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過誤宜恕，而在己則不可恕；
己之困辱宜忍，而在人則不可忍。
【譯文】
對於別人的過失應該采取寬恕的態度，而如果錯誤在自己就不能寬恕；自己遇到困境和屈辱應當盡量忍受，如果困境和屈辱在別人身上就不能置之不問。
【例解】
要寬恕待人，對人家的失誤要容忍，而對自己則嚴格，這是個人心性修為的高境界。隻有這樣，才能麵對困境。律己宜嚴，待人從寬，為人處世、治國治家都受用無窮啊。唐太宗李世民律己於嚴、待人於寬，廣開言路，形成了曆史上少有的安定、富庶的局麵。在親曆亡隋興唐的八年征戰後，唐太宗深知為君的不易，尤其是他認識到，君主獨斷專行，不聽屬下大臣的意見，更容易造成“乖謬”，甚至亡國。
太宗心裏十分清楚，改朝換代的事不斷出現，其原因“隻為不聞己過，或聞而不能改”。太宗即位後，不止一次鼓勵大臣：“若人主所行不當，臣下又無匡諫，苟在阿順，事皆稱美，則君為暗主，臣為陷臣。君暗臣諛，危亡不遠。”進而，他授權中書、門下等“機要之司”，對於詔敕認為有不合適者，“皆應執論”，不得“阿旨順情，唯唯苟過”。要求臣下敢於提出自己的建議。把好“詔敕”關，使政令更加切實可行。
唐太宗為使臣下進諫，十分重視引導的方法。貞觀元年（公元627年），太宗命在京職事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這樣可以及時詢問“百姓利害，政教得失”。貞觀八年，太宗見寫奏章之人，大都心懷恐懼，不敢直言，便對周圍的臣子說：“平常奏事，尚且如此，如欲諫諍，必當畏犯龍鱗。”所以，“每有諫者，縱不合朕心，亦不以為忤。若即嗔責，深恐人懷戰懼，豈肯更言”。太宗體諒諫臣心理，虛懷若穀，從不以忤旨加罪大臣，對貞觀年間的諫諍之風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