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論語·為政》
孔子說:“國君用品德教化來治理國家,他就會像北鬥星那樣,泰然處在自己的位置上,使群星環繞著他。”唐朝的大臣魏征,性格耿直,以敢於直諫而留名青史。有一次,唐太宗李世民為了擴充軍隊,下令把征兵的年齡由十八歲到二十一歲改為十六歲以上,甚至還要強征十六歲以上不足十八歲的少年入伍。
唐太宗的這道命令必須要有魏征的簽字,可是魏征拒絕了,唐太宗找到他詢問理由,魏征回答說:“失信於民。”唐太宗聽完之後非常惱火,反問道:“我有什麽失信於民的?”魏征回答說:“陛下即位的時候曾經下詔宣布,全部免征百姓以前拖欠的國家財物,但是下麵的部門還在催繳;陛下下令已經服役、已經繳納租調的,從明年開始可以免除,現在不僅不免除,還要征兵,這不就等於失信於民嗎?”最後,正是由於魏征的努力,才讓唐太宗收回了成命。
魏征的身材矮小,相貌平平,但是唐太宗卻是身材魁梧,而當兩個人爭論起政事來,魏征總是能夠激昂慷慨,根本不看唐太宗的臉色,經常讓唐太宗盛怒,而殿上其他的臣子也常常為魏征捏了把汗。除了魏征之外,其他臣子是很難做到這樣,就連跟隨唐太宗打天下的老臣房玄齡也不行。
有一次,唐太宗在北門皇宮區興建房屋,這項工程本來是不在計劃之內的,房玄齡知道後去問了監工的竇德泰,而竇德泰則去報告了皇帝,唐太宗訓斥房玄齡道:“你隻管南衙的事就行了,在北門營造,與你何幹?”房玄齡隻得謝罪。
這個時候魏征剛好在旁邊,說道:“臣不明白,陛下為什麽責備宰相,宰相又為什麽要謝罪?”唐太宗讓魏征把話說明白,魏征說:“房玄齡身為宰相,為陛下的股肱耳目,如陛下有營造,他怎麽可以不知道?如果是合理的營造他自當全力幫助陛下建好;如果是不合理的,就應該奏明陛下停建,這才是‘君使臣,臣事君’的道理。宰相無罪,陛下反而責備他,這就是我不明白的事情,而宰相自知無罪卻謝罪,這更是讓我糊塗的。”
魏征總是當著大臣們的麵與唐太宗爭論,有的時候讓唐太宗下不來台。有一天,唐太宗下朝回到宮中,怒氣衝衝地說:“總有一天我要殺掉這個鄉巴佬。”長孫皇後聽了之後就問:“皇上要殺誰?”唐太宗說:“魏征經常當眾侮辱我。”長孫皇後聽了,急忙回到室內穿上朝服出來,向唐太宗道賀,說:“魏征忠直,這正是因為陛下是明君呀。”唐太宗聽了之後怒氣才消。
有一年,公卿大臣都主張封禪,唐太宗也認為自己的功德很高,可以封禪了,唯獨魏征不同意,唐太宗問:“你說我為什麽不能封禪?難道是因為功不高,德不厚,國家不安嗎?”
魏征回答說:“陛下雖然功高,但是老百姓並沒有得到恩惠;德雖厚,可是恩澤卻還沒有普及;天下雖然平定,但是國家還沒有富裕,所以我不同意封禪。”
說完這些話後,魏征又用了一個身體虛弱的人來打比方,讓唐太宗更加明白這個道理:“封禪必然會加重老百姓的負擔,即使以後每年都免除賦役,也不能抵償百姓的勞費。如果再有水旱災害,那麽老百姓就無法生存了,等到那個時候再有人煽動叛亂,那說什麽都晚了。”唐太宗聽了之後無話反駁,隻好作罷。
孔子認為,包括為政者在內的每一個人都應該修養身心,養成高尚的品德,讓自己能夠煥發出人性的光彩,形成強大的感召力。而這種感召力不僅僅是有益於國家的,有益於民眾的,更是有益於個人的,而這種感召力也能夠傳承世代,成為後世效法的楷模。
當我們客觀而公正地學習孔子的儒學精神就會發覡,孔子是以“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簡單來說,就是“譏世卿”為己任的,對為政者提出了“為政以德”的標準要求。
如果我們拋卻成見來看孔子的德政觀點:為政者要求自己以德,民眾約束為政者以法,這不正是我們中華民族千百年來所追求的目標嗎?
可見,為政以德,並不意味著排斥法律,更談不上人治。而法律是外在的約束,道德則是內在的約束,唯有內外相合,才是真正客觀的思想態度。
法是一個大框子,德是全身心的,打個比方講,如果做領導的門難進、臉難看,對群眾的呼聲更是充耳不聞,根本不關心民生的疾苦,這樣子的領導到底犯了什麽法呢?法律在這種官僚主義的麵前可以說是派不上用場的,而隻有用比法律更加細化的品德來約束這樣的領導者,才會起到真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