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四百三十五年裏，曾經有很多奇特的船隻和航天器經過歐洲航行到美洲。人們乘坐各式各樣的輪船渡過大西洋。有一次，兩位思鄉心切的斯堪的納維亞人乘船返回故國，他們的經曆之糟糕，可以說世所罕見。
喬治·福克斯在這次航行中乘坐了一艘老爺船，這是一艘極其不舒適的船，這艘船每兩小時滲進水達十六英寸之多，乘客和船員都要不停地守候在抽水機旁邊。對弗蘭德·喬治來說，情況也大同小異。他曾經在比這艘老爺船的船艙肮髒得多的監獄待過。但是，沒有什麽能夠阻止他到甲板上跟水手交談，而且據我所知，隻要有一個人能聆聽他那令人愉快的關於人類心靈的講演，他就喜形於色。
在曆史領域，有兩個主題我經常回避。不是因為我不喜歡，而是因為我太喜歡了。如果要寫一本關於阿西西的方濟各或來自凡人德雷頓的喬治的逗笑書，那麽就沒有必要長篇累牘地描寫中世紀羅馬教廷或十七世紀清教徒的新英格蘭發展的細節。
這兩個人卓爾不群。他們狂放不羈、肆無忌憚，是生活的藝術家，光彩四射的人物，以及難以對付的公民，他們是你所喜歡的任何一種人。他們憑借絕對的自信和不知疲倦的熱情，在極少的時間裏，為這個大陸的真正進步做出了比令人尊敬的聖徒和牧師做出的貢獻還要多得多的貢獻。弗蘭德·喬治不敬地稱大教堂為“尖頂房子”，那些聖徒和牧師的肖像在那裏蹙眉俯視著我們，對雛菊和美洲旱獺的小兄弟來說，那些教堂的門經常是關著的。
對兩個人中的第一個，我不想費太多筆墨，以免惹麻煩。這個天主教殖民地，即現在所謂的馬裏蘭自治州，從各個方麵說都超過了新英格蘭沿海的加爾文派的殖民點。創始人喬治·卡爾弗特高尚的人格讓帕塔普斯科兩岸凸顯著寬容精神。分不清他的勳爵爵位在多大程度上得益於翁布裏亞山的這位善良的哲學家，又有多少屬於實用政治。
但是，喬治·福克斯的情況就不同了。
所有的運動仍然是嚴格意義的宗教上的，還沒有墮落成為一種強硬的宗教教義的製度，這些運動有一個很大的困難：人們無法準確地追蹤它們對現代事件的發展所產生的影響。
可以明確地說，有組織地反對奴隸製首先出現在賓夕法尼亞。但是那是否意味著美國南北內戰是由威廉·佩恩的追隨者引發的呢？我不知道。
全世界現在都認為，第一批堅決主張進行監獄改革的人是那些在新舊英格蘭的死牢裏度過了很多時光的佛蘭德人。但是，是喬治·福克斯直接教導我們把罪犯看作病人而非邪惡的無賴嗎？或是一種普遍的時代精神？這，我也不知道。
任何研究過佩恩在美洲的殖民地起草的“特許狀”的人都會注意到，這一文件同幾年後托馬斯·傑斐遜寫下的關於個人自由和國家自由的思想的文稿片段是多麽地相似。我們因此能夠說來自阿爾伯馬爾縣的著名懷疑者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貴格會教徒嗎？
曆史上類似的事件一旦出現，盡管這種情況很少見，就會對我們固有的順序感產生貌似真實的影響，於是我們不由自主地得出根據事件的前後發展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出現的結論。
我深信，如果威廉·佩恩能夠將他的試驗繼續多搞幾年的話，如果他的後繼者像他那樣有能力的話，總之，如果貴格主義能夠取代清教主義成為美洲大陸上的主導因素的話，我們國家曆史上的暴力事件顯然會更少，作為一個民族，我們會比現在更可愛和幸福。
佩恩的製度在美洲沒有能堅持很長時間，至多五十年。但是，在這麽短的時間內，貴格會教徒們點燃了正義精神的燈塔，照亮了當地黑暗和隱蔽的角落，從此從沒有中斷過。尤為重要的是，他們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沒有大肆吹噓他們個人多麽神聖，沒有自稱比鄰居更高明，甚至沒有將那些自己所好的思想和原則強加給他們的鄰居。
對這樣一群人來說，這是非常偉大的。他們半個多世紀以來受製於每一位廢話連篇的治安官；僅僅因為他們似乎持有某種觀點，並無其他罪行，就會被絞死或鞭打至死；對於基督教聖公會主教的貪婪和清教徒神職人員的尊嚴來說，他們被認為是危險的；他們是一群虔誠的男男女女，經常受到**把他們的苦難重新評價為一種優越感，而且他們完全有理由把自己視為上帝的選民。
