耀華，或逮捕王耀華，取締“牛頭會”“光蛋會”等組織，李東儀卻不置可否，隻是讓他繼續觀察，繼續報告。
事態已經非常明顯，還要繼續觀察！
再繼續觀察，說不定哪天，觀察得腦袋被人砍了都不知道。
袁龍心裏的懊喪和恐懼，自是無法用語言來形容，不敢明著頂，肚子裏卻早已把李東儀的先人悉數問候了無數遍。
其實，他哪裏懂得李東儀的心思？
對於天井的局勢，對於王耀華的一舉一動，李東儀其實知道得比袁龍還清楚。
王耀華就是共產黨人，來天井的目的就是要搞暴動。
王耀華肯定是要抓的，抓到肯定是要槍斃的。
但現在還不是時候。
首先，於泗鯤歸隱天湖鎮、李東儀擔任泗水縣縣長還不到兩年時間，於泗鯤雖然交出了汴泗地區，不再擔任汴泗鎮守使，但實力並沒有任何損失，手下幾千名弟兄隻是脫去了軍裝，他們一旦拿起槍來，就是一支不容小覷的力量，不要說他李東儀隻是個縣長，隻是汴泗地區的專員，就是省長，也不能不有所忌憚。更何況，泗水縣的警察局長、保安司令胡連升，還是於泗鯤的小舅子，雖然社會上有傳說，姐夫和郎舅兩個麵和心不合，矛盾頗深，但焉知不是苦肉計呢？再說了，就算傳言是真的，可這層親緣關係卻總是不爭的事實，“姐夫郎舅，說揍就揍”，可是後麵還有一句話，叫作：揍過拉倒。什麽意思呢？就是該咋樣還會咋樣，不會記仇。但是他李東儀就不一樣了：他是省府派來的人，是省府委任來處置地方事務的官員，和地方沒有任何瓜葛，這也就意味著，他處理事情可以獨立自主，不受地方勢力約束；但處置不當，得罪了地方勢力，無論出現什麽後果，他也得自己兜著。
這樣的事情，是有過前車之鑒的。
而對於這樣的事情，李東儀的記憶也是分外清晰而深刻。
事件的背景與毒品有關。
時間大約在民國十六年（1927）初。
地點在津浦鐵路與淮河交會處的千年古鎮濠梁。
這濠梁的確不是一般的地方，且不說有莊子觀魚，化蝶升天，也不說藍采和在此踏歌，得道成仙，單是朱重八於此投軍，率二十四勇士，攻定遠，陷滁州，占金陵，直至鼎定天下，作為龍興之地，亦足以傲視天下名城、雄關古鎮。
到了晚清和民國時期，隨著鐵路的開通，濠梁作為一個水路大碼頭，交通樞紐，越發地繁榮起來。
是大碼頭就少不了魚龍混雜，是繁華地就難免花街柳巷，煙館遍地。
民國十六年的濠梁，公開營業的鴉片館就有五六家，不公開的就不用說了，遍地都是。
是時，民國政府提倡戒煙，濠梁的地方政府自然不能不響應，就在濠梁的春華樓——一處妓院的舊址，辦起了“戒吸所”，但實際上，“戒吸所”卻是官辦的吸食鴉片機構，同時他們還開辦了“官土行”，公開販賣大煙土，正所謂官匪勾結，幫會猖獗，廣設煙館，把一座好端端的古鎮鬧得烏煙瘴氣。
此時，一位剛畢業的名叫揭覺安的大學生，受當時的安徽省政府主席委派，到濠梁擔任警察局局長一職。
揭覺安是個有理想、有抱負的青年，上任後，決心要洗刷“東亞病夫”的恥辱，親自擬寫告示，明令宣布撤掉“戒吸所”，封閉大煙館，嚴禁吸食鴉片，違者重罰，屢教不改者處死。
戒煙令發出之後，在濠梁產生了很大的震動，“戒吸所”的招牌被砸掉，“官土行”被停辦，煙館被封閉，煙槍、煙燈被收繳，吸食鴉片者嚇得不敢再吸，抓耳撓腮，垂涎流涕，惶惶不可終日。
可是，一些有權有勢的人卻肆無忌憚，繼續販賣鴉片。這些人中，以安清幫頭子杜墨林為代表，有恃無恐。
杜墨林和上海灘的黃金榮是換過帖的把兄弟，號稱“江南五虎”之一，門下有徒兒徒孫3000多人，在地方上很有權勢，人稱“杜三爺”。
