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任何一本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的航海手冊，都會看到，其中有一章是專門介紹大有用處的航海推算術的。

當初，船隻一旦離開港口，就“在海上了”，真正是一片茫然。沒有無線電通信，沒有海底電話，沒有潮汐圖、無線電羅盤、天氣和冰山的預報，也沒有現代遠洋客輪所具備的其他設備。當然，那時一個普通的船長對星象熟悉的程度，遠遠超過當今的水手。借助那些有用的星象和幾件簡單的工具，他可以做出非凡的航海壯舉。但是在暴風雨來臨、濃霧彌漫和惡劣天氣曠日持久的情況下，他無法進行必要的觀察，要了解他所在的實際位置，隻有依靠計程繩、羅盤和自己的運氣了。

或者，按當時的說法，他航海“憑借推測”。

如果他很幸運，他就會抵達口岸。

如果命運不濟，他就不會。

這在當時不足為奇。阿門！

我們的祖先距離中世紀基督教盛行時期並不遙遠，足以理解象征的運用，因此他們喜歡說“國家之舟（政府）”。

處於更文明時代的我們，知道一艘船會因為內部突然爆炸而很容易化為烏有，也知道會因為船員操作不當而很快就船毀人亡，因此，我們不怎麽喜歡這個比喻，雖然這個比喻很恰當。但是在十七世紀，很多“國家之舟”仍然驕傲地航行在國際大洋中，然而其船長——像飄揚著英國國旗的那艘巨船的斯圖亞特船長——如此無能者卻是寥寥無幾。

“國家之舟”從沒有沉沒過，因為多數船員技能嫻熟，在緊要關頭，幾乎任何一個水手都能掌舵，扭轉航向，以免船隻撞在“公眾不滿的礁石”上而粉身碎骨。

就這個恰當的象征，我可以繼續講下去，但是我知道自己的航海詞匯畢竟有限，我最好回到我在本章開頭想說的正題——英國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殖民政策完全是憑借推測和聽天由命的。

清教徒是唯一的例外，他們至少知道他們的目標是什麽。但其他殖民地隻不過是“偶然出現”而已。

這些殖民地中，有些一開始是作為對不動產的投機性投資，完全由私有公司出錢購買的；另有一些則是由剛剛從馬薩諸塞灣地區人們的宗教和經濟專製下逃出的普普通通的人建立的。

還有另外一些殖民地，建立的目的是進行慈善性的試驗，為那些與母國社會格格不入的人提供一個避難的場所。

殖民地中，有兩個原來屬於其他國家，後來通過武力納入了大英帝國的麾下。

其中一個，原是一位仁慈的天主教紳士的私產，他出於誠實，嚴格遵守了推行“信仰寬容”的承諾，結果卻招致了所有清教徒鄰居的痛恨。

另外一大片領地，則是因為王室欠債無法用現金償還，因此把它作為償債，劃給了一個年輕富有的貴格會教徒。

還有幾個殖民地的產生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斯圖亞特王朝通常的做法就是，以原本屬於他人的東西，用以賞賜其忠心耿耿的仆從。這種做法是世人共知的。

斯圖亞特王朝的最後一人，也就是被其追隨者稱為亨利九世的這個人，從職業上來說是一位紅衣主教，1807年死於法國。

他是一位善良仁慈的人，但據說不是很精明。如果他深受和藹可親但無足輕重的高祖查理國王的無惡意思想的影響，那麽，他很可能會出人意料地盤算製作新的美洲地圖。因為，在我們比較具體了解的那個曆史時期，難得有一項如此驚人的成果，是在極其偶然以及人們漠不關心的情況下醞釀出來的計劃所取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