這些怪異而有趣的異教徒，他們堅持認真對待耶穌的教義，在差不多兩代人的時間裏悄然從鞭笞柱轉到了絞刑架上，這時他們遇到了一位意想不到的強有力的保護者。
貴格會教徒不信仰英國國教，不信奉任何時候任何地方的國教，他們的習慣是單獨召開自己的會議。這些集會的性質是和平的。貴格會不信奉暴力，並且遠離政治生活。治安官們當然知道這些。但是在那時，司法是收入的一種形式。當生意蕭條時，最好把一個貴格會教徒拖上法庭，借口是他不向法官脫帽，罰他兩個英鎊。再說，這些怪異的人不信任律師，因此不會有被他們控告錯抓的危險。
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但是世界上最堅定的改革家很多是富有的青年，他們生活安逸，直到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們了解了日常生活中的殘酷無情，頓感震驚和恐怖，於是成為反叛者，直到生命的終結。
佛陀、聖方濟各和喬治·福克斯就是這樣的人，現在輪到一位名叫威廉·佩恩的花花公子。
在一個晴朗的日子，科克鎮當地的警察決定對最近的禮拜會所組織一次小型的突襲查抄，以搜查到盡可能多的貴格會教徒。按照慣例，他們把這些人帶到警察局拘留起來，等待法官對他們進行審判。試想，當法官大人在犯人當中發現了一個真正的君子時是多麽的震驚。這位法官卑躬屈膝，連連道歉。當然，這完全是誤會，這位年輕人會寬恕這一最令人遺憾的事件，認為自己自由了，隨時可以回家了嗎？不，這位年輕人不會，而且據我們所知，這次搜捕似乎已經導致威廉·佩恩投身於貴格會運動中，使他同受壓迫的窮困的新的信仰的信徒站在了一起。
年輕的威廉一向對宗教多少有點興趣，甚至在上大學的時候，他就堅定地相信人類有權按照自己的方式找到救星，結果他因不到教堂參加禮拜而被開除了。但是作為埃塞克斯郡旺斯特德鎮的海軍上將威廉·佩恩爵士的兒子，在他一生頭二十年生活的社會圈子裏，人們認為公開表露自己的感情不好，而他也沒有勇氣徹底與之決裂。
然而，一旦邁出決定性的一步，他就不會半途而廢。他拋棄了自己的上層服飾，放棄了自己想當軍人的抱負，而去撰寫小冊子，為所有嘲笑他的人解釋他那奇怪的信條，而且成為了一場聞名的訴訟案中的中心人物。在那場訴訟案中，陪審員拒絕按照主審法官的指示給犯人定罪，從此開創了一個一直為英國和美國所尊重的法律先例。
但是，那不是他同當局的唯一一次交手。佩恩總是在布道講經，總是被關進監獄，於是又總是被寬恕，然後又因某種頗具基督教特色的新罪行再次被送進監獄。然而，他總是在教人改變信仰，對他有意在美洲荒原上建立一個貴格會殖民地，他的憤怒的親屬感到非常滿意，於是情況可能變得荒唐可笑。
貴格會教徒對美洲知之甚多。就像早期的方濟各會的僧侶那樣，他們總是在進行各種各樣的奇特探險。他們可能突然拜訪過土耳其的蘇丹王、莫斯科的沙皇或阿爾及利亞的總督。而且因為他們樸實而率真，沒有普通的職業先知煩人的特征，他們往往受到很好的招待，隻要他們嚴格地同非基督徒統治者打交道，他們似乎不會受到傷害。
當剛從約克郡一家監獄長期服刑出來的瑪麗·菲斯克在阿德裏安堡前麵的營地邂逅他的時候，土耳其蘇丹可能有點吃驚。但是他表現得像一位紳士，很認真地聽取了她的話，並賜予她在他的帝國活動的自由，同時賜予她一個私人保鏢。
至於莫斯科人和摩爾人，他們的舉止也彬彬有禮，出人意料。當不受約束的公誼會教徒訪問他們並對他們說，如果所有的人互相喜歡，停止爭吵和不再偷竊鄰人財物，這個世界就會變得更好，他們非常莊重地說“對”，並邀請陌生的來訪者停下來吃頓晚飯。
這些現代傳教士在美洲的遭遇卻大相徑庭。他們中很多人被絞死了。其他人被從一個村子追打到另一個村子。至於婦女，她們永遠受製於新英格蘭的那些牧師，他們往往把每一個涉及外貌悅人的婦女的案件都變成一個對行巫者的搜捕事件，接著趁機撈取好處。
在這種情況下，幾乎其他所有派別的教徒都對美洲敬而遠之。必須承認，貴格會教徒反而樂於同命運進行這樣暴力的抗爭，而且他們幾乎像孩子一樣對野人的福利充滿興趣，希望有機會向全世界（尤其向新英格蘭人）證明，有比槍聲和威士忌酒瓶所暗示的通常做法更有利的解決土著人問題的辦法。
