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為詩，有“詩眼”之說；今人做書，似乎也應有“書眼”
之論。
一
對於圖書編輯來說，一本書的成色品相，與確定什麽樣的選題、選擇什麽樣的作者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一個很有價值的選題，沒有找到能夠勝任的作者，再勉為其難，也隻會事倍功半；作者水準很高，但讓他完成的選題並不是他之所長，即便勉力為之，效果也不會理想；出版社最感興趣的，同時又是作者最想寫也最有能力寫出的，寫好了，出好了，不產生影響都不可能。而我們實際工作中經常遇到的，往往是作者一廂情願，勞心費力，卻不被出版方看好；出版者要傾心打造的，作者卻達不到要求。
最不濟的是，編輯沒想法，作者不高明。我們看到的大量平庸書就是這麽造成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能否找到好的選題，物色到好的作者，是對編輯眼光、水平、能力實打實的檢驗。編輯敏銳覺察到作者專心致誌在做的事情，正是自己夢寐以求的——如果發生了這樣的事情，正說明編輯扣住了“書眼”。
當然，作者首先要有實力。至於作者是否知名，並沒有必然的意義。說不定聲名並不很大的作者的這一起步，可能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但其所蘊含的創造活力和開拓能力、所具備的原始創新性，很可能打開一片新的天地。很多作家就是這樣從無名走向有名的。我編《青年文學》，深有感觸。
在這裏，“發現”至關重要。所謂“發現”，一是指出版者對作者才能的發現，作者的寫作方向、寫作興趣、寫作效果是必須考慮的，作者對圖書選題的準備程度更是重中之重；再有一層意思，是作者對自身的發現，借助出版的肯定，對自身能力和信心的發現。作者的一部“成名作”，確立的是他今後著述的起點，表明的是現已到達的程度。顯然，作者未來著述的走向，是值得期待的。還有一層意思，是作者對編者的發現。一部書就是作者的一個孩子，他要把它交給一個自己可以放心托付的人。作者希望遇到的是一個能對話、易溝通，可以提升他的作品品質、有能力撫養他孩子的人。這樣一來，他把書稿和盤托出時，心裏就多了一份踏實和安穩。
合適的作者、合適的編輯和合適的選題走到了一起，我們說，這就是“書眼”的生成。所謂“書眼”，正是圖書的核心生產要素期期然聚合到了一起。它是作者、編者和選題之間內在聯係的邏輯起點，是圖書出版的點睛之處。
“書眼”其實並不神秘，關鍵在於圖書的核心生產要素是否齊備，能否桴鼓相應。要捕捉到“書眼”，並非可遇不可求。心裏裝著事，有“求”的願望和努力，就有可能“遇”。不孜孜以求，哪會不期而遇。準備充分了，機緣出現了，“書眼”也就會水到渠成。
二
我編《毛澤東的文化性格》（中國青年出版社，1991 年12 月版）一書，深化了對編輯出版的認知，尤其是對“書眼”的體認。
《毛澤東的文化性格》的作者陳晉，一直在從事文藝理論和文學批評方麵的工作。他的專著《當代中國的現代主義》，還是高校的文科教材。他從原中央政策研究室調到中央文獻研究室從事毛澤東文獻的研究工作，在研究方向和內容上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在一年多後的一次聚談中，陳晉談到自己對“毛澤東與文化”這一話題的一些心得，打算寫一本有關毛澤東的研究著作。
我內心裏一下子不平靜起來。在我看來，陳晉顯然有能力完成這一方麵的思考。良好的政治理論素養，在文藝批評上的學術建樹，多年來工作上的開闊視野和實際感觸，以及現在所處的特定的工作環境，都注定了他有著自己得天獨厚的條件和獨辟蹊徑的學術前提。他很有可能寫出一部有著自己個性和理解的毛澤東研究專著。尤其是，他從文學、文化批評的視角去研究毛澤東，肯定與其他研究者不一樣，一定會讓人耳目一新。
與此同時，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出現的“毛澤東熱”正方興未艾。但我們稍微留心一下，就會發現：“毛澤東熱”主要是通過紀實文學、電影電視等文藝形式來體現的，它們也主要是著眼於毛澤東的生活瑣事、人際交往、政史秘聞等。有一本熱銷的書，就叫作《走下神壇的毛澤東》。這一噴湧而至的“毛澤東熱”，對人們認識、了解毛澤東的生活原貌是有幫助的，但又是遠遠不夠的，而且有的著述還存在隨意性或其他不盡如人意之處。問題的關鍵，還在於我們不但要理解日常的、生活化的毛澤東，更應該理解毛澤東為什麽是毛澤東。毛澤東為什麽能成為影響中國社會的巨人，為什麽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他對中國社會到底產生了哪些方麵的影響，這也是人們要求予以解答的。而且這也是“毛澤東熱”走向深入所必然要麵對的課題。但是，學術界似乎還來不及轉換既有的思維模式，還很少有人直接切入作為主體的毛澤東這一複雜的研究領域。作為出版者，我們有必要及時開發這一方麵的選題，引導讀者更深入地理解作為主體存在的毛澤東。
陳晉具備的條件和實力，可以幫助我們實現這樣的出版願望。
通過他的努力，在某種程度上很可能還有初開風氣的意味。我對陳晉的研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所以，當他談及自己的一些想法時，我自然比其他在場的朋友更上心、更留意。這是一種職業上的習慣，看到作者正在做的工作，馬上就會本能地產生與自己工作的關聯。同時，陳晉的研究課題也是我個人的興趣所在。道理很簡單，毛澤東影響了我們每一個人。
