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堅毅鏗鏘的女子，有為理想孑然而走的勇氣，亦有對夢想的堅持與忍耐。她是那個時代裏，優雅明麗的美好。
1933年，林徽因開始了她的古建築考察工作。前往山西大同的雲岡石窟，便是其中一次重要的考察。
當火車駛入大同站時，梁思成、林徽因等營造學社的同事看到眼前的景象都愣住了。他們無法相信，這般破敗的景致就是曾經恢宏一時的遼、金兩代的陪都——西京。從火車站廣場上望出去，沒有幾座像樣的樓房，大都是些窯洞式的平房，滿目敗舍殘牆。大街上沒有一棵樹，塵土飛揚直眯眼睛。
車站廣場上聚集著許多駝幫。林徽因頭一回看到大群大群的駱駝，成百上千的駱駝一隊隊擁進來。這些傲岸而沉默的生物的影子，被9月的夕陽拉得長長的，駝鈴蒼涼地震響了幹燥的空氣。這大群的駱駝總是讓人想起遠古與深邃，想起大漠孤煙與長河落日，這情景，仿佛是從遙遠年代飄來的古歌。
林徽因、梁思成加上劉敦楨和莫宗江一行四人，沿著塵土飛揚的街道搜尋旅館，強烈的駱駝糞尿氣味熏得他們捂著鼻子直咳嗽。偌大一個大同城，竟然找不到一家能夠棲身的旅館。街上全是大車店一類的簡陋的旅社，穿著羊皮服的駱駝客成幫結夥地蹲踞在鋪麵的門口，呼嚕呼嚕喝著盛在粗瓷藍花大碗裏的玉茭稀粥，剃得精光的頭頂冒著熱氣。
出大同城西十六千米，便是雲岡石窟。
石窟依武周山北崖開鑿，麵朝武烈河，五十多個洞窟一字排開。這座石窟開鑿於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公元460年），與中原北方地區的洛陽龍門石窟和西北高原的敦煌莫高窟，一同被列為中外知名的“三大石窟”。
《魏書·釋老誌》記載，北魏和平年間（公元460—465年），高僧曇曜在京城郊外武周塞主持開鑿了五座石窟，即雲岡十六至二十窟，後人稱“曇曜五窟”，是雲岡石窟群中最早的五窟。其他各洞窟完成於北魏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遷都洛陽之前。其主要洞窟大約在四十年間建成。
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在《水經注·漯水》中寫道： “鑿石開山，因岩結構，真容巨狀，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林淵錦鏡，綴目新眺。”使後人可窺當時之盛況。
雲岡石窟的開鑿，不憑借天然洞窟，完全以人工辟山鑿洞。曇曜五窟，平麵呈馬蹄形，彎窿是苦行僧結茅為廬的草廬形狀，主佛占據洞窟的絕大部分空間，四麵石壁雕以千佛，使朝拜者一進洞窟必須仰視，才得窺見真容。這五尊佛像，是曇曜和尚為了取悅當時的統治者，模擬北魏王朝五位皇帝的真容而雕鑿的。主佛像高大威嚴，充滿尊貴神聖的氣息。
正當一行人為眼前的壯美景象而驚歎時，遠處仿佛響起了《華嚴經》。排簫、琵琶、長笛奏出的美妙仙樂在耳畔繚繞。這穿越了一千五百年時光的聲音沒有絲毫的消損，仍然轟轟烈烈地震**著世人的靈魂。
在這被千年光陰雕刻的石窟裏，營造學社一行人對其進行了素描與拓片。接著，他們又去了巨刹華嚴寺和善化寺。這項工作結束後，梁思成和莫宗江要去應縣考察木塔，林徽因和劉敦楨返回北平，整理資料。
1934年夏天，梁氏夫婦繼去年9月雲岡石窟的考察之後，又來到山西呂梁山區的汾陽。
他們原本計劃到北戴河度假，臨行時費正清和夫人費慰梅告訴他們，美國傳教士朋友漢莫在山西汾陽城外買了一座別墅，梁思成也想到洪洞考察，兩地相距很近，於是便一同前往。
這是他們的第二次山西之行。雖名為消暑避夏，怎奈夫婦二人一看到古建築就邁不開腿，把度假變成了工作。費正清回憶道：
菲莉斯（注：林徽因英文名）穿著白褲子，藍襯衫，與穿著卡其布的思成相比更顯得清爽整潔。每到一座廟宇，思成便用他的萊卡照相機從各個方位把它拍攝下來，我們則幫助菲莉斯進行測量，並按比例繪圖，工作往往需要整整一天，隻是中午暫停下來吃一頓野餐。思成雖然腳有點跛，但他仍然能爬上屋頂和屋椽
拍照或測量。
在費氏夫婦的協助下，梁思成、林徽因對太原、文水、汾陽、孝義、介休、靈石、霍縣、趙城一帶汾河流域的古代寺廟進行了一係列的考察，發現古建築四十餘處。這次考察最有價值的發現，莫過於趙城的廣勝寺和太原的晉祠。1935年3月，林徽因與梁思成把這次山西之行的成果寫成了《晉汾古建築預查紀略》。
小殿向著東門，在田野中間鎮座，好像鄉間新娘，滿頭花鈿，正要回門的神氣。
……
我們夜宿廊下，仰首靜觀簷底黑影，看涼月出沒雲底，星鬥時現時隱，人工自然，悠然融合入夢，滋味深長。
……
後二十裏積漸坡斜，直上高岡，盤繞上下，既可前望山巒屏嶂，俯瞰田隴農舍，及又穿行幾處山莊村落，中間小廟城樓，街巷裏井，均極幽雅有畫意。
《晉汾古建築預查紀略》是梁、林二人合寫的。在他們眼裏，一磚一瓦皆是情，是生命的存在，亦是詩意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