接著到了1670年，他們有了機會。
威廉·佩恩爵士去世了，他給兒子留下了斯圖亞特王朝所欠的八千美元債務。斯圖亞特王朝是借方，但是當償還日期臨近的時候，他們突然感到了祖先的**而且可能像最小氣的格拉斯哥錢商一樣吝嗇。但是他們在理財方麵不能說沒有一些技巧。他們總是願意用不屬於他們的東西來償債。經過數年的談判，他們把一大片被稱為賓夕法尼亞（以青年人的父親命名的）的土地賜予了威廉，據說這塊土地位於馬裏蘭和特拉華之間，盡可以向西和向北延伸。
1682年12月1日，佩恩乘“歡迎”號輪船離開英國到他的新領地。
那是在我們民族獨立前所進行的最有意思的殖民試驗之一的開始。
這個新的殖民地將不會成為另一個被不在現場的董事會擁有、管理和開發的企業。與之相差千裏，極善於提出口號的佩恩，非常清楚地表達了自己的意圖，他稱他的領地是“一個為全人類謀福利的自由殖民地”。
憑著這種天真的熱情，他走得太遠了。他甚至堅持認為這個地方的原居民也是人類，當他大膽說出這個想法時，殖民地其他居民就知道他是什麽貨色了——一個滿腦子不切實際的危險想法的愚蠢空想家。對他們來說，印第安人要麽是一個悲哀的笑柄，必須用杜鬆子酒和彩色的珠子予以安撫；要麽是撒旦的作品，安插在海岸上，以騙取上帝選民的合法遺產：因而順從於每一個手持可靠火槍的基督徒。
當貴格會教徒遵從上帝的“大法”，真正將“友好的白人，友好的印第安人”的理論付諸實施，不欺騙印第安人、不帶火繩槍和大頭棒去教堂，而是將孩子交給就近的印第安婦女看管，自己莊重地走向最近的禮拜會所時，殖民地其他居民知道魔鬼和佩恩已經有秘密條約，於是他們采取措施保護他們的領地，防範這種邪惡而且愚蠢的友好和解做法的後果，並匆忙訂購了大量的火藥。
除了這些滔天罪行，貴格會1696年的年會還宣布了有悖於《新約》教義的奴隸製，對弗吉尼亞和馬薩諸塞的所有良民來說，顯而易見，這種在殖民地治理方麵的荒唐試驗一定不會長久，也不會有好結果。不幸的是，他們是對的。
關於所有將耶穌基督說過的沒有生命的話變成活生生的行為準則的努力，似乎是厄運難逃。在幾年內，諸如喬治·福克斯、阿西西的方濟各或威廉·佩恩這樣的人功成名就，我們往往會說：“現在事情幹完了！世界聽到了這些簡單的話，會免除大部分的麻煩，那是來自天堂的遙遠呼聲。孩子們仍然會得麻疹，老人會死於麻疹，但是日常生活中愚蠢的嫉妒、仇恨和羨慕將被作為多餘的廢品而被拋棄。”
接著，一旦當第一輪熱情消耗殆盡，當世人普遍醒悟這些人並不真的是上帝的化身，他們沒有一下子使全世界脫離貧困和擺脫瘟疫的秘訣時，於是人們高呼，他們是可恨的江湖騙子和偽君子，應該在最高的絞架上絞死。
可憐的佩恩把他繼承的財產浪費在了殖民地上，他一生數度進出監獄，全部的時間奉獻給了同胞們的幸福，最後在倒黴的日子裏倒下了。他的孩子死了或變成了酒鬼，其中有一個甚至成為費城臭名昭著的人物。他信任的朋友欺騙他，他的私人秘書企圖騙取他的六萬多美元，當佩恩拒絕被訛詐時，他的私人秘書想方設法以欠債之名送他入獄。與此同時，其他的殖民地因其對待土著人的問題造成了邊境戰爭，這常常使貴格會教徒的處境非常艱難。
1712年，一場幸運的中風（大自然經常表現得比人類更善良）使佩恩忘卻了日常生活中的煩惱。在之後幾年裏，他能夠漫步在鄉下住宅裏令人愉快的過道裏。接著他去世，隨他而去的是喬治·福克斯的美夢。
但不是徹底完結。
偉人如同潮起潮退的埃及洪水，他們暫時的存在使得國家更加幸福、更加富裕，更加富有高尚的理想。
貴格會作為一個教派，遵守規範社會一切有組織的形式的法律。貴格會很快失去了曾是其創始人最大的遺產的精神靈活性。即使這樣，貴格會教徒仍保持著一定程度的慈祥、善良和寬容，這使他們好於他們的鄰居加爾文宗教徒和聖公會的教徒，而且在他們自己的殖民地範圍內，他們保持著一定程度的個人自由，這使賓夕法尼亞長期在殖民地中獨樹一幟。
當然，我知道所有對他們不利的觀點。他們吝嗇、小氣而且不苟言笑。他們從不去看戲。他們不喜歡音樂，過著單調乏味的生活。沒錯！但是，他們有一個很大的優點，那就是，他們通常隻管自己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