但是，毛澤東主體研究，畢竟是一個複雜、深邃的高端課題。
我很認真地查閱過不少的資料，從主體性上追根溯源、解讀闡釋的文章和著作幾乎沒有。陳晉開展這一方麵的研究，學術難度可想而知。後來我讀到書稿，不能不由衷讚歎：正是陳晉作為文藝批評家所具備的眼光、學養和主體性思維，幫助他切入毛澤東的文化本體。
從毛澤東主體出發研究毛澤東，這是一個嶄新的研究視角。
用什麽樣的角度和路徑才能走進毛澤東的精神世界，這對作者來說是一個個人的學術準備和學術興趣的問題。對編者來說，這還是一個如何麵對讀者和社會檢驗的問題。
作者陳晉找到了一個非常好的角度和路徑。他拈出來一個詞，叫“文化性格”。這是一個新詞。“文化”和“性格”都好理解，把“文化”和“性格”組合在一起，則是一個新的創意。
新的見解的提出，往往是從一個新的概念的誕生開始的。什麽是文化性格？毛澤東的文化性格是怎樣形成的？它在內涵上有哪些顯著特征？毛澤東的文化性格對中國社會的進程產生了哪些重要影響，我們今天怎樣去評價？所有這些，對我們來說，都是饒有興味的話題。如果論述到位了，那麽這本書就很可能要開毛澤東研究的一個先河。所具備的學術價值，不言而喻。
實際上，作者就是這麽做的。書中用很大的篇幅論述了毛澤東文化性格的形成過程，包括青少年時期的毛澤東特別注重在實際生活中錘煉自己的意誌品質，很早就開始了對“小我”和“大我”的辨證思考，以及在漫長的革命鬥爭中，他的文化性格在不斷被打磨、被塑造、被重鑄。毛澤東對個人與社會、人民與曆史、革命與未來等有著深刻而獨到的見解。這些因素為毛澤東成就一番偉業，奠定了堅實的文化心理基礎。
緊接著，作者把寫作的重心放在了描述和分析毛澤東在理論和實踐上對一些文化問題的探討和闡述上，側重點是人格道德與社會理想、政治革命與文化變革的關係，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的關係，毛澤東的主體個性與他的實踐活動的關係，等等。作者功底深厚，思路清晰，邏輯縝密，立論剴切，不少見解發人之所未發。我們從作者嚴謹的治學態度中，領略到了毛澤東文化性格的豐富內涵和獨特魅力。正如中國青年出版社副總編輯、著名編輯家王維玲先生在終審意見中所指出的：“讀完書稿，不但受益，還有啟發。”我也深有同感。
我再三審讀書稿，一直處在興奮之中，不時為書中新穎獨到的見地擊節稱道。但漸漸地，我發現書稿中似乎還缺一塊內容：毛澤東雄才大略，超拔高邁，他的個人性情、才能稟賦對其文化性格的影響，尤其他作為一個詩人本身所具有的文化魅力，他的個性世界和人格境界在文化性格上的具體呈現，說到底，就是作者在毛澤東文化性格的形象表征上，似乎著墨不多。我個人以為，這是全麵理解毛澤東的文化性格所不可或缺的。
征得出版社和部門領導的同意，我把自己的想法和作者進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溝通。作者充分考慮了我們的意見和建議，對書稿進行了認真的補充和完善，新寫了兩個章節，增加了對毛澤東文化性格魅力橫向展開的內容，寫到了毛澤東永遠不滿足於現狀的超越情懷、遊曆山川之時的蓬勃詩情、敢於迎接挑戰的鬥爭意誌、隨意本色的生活情趣等等，這樣更直觀地展現了毛澤東文化性格的形象特質。而且在我看來，新補寫的部分更凸顯了毛澤東文化性格的強大魅力，更具神采氣韻。
《毛澤東的文化性格》一書，於1991 年12 月正式出版，初版印數為9000 冊，後來很快加印了3 次。該書的出版，受到黨史界專家和讀者的廣泛好評，《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新聞出版報》等都發有書評，《書摘》《暢銷書摘》《黨紀》等雜誌做了轉載和連載。1992 年3 月，該書在上海書市上被評為最受讀者歡迎的十本社科書之一；同年5 月，在北京社科書市上被評為十大暢銷書之一；同年6 月，被中國書刊發行業協會評定為第二批全國優秀社科類暢銷書；緊接著還榮獲了全國優秀青少年讀物“金鑰匙獎”。
一本學術趣味十分濃鬱的著作能夠暢銷，這是方方麵麵促成的。從圖書出版的角度來看，選擇作者、確定選題，找到圖書出版的邏輯起點，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書眼”，至關重要。這是前提和基礎。在此之上，作者和編者的平等對話和精誠協作，保證了出版的最終完成。
需要說明的是，我是中國青年出版社的一名編輯，但我不是圖書編輯，我的主業是編《青年文學》雜誌，和當下的青年作家和評論家們打交道。我從我掌握的作者資源中，發現了“毛澤東的文化性格”這樣一個圖書選題，選題很有價值，作者又很優秀，而且我還很熟悉，所以我在單位領導、同事的支持下，做成了《毛澤東的文化性格》這本書。
無論是單篇的作品，還是一部書稿，隻要認定它確有價值，就一定不能放過，必須傾心投入。我認為這是做編輯、做出版的本分。做好了，做到位了，變成大家的共同財富，就是一件非常快樂的事情。而捕捉到“書眼”——找到作者、編者和選題之間的內在聯係，找到圖書出版的邏輯起點，這將是一個艱苦的訓練過程和長期的工作任務。
寫於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