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在美洲的殖民地居民需要很多東西，隻要能夠從國外得到。

要購買那些東西，他們必須有錢。

為了弄到錢，他們必須將某些產品銷往國外。

這聽起來很簡單，而實際上也很簡單。當然，條件是你能夠獲得製造產品的原材料，並能按照你的希望，以略高於最終產品成本的價格出口。另一方麵，如果你被迫在某個市場上購買原材料，而且必須按照那個市場定的價格購買，那麽你就會有破產的風險。

十八世紀的美洲人，與同世紀的其他人一樣，消費大量我們祖先所稱的“烈性酒”的東西。在新英格蘭，他們喝朗姆酒；在紐約，他們愛喝杜鬆子酒；在加拿大，他們仍然對古老的白蘭地情有獨鍾；不論在哪裏，他們都要喝酒。是的，他們喝很多酒。在有些國家，朗姆酒是最重要的出口產品。為了釀造朗姆酒，清教徒釀酒商必須有大量的食糖和糖蜜。這些必需的原料，可以以很便宜的價格從附近的西印度群島進口。然而，那些島嶼多數屬於法國或荷蘭。根據當時的英國法律，那些島嶼是“不準進入的”，新英格蘭人被迫從母國購買食糖和糖蜜。母國的商人們利用政府授予他們所支配的壟斷權，大發橫財。

問題：作為喬治國王陛下的順民，新英格蘭人會渡過大西洋到倫敦或布裏斯托爾，以一百美元一噸的價格購買食糖嗎？

回答：不會。作為喬治國王陛下溫順而聰明的臣民，他們航海到達盧佩或聖歐斯塔修斯，以每噸三十美元的價格購買食糖。

問題：喬治國王陛下的政府喜歡這樣嗎？

回答：不喜歡。

問題：這會阻止新英格蘭的船長們繼續走私朗姆酒或食糖這種不法行為嗎？

回答：可以肯定地說，不會。

這樣，實際上就出現了一個長期爭論不休的話題。

一個奇怪的事實是，即使追溯到巴比倫人，也可以發現隻要政府不幹涉人們的吃喝，他們幾乎可以忍受任何形式的虐待。有時，我甚至懷疑，啤酒難道不比神學更能引發流血。當英國政府同某一派異議分子發生爭吵時，總有其他一派異議分子站在國王一邊，對敵手的不幸感到幸災樂禍。但是，議會一旦對朗姆酒、茶葉或咖啡征稅，就會處於危險境地，因為它觸及了對浸禮會執事、貴格會修女以及那些最強硬的不可知論者來說，同等重要的東西。稅很輕，每磅僅征三個便士，但卻讓人討厭，因為每次一個平和的公民為自己泡上一杯好茶時，就會感到自己在支持一個似乎並不公正的法律。

最終，這些不起眼的茶杯（諺語中所說的很多暴風雨發生的背景）引發了一場風暴，不僅僅是震撼了一個大洋。究其原因，卻是由一個預計每年僅能征收二十萬美元的稅收所引發的。

誰能預料到會出現這種結果呢？

——沒有人。

起初，美洲殖民者果斷地決定不喝茶了。但是他們一向是喝茶的。這種飲料對他們來說是不可或缺的，他們必須要喝茶。

“很好，”來自楠塔基特和普利茅斯的船長們說，“我們可以走私茶葉，就像走私食糖一樣容易。”於是他們向庫拉索進發了，回來時滿載茶葉，價格便宜，是直接從荷蘭東印度公司進口的。這使得人們可以像往常一樣喝茶，同時又不感到沒有忠於自己的原則。幾個月後，新英格蘭沿海的倉庫堆滿了荷蘭茶葉。這對英國茶葉交易商來說意味著嚴重損失，他們非常憤怒。憤怒的英國商人是很危險的。議會決定采取措施。於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種植的大量茶葉被傾銷到了美洲海岸。由於有政府的補貼，這種茶葉銷售給公眾的價格大大低於荷蘭茶葉。

誠實的走私者（他們屬於社會中最有影響的階層）認為，政府低價傾銷的行為，嚴重踐踏了商業道德和規則。他們的宣傳機構忙碌起來了，報紙文章譴責所有喝英國茶的人為“叛徒”。

