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是一個性格傲岸，且又是憤世嫉俗、豪放不羈的文學誌士。他生性嗜酒，才氣縱橫，同時也善於談吐。無論是古人抑或是今人，提到他的才情無不稱讚。他是一位風格近似於唐代李賀的詩人，他的詩，立意新奇。他被友人稱讚：“愛君詩筆有奇氣，直追昌穀破籬樊。”他又是一位畫家，喜繪突兀奇峭的石頭。當然他最大的貢獻在於他所創作的小說。《紅樓夢》便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典範，在內容上豐富精彩，思想深刻，耐人尋味，藝術精湛。可以說《紅樓夢》把中國古典小說創作推向最高峰，在文學發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家道中落的曹雪芹是無法使自己內心平靜的，敦敏曾經評論曹雪芹的時候寫下了“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見此支離。醉餘奮掃如椽筆，寫出胸中塊壘時”。可見就連他所畫之石都寄托了胸中鬱積著的不平之氣。他一生都沒有擺脫落魄境地，最終染病貧困無醫而終。

曹雪芹具有著“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雙重文化性格。他極其典型的知識分子形象來源於他痛苦的生活經曆，這種痛苦的經曆被他在《紅樓夢》裏充分地戲劇化，使得那部千古卓絕的曠世悲劇帶有更多的矛盾複雜、撲朔迷離的成分。透過這部著作，我們發現了曹雪芹的那種悲劇的心理。這表現在他對人生苦難的深沉的感悟，也同樣透露出了他對過往昔日富貴榮華的絲絲的眷戀，當然更多的是對罪惡現實的深刻的批判，以及他對未來前途的一種執著的追求。經曆了大起大落的坎坷人生，他心裏躁亂在所難免，他在痛苦中拚命掙紮，歌頌與批判，眷戀與揚棄，希望與絕望，這種種的一切複雜而又矛盾地交織在曹雪芹的內心深處，他像被巨大的旋渦所吞噬，難以自拔，最終還是難逃命運的捉弄而潦倒終生。

曹雪芹年幼時曹家被抄，敗落後的曹家從此開始一蹶不振，日漸衰微。曹雪芹也因此經曆了他生活中的一個重大的轉折，這樣一來無疑會使他深感世態的炎涼，使他對封建專製統治下的社會有了更為清醒、更為深刻的認識。從此他便開始蔑視權貴，更亦開始遠離官場，曹雪芹從此便隻能過著貧困如洗的艱難日子。晚年的曹雪芹移居於北京的西郊。他的生活也由此變得更加窮苦，“滿徑蓬蒿”，“舉家食粥”。但是他並沒有因此而放棄他的創作，更沒有自甘墮落，他憑借他堅韌不拔的毅力，專心致誌於《紅樓夢》的寫作和修訂。最終幼子夭亡，這為本已經對生活喪失信心、陷入失望的他雪上加霜，他陷於極度的憂傷和悲痛之中，身染重病臥床不起，終於因貧病無醫而悲慘死去。就連他全身心傾注的《紅樓夢》一書也未能完成，實在令人惋惜。

曹家的衰敗在曹雪芹身上烙下了巨大的傷痕，他承受了巨大的苦悶與悲哀。他的內心是孤獨的，難以為人理解的。生活的巨大落差，身份地位的升沉，使曹雪芹的思想充滿矛盾。有人曾說過：“曆史的真實如‘明鏡照物’，情感的真實即‘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惡’。”所以與其說《紅樓夢》是一本小說，更不如說是曹雪芹的自傳。正是因為“家庭的滄桑巨變”才使得“《紅樓夢》中充滿了對世事的了悟與人生如夢的慨歎”，更是“賦予了曹雪芹獨特的審美眼光，一反傳統的大團圓模式，以悲劇結構全書”。應該說當時的曹雪芹在創作時的內心必然是複雜而又充滿矛盾的，他無奈於當時的社會，更無法改變他當時寥落的生活現狀，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他的感情寄托在他的書裏，來獲得孤獨者心靈上的安慰，用語言來表達他的憤怒與憎恨，以及對新的生活的期盼。直到後來幼子的死亡使他陷入了深深的絕望，紅樓一夢也就此留下了些許的遺憾。

曹雪芹和他的《紅樓夢》都是近20多年來被專家學者所關注、所熱心於研究的。他的一生，可謂是極其坎坷、困頓、不尋常的，他受人愛慕傾賞，卻更多的是遭受世俗的誤解誹謗、排擠不容。周汝昌說：“他有老、莊的哲思，有屈原的《騷》憤，有司馬遷的史才，有顧愷之的畫藝和‘癡絕’，有李義山、杜牧之的風流才調，還有李龜年、黃幡綽的音樂、劇曲的天才功力。他一身兼有貴賤、榮辱、興衰、離合、悲歡的人生閱曆，又具備滿族與漢族、江南與江北各種文化特色的融會綜合之奇輝異彩。所以說他是中華文化的一個代表形象。”曹雪芹正是從封建社會的發展趨勢上規範了其由盛至衰的曆史特征，也在其作品中呈現了那一時代理想的光輝——追求自由和個性解放，賦予人物強烈的抗爭和磅礴的**，但在現實社會惡勢力的迫害下慘遭不幸和毀滅。

有多少有才之士根本難以得到施展自己才華的機會，但是隻要懷有一顆遇事能夠理智平靜的心，就能夠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總有一個方麵能使自己生存、閃耀出自己獨特的光芒。以史為鑒，我們要看到古人為我們所留下的傳承文化，更要去看透人生，活出自己獨特的味道，成為一個有用之人。

雖然屈原與曹雪芹“二人的生活時代、生活道路、生存環境、個性特點、創作形式及方法存在著一定的差異”，但在“身世變化、寫作時的家庭生活狀況”以及“寫作方法和著書目的”方麵，“屈原與曹雪芹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曹雪芹繼承了屈原之“奇幻”，“吸收了屈賦以及後人發揚光大的比興、象征藝術手法，且在《紅樓夢》中將象征藝術推向了極致，甚至具有超前意義的近現代象征藝術特征”。

——王人恩

他有老、莊的哲思，有屈原的《騷》憤，有司馬遷的史才，有顧愷之的畫藝和‘癡絕’，有李義山、杜牧之的風流才調，還有李龜年、黃幡綽的音樂、劇曲的天才功力。他一身兼有貴賤、榮辱、興衰、離合、悲歡的人生閱曆，又具備滿族與漢族、江南與江北各種文化特色的融會綜合之奇輝異彩。所以說他是中華文化的一個代表形象。

——周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