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作為我國唐代一位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更是中國文學史上頗負盛名並且影響十分深遠的詩人、文學家，素有“詩魔”和“詩王”之稱。他不僅在文壇有很高的地位，在朝廷也曾受過重用，官至翰林學士、左讚善大夫。白居易是新樂府運動的倡導者，他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稹合稱“元白”。他以諷喻詩見長，針砭時政，揭露社會的黑暗，這些詩使權貴切齒、扼腕、變色。然而一心為國、敢言直諫的他卻遭到了貶謫，這不禁使他倍感寒心，躁亂的內心交加著憤怒。想到了“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於是他“麵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雖然依舊憂國憂民，但早已是消極了許多。
在白居易所生活的70餘年裏，正值唐朝安史之亂之後各種矛盾衝突急劇發展的一個時期，更是唐王朝逐漸走向衰微的時期。整個社會現實所凸顯的錯綜複雜，都能夠在白居易當時所作的詩作中得到十分全麵的客觀反映。白居易筆下的政治諷喻詩，毫不誇張地說能夠把當時社會病態的症結所在幾乎全部地呈露在他的筆底，另外以《長恨歌》、《琵琶行》等為代表的一些長篇的敘事詩則曲折離奇更有著自具首尾的細致情節的描寫和更為完整而鮮明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並且其在語言和音調上也顯得特別流暢勻稱、優美和諧。白居易生不逢時，他所生活的時期雖然安史之亂早已平定，但是存在著藩鎮割據、朋黨之爭、宦官專權的社會問題。麵對這樣的社會狀況，白居易心酸但是無奈，僅憑他一人根本無回天之力，躁亂絕望至極之時，便以“獨善其身”作為自己的歸途。
白居易出生於“世敦儒業”的中小官僚家庭，年少時因躲避戰亂而顛沛流離數年。早年得誌涉身宦海，他為官的生涯中以44歲被貶為界，分為了前、後兩期。前期的他兼濟天下，而後則是獨善其身時期。那一年朝中大臣無故慘死，而麵對如此重大事件，當時掌權的宦官集團和舊官僚集團居然紋絲不動、保持鎮靜，毫不急於處理。白居易熱心於國事，十分氣憤，上書力主嚴緝凶手，以肅法紀。如此一來，早對白居易諷喻詩心有不滿的宦官舊官僚便借此以各種理由把白居易貶謫為州刺史。這件事給了白居易沉重的打擊，於是便有了這句“麵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的慨歎之詞。直到唐穆宗即位，穆宗惜才，把滿腹經綸的白居易召回了長安，先後做了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知製誥、中書舍人等。盡管如此，他看到了當時朝野的混亂，朝臣間爭權奪利、明爭暗鬥；加之穆宗政治荒怠，根本不聽勸諫。在萬般無奈之下，白居易極力請求外放，由此之後雖然官越做越大，但都是閑官。比起曾經那個兼濟天下的時期，他顯得消極了許多。即便如此，他畢竟曾是一個有所作為、積極為民請命之人，他此時也依然流露出了憂國憂民之心，做了不少利於人民的好事。
白居易在受人垂青之時做到了當仁不讓，他把造福天下當成了自己的責任。但是僅憑他一人的力量是遠遠達不到的，萬般無奈加上胸中有智慧而無用武之地的躁動與怨氣，白居易憤然地離去了。在他徹底失去了自己的勢力之後，韜光養晦，更是寄情於山水之間，由此真正地做到了寵辱不驚。即便如此，他的心中是心係政治更是心係人民的。在半官半隱中，他致力於為百姓謀福利，以此來緩解朝廷的壓力。正如他所言：兼濟天下而為官，無一日快樂；獨善其身而自為，終身不會苦悶。
“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作為中國古代文人的信條，在白居易身上展現得淋漓盡致。後期的白居易是一個非常重視個體自我的存在、自我生存的權利，更看到了生命的價值，這使他放下了那些無謂之爭，重視個人的獨立自由及其個性並不應該被看做曆史的倒退，而是一種進步，這符合人的本能要求。對於這樣一個敢怒敢言之人在亂世之時難以有所作為，反而充滿不測之危憂，遠離那個明爭暗鬥、散漫的朝廷，無疑也是一種可取的避禍的做法。並且在平靜的生活環境中，自己的身心都可以得到平靜，致力於他認為有意義的為人謀福的事情，同時也潛心研究詩詞。如果用現代人的眼光去批評白居易的消極顯然是不正確的，如果我們要求他堅守於長安，還是以他以前的處世方式應對一切，那隻能成為一個毫無意義的犧牲品。但是如此一來，曆史上就失去了一位偉大的詩人，未免也太可惜了。
擁有一個正確的價值觀是每個人所必需的，當集體的利益違背了個人的利益時，毫不猶豫地選擇維護集體是正確的選擇。但是，人們也應該量力而行，去做無謂的犧牲同樣是一個不負責任的選擇。一味地跟隨自己發熱的頭腦或是意氣用事衝動地去做出選擇，逞匹夫之勇，絕大部分代價會高於成效，應該有著一個不驕不躁的心態，權衡利弊穩妥地做出選擇，保存實力，積極地發展自身的優勢，進退自如，寵辱不驚。這樣才能成就事業，得到一個健全的人生。
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係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
——唐·李忱
“今到白氏詩句出，無人不詠洛陽秋”。
——唐·徐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