把那些具有清教主義傾向的人們的情緒煽動起來，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他們養成了壓製自己真實感情的習慣，因此，他們歡迎一切可以引發一場“正當**”的機會。民眾群情激昂，燒毀了那些裝載英國茶葉的船隻。在波士頓，一群年輕人（也是很好的年輕人）假扮成野蠻的印第安人，登上三艘剛剛抵達的來自英國印度公司的商船，不顧船上正暴發天花，勇敢地鑽進船艙，為了大批熱情的“觀眾”，他們把所有茶葉都扔進了港口的水中。在馬薩諸塞，他們成了受人歡迎的英雄。而在英國，他們則被斥為卑鄙的強盜土匪，應該送交法官，並予以處死。

但是，英國法官什麽都沒有做。以愛國的名義，采取暴力，且不會受到懲罰，當這一情況習以為常時，就會突然冒出來一大批“職業愛國者”。

時不時地，會有一些不走運的賣印花稅票的公務員受到一幫暴徒的襲擊，他們的房屋裏的財物被搶劫一空，印花稅票被付之一炬。那些崇尚遵紀守法的公民，不管是否讚同這種做法，卻依然會感到局促不安，因為，事實上，他們已經購買了印花稅票並貼到他們的法律文件上，他們冒著遭受嚴厲懲罰的風險，指望法院向他們提供保護，幾乎是不可能的。

當然，母國政府是不可能容忍這種情況繼續存在的。喪失“統治”的政府，即容忍那些烏合之眾蔑視法律的政府，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要麽采取最嚴厲的措施來推行它的意誌，要麽徹底放手不管。

但是，如何實施這些法律呢？在那遙遠的地方。

美洲的殖民地有法庭。是的，有法庭，而且一應俱全。但是那些法庭跟母國的法庭一樣，陪審團決定被告是有罪還是無辜。陪審團是由被告的親朋好友組成的，他們同情囚犯犯下的所謂罪行，往往會宣布他無罪。不管國王陛下的律師收集到的證據多麽有說服力，被告依然可以逍遙法外。

接下來，該怎麽辦呢？

通過一項緊急法案，宣布將某些案件（後麵將列舉）送往英國審判？可以做到！但是，這會引起人們很大的反感。因為，英國法律有一個由來已久的原則（以最積極的字眼），即聲明，誰都不能在其所在轄區之外的地方受到審判。

假設政府通過了另一項緊急條款，中止生來自由的公民由自己鄰居審判的權利，這也能做到，但是要冒很大的風險。這實際上是用一種不公正取代另一種不公正，是一種非常危險的做法，除非爆發革命，否則就不應考慮。

與此同時，必須采取一些行動。因為殖民地居民很關注這個問題，他們忘記了自己內部的小糾紛，派代表前往紐約市的一個國會抗議母國的非法政策。顯然事情在迅速轉變成危機。在這種情況下，最好的辦法是捐棄前嫌，一切重新開始。議會可以體麵地抽身，一邊堅持說它一直擁有而且打算繼續擁有為英國及其殖民地立法的權力，一邊可以明確說它無意做非法的事情，且願意服從理智。

但是，議會沒有這樣做，它全然不再服從理智，而且開始發出含糊其詞的威脅，意欲傾其權力來恢複秩序。現在，“權力”在政府看來意指兩種東西：警察和士兵。這把我們帶到了獨立戰爭發展的第二階段。

大批軍隊被派往騷亂地區，受命在稅官受到攻擊的城市和鄉村巡邏。然而，巡邏是一項非常枯燥乏味的工作。即使是最守紀律的士兵，在敵視的人群中，也很容易爆發壞脾氣。此外，他們帶著槍，可以開槍射擊。當一群調皮的波士頓小孩子開始向他們投擲雪球時，他們就一陣掃射，排泄積壓的憤怒。這一陣掃射殺害的是手無寸鐵的公民，這就使得整個城市陷入恐慌之中。

這是一個非常古老的故事。

結果，很多曆史學家開始懷疑，過去絕不會教給任何人任何東西，每一代人必須從自己所犯的錯誤中吸取教訓。

“悲觀主義。”也許你會這樣說。

對不起，朋友，我沒有締造這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