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 年1 月，《青年文學》編輯部召集部分在京中青年評論家，對“60 年代出生作家群”這樣一個話題進行了研討。隨後，從1994 年第3 期開始，《青年文學》開辦了“60 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聯展”這一主打欄目。欄目開辦至今，產生了很好的反響。這主要表現在：“60 年代出生作家群”這樣一個說法，得到了文學界和廣大讀者的相應認同，得到了同齡青年作者的廣泛響應，欄目推出的作品不少被其他報刊轉載，獲得了相當程度的好評。這一欄目，作為刊物的一個重要的工作內容，從目前的運作來看，還有著良好的發展前景。
提出“60 年代出生作家群”這樣一個說法，開辦“60 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聯展”這樣一個欄目，我認為有這樣幾個方麵的原因。
首先，80 年代中後期和90 年代初期出現了一個新的文學創作層麵，這些更為年輕的作家的創作給文壇帶來了新的生機和活力。我們知道，在80 年代中後期的“新潮小說”或“先鋒小說”
中，餘華、蘇童、格非、北村等人的創作，給文壇帶來了耳目一新的感受。同時，遲子建、陳染、呂新、劉西鴻等人的作品也開始產生影響。這樣一種新生力量的出現，預示著將有更多的青年作者走上文壇。進入90 年代後，畢飛宇、徐坤、關仁山、陸穎墨、趙琪、陳懷國、石鍾山、祁智、須蘭、刁鬥、邱華棟、韓東、魯羊、述平、劉繼明、東西、凡一平等人相繼走上文壇，引起人們的關注，客觀上形成了一個頗為壯觀的創作群落。與此同時，評論界也先後出現了李潔非、李書磊、王幹、張頤武、吳俊、郜元寶、張新穎、汪政、曉華、王彬彬等頗具鋒芒和實力的青年評論家。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在關心著同齡人的創作狀況，對這一創作群體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因此，在一個新的創作層麵已然出現的情況下，提出“60 年代出生作家群”這樣一個說法，是存在著它的客觀基礎的。
其次，這一茬作家大體處在一個相同的年齡階段，在生活經曆、文化背景、精神遭遇和寫作方式上有著相對的一致性。按說一定的年齡階段，對文學創作並不具有必然的意義，很難說某一年齡層麵就會出現某個作家群體，就能夠產生一定的文學效應。但是，中國當代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點，直接決定和影響著一茬又一茬人的生活閱曆、生存環境、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的同構和聚合。這是不爭的事實。至於為什麽把這一茬作家以“60 年代出生”來界定，並不是簡單地因為他們大體在60 年代出生，更重要的原因在於他們精神的同代性。一個作家社會生活經曆的開端，對他的創作而言，有著重要的影響。中年作家群他們的社會經曆開始的時候，是在“文革”之前；知青作家開始他們的生活經曆之時，是在“文革”之中；而這一茬作家走上社會，則大體在“文革”之後，即中國社會出現新的轉機，正值改革開放之時。可以這樣說，我們所說的“60 年代出生作家群”是隨著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的不斷展開和社會的不斷進步而成長和成熟的。因此在他們的創作中，就明顯帶有新時代的特征和年齡階段上的特點，而用“60 年代出生作家群”來進行概括，應該說是有著一定的合理性的。
再次，提出“60 年代出生作家群”這樣一個說法，也是著眼於《青年文學》本身。把一個說法與一個刊物的作為結合在一起，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關鍵在於這個說法本身具不具備可操作性，能不能進一步體現刊物的定位、價值和發展前景。從這一點上說，“60 年代出生作家群”與《青年文學》的宗旨、特點和要求是完全吻合的。這首先在於，《青年文學》本來就是一份發表青年作家作品、以青年文學讀者為主要閱讀對象的原創文學刊物。
創刊十多年來，它是以不斷推出被文壇認可並能影響文壇的青年作家而體現出自身價值的。從鐵凝的《哦，香雪》、史鐵生的《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到劉震雲的《新兵連》、劉醒龍的《鳳凰琴》，《青年文學》發表過不少青年作家的重要作品，這些活躍在文壇上的作家成了刊物的骨幹作者。同時，一個刊物要繼續發展，就必須要重視對文學新生力量的培養，必須要有一種戰略眼光。因此，一方麵對既已知名的青年作家依舊要給予充分的重視，同時，對作者隊伍的新的變化和發展，也要有足夠的關注。這也正是提出這樣一個說法、開辦這一欄目的重要原因。
在“60 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聯展”這一欄目開辦近兩年的時間裏，《青年文學》已刊發過三十餘位作家的作品。其中，發表過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如餘華、蘇童、遲子建等人的作品，也發表了正在引起人們關注的作家如畢飛宇、徐坤、邱華棟等人的作品，還發表了不少至今尚不大為人所知但卻有著良好勢頭的青年作者的作品。可以說，這一欄目，兼容了這一茬作者的不同層次和不同側麵，是對這一個正在蓬勃發展的創作群體一次規模性的集中展示。