揭覺安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為了將禁煙運動深入進行下去，他決心將杜惡鏟除，於是在這年春天的一個早晨，在杜墨林的公寓，用手槍將他打死在馬桶上。
杜墨林的老婆杜三娘，是一個深通江湖行規、走南闖北、見多識廣的女人，杜墨林被揭覺安槍殺後，杜三娘一不報官，二不發喪，而是召集門下心腹周密策劃，趁著揭覺安清晨坐著黃包車去警察局上班之際，於大庭廣眾之下，在廣運橋頭將揭覺安槍殺。
一個警察局長，就這樣暴屍街頭，連巡邏和站崗的警察都不敢上前過問，遑論他人？
此事後來的結果，自然隻能是不了了之，而濠梁的禁煙運動也就此結束，和揭覺安的性命一樣，化作煙，化作灰，徹底地灰飛煙滅。
李東儀不想做第二個揭覺安。
不但不想做揭覺安，他還想在泗水縣長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做汴泗地區的專員。
李東儀已經通過他的渠道，從省裏得到確切的消息，汴泗地區的專員不久就要履新，而空出的專員位置，將在他和汴水縣縣長之中產生。在這個節骨眼上，可千萬不能節外生枝。“牛頭會”也好，“光蛋會”也罷，隻要暫時維持住，不要刺激他們鋌而走險，等到他坐穩了專員的位子，一切都好辦。
這是李東儀的第二個小心思。
李東儀還有第三個小心思，那就是坐山觀虎鬥，坐收漁翁之利。
天井緊挨著天湖，天井有任何的風吹草動，第一個就要波及天湖，而於泗鯤是天湖乃至整個汴泗地區最大的工商業者兼地主，換句話說，就是王耀華他們第一個要鬥爭的對象。於泗鯤豈是一個甘於束手就擒的人呢？一個非鬥不可，一個老虎屁股摸不得，這樣一來，想不看好戲都難。等他們鬥到兩敗俱傷，那時李東儀也坐穩了專員的位子，再一出手，可就……嗬嗬……嗬嗬……嗬嗬嗬。
這樣的好事，連做夢都會笑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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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東儀不去管，胡連升就更不會過問。
胡連升平日躲於泗鯤還來不及，這會子更犯不著跑到天井去觸於泗鯤的黴頭。
於泗鯤素不喜“袁家三虎”魚肉百姓。即使沒有王耀華，於泗鯤也是遲早要收拾“袁家三虎”的。這一點，胡連升是早就知道的。
兩個主要上司的態度如此曖昧，“袁家三虎”也隻有自歎倒黴了。
沒奈何，隻得減租減息，增加雇工工資，團防局的槍也不得不硬著頭皮交出幾支，以圖蒙混過關。
李東儀暗地裏卻緊鑼密鼓，進行著垂死掙紮的準備。
他甚至演起了苦肉計，讓三虎袁彪帶著一幫混社會的兄弟，投奔到“牛頭會”“光蛋會”去，公開的腔調自然是浪子回頭，改邪歸正，要求進步，投奔光明，暗地裏卻是窺探王耀華他們的一舉一動，好及時察知動向，一則通風報信，二則有針對性地做垂死掙紮，三則尋機破壞。
王耀華和他的同誌們雖然對此也感到懷疑，但對於舊勢力甚至反動勢力的投向革命，卻不能拒絕。
不但不能拒絕，反而要表示十分的歡迎。
革命就是要對舊勢力、對反動勢力進行鬥爭和分化瓦解，對於舊勢力和反動勢力的投向光明，正是革命的力量進行鬥爭和分化瓦解的結果，是革命的力量所希望看到的和收獲的結果。
也許會因此付出代價，甚至可能是非常慘痛的代價，但革命，任何時候都不會是一帆風順的。
真正的革命者，是願意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