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屈求伸，並不意味著敗，而是力量薄弱，身處逆境中的競勝之道。古往今來，無論取得了多大成就的人，很少一生總能高高在上，頤指氣使，每個人都有他屈身的時候。就屈身而言，有的人隻對他的榮辱成敗起決定作用的少數人屈身，有的人則可能向大眾利益屈身。從社會現實來看，人們可以欽佩或鄙夷某一種“屈身”行為，但是不同的“屈身”行為，確實是決定人們是否能夠有所作為或取得成就的一個關鍵因素。成就一方霸業的曹操也沒有例外。
獻帝興平二年（公元195年），獻帝正式任命曹操為兗州牧。
這時，由於曹操沒有地盤，便隻好做英雄屈身之舉。他在準備起事的過程中須爭取陳留太守張邈的幫助，起兵後在給養等方麵也須仰仗張邈的接濟，因此在起兵之初曹操對張邈屈身以事之，並主動接受張邈的節製。不久，曹操隨張邈來到酸棗前線，代理奮武將軍之職。
和後來成大事的其他人一樣，曹操一方麵屈身於張邈，受他的領導和節製，另一方麵也在乘機積蓄自己的實力，以為後來開辟自己的天下創造條件。
曹操前往酸棗途經中牟時，該縣主簿任峻率眾前來投附。曹操非常高興，任命他為騎都尉，並將自己的堂妹嫁給了他。
騎都尉鮑信和他的弟弟鮑韜也在這時起兵響應曹操。鮑信是個頗有見識的人，董卓剛到洛陽時，他就勸袁紹說：“董卓擁有強兵，心懷不軌，如不早想辦法對付，將會被他控製。應當乘他新到疲勞的機會，發兵襲擊，可一舉將其擒獲。”但袁紹畏懼董卓，不敢發兵。鮑信見袁紹不能成事，便回到家鄉泰山，招募了步兵二萬，騎兵七百，輜重五千乘。曹操剛在己吾起兵，鮑信便起兵響應，同時來到酸棗前線。曹操和袁紹推薦鮑信為破虜將軍，鮑韜為裨將軍。當時袁紹的勢力最大，不少人趨奉他，獨鮑信對曹操說：
“有大謀略的人在世上找不到第二個，能統率大家撥亂反正的，隻有您一個人。而那些剛愎自用的人，即使一時強大，最後也是要失敗的。”
於是同曹操傾心交往，曹操從此也把他當作知己看待。
當然，曹操對他所“屈身”的人也不是不盡心負責。當他看見各路義軍十餘萬人，每日隻是宴飲作樂，不思進取，感到非常憤慨，忍不住加以指責，並就諸軍如何調動安排談了自己的建議，他說：
“勃海太守袁紹率領河內的軍隊駐守孟津，酸棗諸將駐守成皋、敖倉、太穀，袁術率領南陽的軍隊駐守丹水和析縣，並開進武關以震懾三輔地區。大家深溝高壘，不同敵兵交戰，多虛設疑兵，以顯示天下群起而攻之的形勢。以正義之師討伐叛逆之敵，天下很快就可以平定。現在大家以討伐董卓的名義起兵，如果心懷疑慮不敢進兵，會使天下的人感到失望。我實在為大家的舉動感到羞恥！”
孟津、成皋、敖倉、太穀、丹水、析縣、武關大都是形勢險要，曆來兵家必爭之地。在這些地方駐兵，不僅可以對洛陽形成半包圍的態勢，而且還可以震懾三輔，動搖駐守長安的西北軍的軍心。這是一個可以遏製敵人，進而尋找戰機、打敗敵人的方略。而且，這個方略隻要求布為疑兵，並不馬上出擊，在一定程度上也照顧到了關東諸軍企圖按兵不動、保守實力的心理。因此，在當時的條件下施行這個方略應當說是切實可行的。但是，曹操雖然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甚至到了言辭激切、義形於色的地步，張邈等人還是我行我素，對曹操的建議置若罔聞，不予理睬。
但是，英雄終究不能久居人下，其誌向、所走之途徑也不可能完全一致，當曹操在汴水失利、招募兵員，重新建立起自己的武裝隊伍而北歸後，不再返回酸棗，而是渡過黃河，趕到河內，同駐紮在那裏的聯軍盟主袁紹接觸，企圖對袁紹施加影響，使局麵改觀。但結果仍令人失望，他在許多問題上也常常不能同袁紹取得一致，甚至完全針鋒相對。
所以當袁紹私下派人說服曹操讓其歸附他時，曹操也不置可否，後來，隨著袁紹乘機發展個人勢力，曹操更加堅定了自己的想法和加快發展個人實力的步伐。以後同袁紹的關係則更是若即若離，到曹操迎天子於許都，袁紹由曹操的“上級”變為了他的“下級”時，曹操鑒於自己的實力，也還沒有和袁紹鬧翻，直到建安四年（公元199年）的官渡之戰前，雙方才成為“兩虎相鬥”的“對頭”。
三國時代能夠有所作為的霸主，大都能夠做到以屈求伸這一點，劉備曾依附曹操，孫權後來能夠在東吳麵臨被蜀、魏兩麵夾擊的危險形勢下，不顧文臣武將的阻撓，從大局著眼，不惜屈尊下就，先向劉備“上表求和”，並做出了一係列外交上的讓步。
後又向曹丕“寫表稱臣”，並恭順地接受了曹丕的封爵。這一係列卑屈之舉，都對東吳靈活應變、力避兩麵受敵的不利局麵，使戰略態勢朝著有利於自己的方麵轉化起到了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