這些作品有著不同的寫作風格、不同的表現側麵、不同的思維方式和不同的閱讀效果。可以說，這些作者的努力，對今天的創作是一種可貴的豐富，給我們提供了新的思索領域和審美價值。
從已經發出的作品來看，這一茬作家突出關注的話題，是發生在自己的生活領域裏的事情，說到底，也就是年輕人在社會轉型變革過程中的生存狀態問題。中國社會新的變革和發展，給青年人的成長和進步提供了新的機遇，也提出了新的課題。中國社會在轉型時期所呈現出來的多元性和多樣化特點，使人們在思想觀念、情感內容、行為方式和精神麵貌上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和差異，這些差異和變化，相對於觀察力和感受力正值敏感、活躍期的青年人來說，就顯得更加突出、更加醒目。作為這一年輕群落中的一分子，青年作家們顯然對同齡人的命運和遭遇，有更切身、更貼己的感觸和體會，在表述中也更為由衷和自覺，投注的關心和思考，也更加獨到和有力。祁智的中篇小說《水仙瘋長》，寫到了一位削尖腦袋想要改變自身命運的年輕人的故事。主人公由教學崗位借調到教委幫忙，從此開始了他追求高人一等的虛榮的人生裏程。作者寫到了他在現實生活麵前的碰壁，也寫到了他如何利用現實達到自己目的的心機和謀劃，在這個人物身上，一方麵有個人品質上的問題，另一方麵，也可看出社會價值失衡，使一個人內心深處的私欲惡性膨脹，得不到及時療救，而像無人打理的水仙一樣惡性瘋長這一更深層的社會問題。這一人物的遭遇是發人深省的。作者通過這一作品，表現了對某一種類型的同齡人的認識，同時也寄寓了自己對青年人的生長環境的思考。如果說祁智的《水仙瘋長》傳達的是對社會的思考，那麽，錢玉亮的中篇小說《毛桃的故事》，則透過毛桃的遭遇，直指個人成長過程中的縱深背景，寫到了缺少父母的關懷和家庭生活的溫暖給年輕人的正常成長帶來的負麵影響。一個單相思的故事，卻是以對他人帶來的傷害和自身的毀滅而告終。作者用平實質樸的語調款款道來，寫得淒惻感人，讓人深思。錢玉亮的短篇小說《進軍城市》，對青年民工在城市的遭遇，也有獨到的表現。尤其值得稱道的是遲子建的中篇小說《洋鐵鋪叮當響》，洋鐵匠一家幾位年輕人想擺脫貧困走進外麵世界的努力，尤其是在外麵的世界裏經受磨難、不改心願的奮鬥意誌，以及在異常艱辛的生活中保有的對生活的熱情和信心，表現了中國社會的變化對年輕人內心的觸動，和他們在新的生存環境下所應有的生活品質和精神狀態。這些作品，豐富了文學在今天的表現領域，對我們理解和認識新的一代人的生存環境和精神麵貌，有著不可替代的價值。
在“60 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聯展”這一欄目中，出現的一些新作者也顯示出了不可掩飾的才華和對生活敏銳的感受力和表現力。
徐坤的短篇小說《鳥糞》借“思想者”的雕塑在城市廣場的遭遇，寫到了思想、文化和精神在當代生活中的真實處境，以獨特的角度和細膩的感性素材，把一個十分抽象的話題轉換成了可感可知並能迫近人的內心的形象話語，顯示了作者出眾的表現功力。邱華棟的短篇小說《新美人》，深入“都市新人類”這一新的表現領域，對現代都市文明中出現的新的人物品類進行了直觀而迅捷的表現。邱華棟的小說與我們共有時空的同步效應，不能不使人對這樣一位年輕作者的感受和表現能力多出幾分新的期冀。畢飛宇的《雨天裏的棉花糖》，把形而上的哲思與細膩的生活感觸交融在一起，也給人留有深刻的印象。此時，王懷宇的《家族之疫》、蔡秀詞的《戲子園》等，把觸角探入曆史領域，給我們帶來了新的感悟。這一欄目包容了一些帶有實驗性質的作品，如刁鬥、李遜、韓東、朱文等人的作品，體現了這些作者把握語言的能力和對小說藝術新的認識。
與此同時，對“60 年代出生作家群”的認識，我覺得有兩個方麵的傾向值得注意。一是寫作的邊緣化問題。一些作者的寫作興趣多在生活邊緣遊走，往往容易把生活情緒化，避開了生活的主體部分。這種傾向的出現跟作者的生活閱曆和人生體驗有關，恐怕也跟我們的價值評價乏力有關。把自己的寫作局限在狹窄的個人趣味上，對創作來說總不是很好的事情。比如我們去觸摸曆史，如果總是在曆史的間隙和裂縫裏徘徊，就很可能喪失對曆史的整體觀照而變成一種輕巧的把玩。與此相關的，是寫作的私人化的問題。以個人化的方式進入到文學創作之中，這可以說是90年代文學新的發展和進步。但是，也有作者沉湎在私人的寫作興趣上，過於關心和表現自己的一舉一動。如果自身不具備一定的代表性和先進性，就很可能把寫作變成一場文字遊戲，變成無意義的絮叨或對他人的強製。一個人這麽做，無可厚非；但如果變成一種集體行為，變成表述上的近似、一致和內容上的大同小異，那隻能說是創造力的綿弱和蒼白。
我曾撰文推介“60 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聯展”這一欄目：“完全可以預期，隨著這一專欄在時間上的延續，作家作品的陣容將不斷擴大，其自身的特點和豐富性將不斷得到展示，《青年文學》這一跨世紀的工程，將會成為一場曠日持久的盛大的‘閱兵式’，為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增添一道意義深遠的壯麗景觀。”（《中國青年報》1994 年9 月16 日）我們相信，“60 年代出生作家群”既已出現在世紀之交，那麽，在邁向新的世紀時，必將有著更加出色的表現。“60 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聯展”這一欄目，也將得到更多朋友們的關注和支持。
寫於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