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已知名的青年作家中，湖北作者劉醒龍不算特別出眾；當文學需要有人維係它的創造活力之際，劉醒龍無疑是其中頗為認真的用心者之一。當然，這並不是劉醒龍意義的全部。

一

新時期文學發展到如今，我們從青年作家隊伍的現狀中，至少可以看到這樣一個事實：很大一部分青年作家，隨著自己的創作實績和社會影響所帶來的生活處境的改變，他們已經遠離了曾經產生過最初文學夢想的生活本土。他們在遠離情感來源的地方，述說著在情感和精神上與生活本土的聯係，並且從他們的現在遭遇出發，認識、評價著這種聯係。

另一類作者，受著主觀和客觀的諸多因素的影響，他們還沒有來得及離開自己的生活本土。正由於他們與與生俱來的生活處境的不可分離，他們的勞作往往顯得普通而默默無聞，帶著濃厚的民間色彩。這也同時注定了他們隻能是滋生社會文化的廣闊土壤，而不是其上的鮮豔花朵。所謂的文化精英隻能是少數，似乎從來就是如此。

劉醒龍屬於沒有離開生活本土和情感來源的眾多作者之一。

他以往有關湖北東部山區生活的小說創作，帶著神話、傳說、靈性、夢幻的斑駁色彩，並沒有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而等到他寫出《威風凜凜》《村支書》《鳳凰琴》（分別載《青年文學》1991年第7 期，1992 年第1 期、第5 期）等中篇力作之後，才逐步為人們所熟識。相比其他普通的基層作者，劉醒龍是幸運的。但是，劉醒龍為什麽“幸運”，他的創作到底寫到了什麽，提供了哪些新的文學經驗，他又如何不同於其他作家而受到人們的重視，這是一個饒有興味的話題。

二

讀過劉醒龍的作品尤其是他的新近幾個中篇小說的讀者，大多會對劉醒龍小說中所描述的生活場景留有特別的印象，興許會以為他的創作展示了一個新鮮的生活層麵，打開了一個新奇的生活視野。按理說，對劉醒龍小說中鋪陳的這些生活場景，我們不可能感到陌生和新奇。我們不就是從這樣的生活場景中生長起來的嗎？就是上溯到十多年前，對於這種艱難和貧窮，我們誰不記憶猶新？我們所以會產生一種錯覺，是不是我們讀到了劉醒龍筆下中國貧困地區人民的生活處境和精神麵貌而受到了莫大的同情心的驅使，是不是這一係列的生活場景喚醒了、喚回了我們的記憶、我們的情感，而這一切又恰恰是因為我們遠離故土的緣故？

離開本土並不是我們開始懷念本土的唯一理由。事實上，本土上的一切早已融進我們的血脈，即使在我們離開本土之後，它們仍然在我們的內心深處實際滋長著，並且成為支撐一個人的情感和精神的巨大動力。那麽，我們怎麽會感到遺忘、覺得新鮮呢？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倒理解了為數不少的有才華而又敏感的青年作家們，在奉獻出他們最初出自本土的鮮活和生氣，而後創作的活力逐步衰萎的緣由了。相形之下，劉醒龍作為一位基層作者的意義就凸現了出來，他的小說揭示了一個依舊貧困卻仍然厚重的生活本土的頑強存在，這一本土的現在狀態帶給了我們豐富的感觸。

劉醒龍小說中的細節富有魅力。這不僅在於劉醒龍筆下的細節豐富生動，更在於我們讀到這些細節後心緒難寧。在《威風凜凜》裏，五駝子、金福兒為殺他人的威風在愚昧地傾軋；《村支書》中的支書拖著病體在城鄉之間為五千元貸款來回奔跑；表現山區小學師生生活的《鳳凰琴》，說的是小學生們交不起上學的錢，用柴米油鹽代交學費，在寒冷的冬天裏十幾個光著腳丫的孩子排成一列升起國旗……所有這些細節，以它樸素的真實，揭示著這一方土地艱難的生命存在。生存問題，在作者描述的生活場景裏，有著非凡的意義。人們會說五駝子砍下自己的手指、鄧有梅們為轉正名額爭來鬥去的舉動是多麽卑微和屑小，但是這些舉動一旦與努力想活得好一點的願望聯係在一起時，它就具有一道聖潔的光芒。這是一種執著，一種對生活最根本性的執著，它不必回避或掩飾什麽。因此，在此意義上的酸楚和卑微，也同樣是偉大的舉措。對承載著如此酸楚的遭遇和卑微願望的生活本土的揭示，正是藝術得以驅動的前提，也正是劉醒龍有別於他人而受到廣大讀者關注的主要原因。

三

寫出了一個如此貧窮而又如此富於生活熱望的本土的存在，是劉醒龍創作的基本價值所在。人們也就很自然想到劉醒龍對這一方土地的基本態度。

不同於其他作家居高臨下的整體觀照，劉醒龍基本上保持了與他所描述的生活的同步狀態。他的評價方式也與之同步相應。

他的評價以傳統的良知、良心為前提，我們在他的作品裏，讀到了純樸和善良，讀到了對苦難的同情和理解，讀到了濃厚的道德情感和社會良知。例如，《村支書》中村支書以身殉職，“遠處一盞長明燈背負著墳山不斷閃爍”；《威風凜凜》裏沒有道破的，是趙長恩忍辱負重中至死不渝的孤傲；《鳳凰琴》中幾個山區教師結束了為了改善生活遭遇的相互爭鬥，隻是希望帶著唯一轉正指標下山的青年教師張英才，日後不要忘了這裏還有一個艱難維持著的山區小學。在劉醒龍的作品裏，普通百姓的道德感情、價值觀念和行為規範得到了作者的維護和肯定。

如果說，一個人人格精神的完善，大致是一條智者的路、一條賢者的路、一條聖者的路的話，那麽，劉醒龍顯然是以悲天憫人的仁慈心腸在感動自己、打動他人，因而他的作品能與本土之上的百姓得到溝通，同時也會讓遠離這一貧困的生活本土的人們設身處地、感同身受。

但是，劉醒龍分明又是困惑著的。如果《村支書》中的村長不是在村支書死時幡然悔悟，那麽怎樣用傳統的道德觀念去評斷這一人物呢？一種道德力的感召，一種徹底的覺悟，仍然無法改進和提高這一生活本土的生存質量。劉醒龍是在為他筆下的人物、他所呈現的生活本土尋找著出路和前景，但他又多少顯得無能為力。人的生存遭遇的改善、生存理想的實現，必然有賴於生活內容的實質進展。那麽，劉醒龍的困惑就不再是他一個人的困惑，同樣也深深纏繞著處境不一的其他人。這也是劉醒龍的創作提供給我們的一個值得深思的話題。

寫於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