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9年，傑斐遜總統卸任數周之後，一個有著悅耳名字的年輕人訪問了美國，他就是西蒙·玻利瓦爾。他生長在委內瑞拉的加拉加斯，是一個富家子弟，在他二十六歲那年，他成了鰥夫。更為重要的是，他這個人好奇心很重。
西蒙·玻利瓦爾在巴黎求學期間，曾目睹了大革命中許多光榮和可恥的事情。現在，他希望親眼看看美國叛亂分子製定的政治製度運行的情況。回國之後，看看能為自己國家的人民做點什麽。據傳言，在他的殖民地國家，人們心懷不滿。在當時那種情況下，自路易國王走上斷頭台那個重大的時日起，世界的每個地方都流傳著人們心懷不滿的流言蜚語。獨立和政府自治的高談闊論中到底包含哪些東西，還有待親自去發現。
我們都是這個小小地球上的過客，不能設想，我們一生中不受鄰人命運的影響。
在十八世紀裏，南美洲絕大多數國家的宗主國——西班牙與法國，它們結成緊密聯盟，間接地為促進美國的自由事業盡了最大的努力。
這種政策引起了英國對它們的仇恨。後來在特拉法爾加，西班牙和法國的船隊在納爾遜的手中幾乎全軍覆沒。英國報了一箭之仇。
此後，西班牙發現它與其在美洲殖民地的直接聯係已經完全中斷，除了不時地還有郵船的往來之外。如果英國希望殖民地居民會利用這一契機宣布獨立，那麽它會感到失望。新的西班牙不是新英格蘭，人們對它無限忠誠。當拿破侖逼迫愚蠢的斐迪南七世退位，打發他到瓦朗賽去織毛裙的時候（國王陛下是這方麵的好手），殖民地居民團結得像一個人，拒絕承認他們新的統帥，此人是拿破侖的弟弟；他們不肯服從新的皇家總督，因為，在他們的眼裏，總督是篡奪王位的約瑟夫·波拿巴的代表；他們建立了一係列自己的政府，等待著他們的國王陛下結束流亡生活重返國內的那一天，他們可能還會再次驕傲地宣稱他們自己是他最謙恭的忠誠臣民。
在他們中間出現了葡萄牙的一位合法統治者。他在1809年逃出歐洲的控製，在裏約熱內盧建立了自己的王朝，把巴西從一個殖民地提高到王國的地位，然後又由王國提高到帝國，所有這一切讓南美人民有了一種重要的感覺，這是他們在原來總督那渾渾噩噩的統治時期從來沒有經曆過的。
在拿破侖戰爭剛剛結束之後，如果西班牙由一個略具頭腦的人來統治，它的殖民地可能都不會丟掉，辦法很簡單，就是讓它們成為領地，讓一些級別較低的皇親國戚作為它們的總督。
但是，如果所有的統治者都是這樣明智，我們也就沒有什麽曆史可寫了。
西班牙王國政府在同南美洲的屬地恢複接觸之後，也曾想努力恢複十七世紀那些美好的舊時光。但是，畢竟時過境遷，人們慢慢注意到，一種新的社會影響開始在世界的一部分地區出現。這種影響似乎代代相傳，就像南卡羅來納州的查爾斯頓。
我指的是克裏奧耳人的問題。
克裏奧耳人是白人的後裔，他們的祖先許多年前，甚至是許多世紀之前，就在殖民地定居下來。他們自己是白人，然而，他們出生在殖民地，這個事實給他們帶來了永遠擺脫不掉的社會恥辱。他們是白人，在法律麵前，他們和來自卡斯蒂利亞和加泰羅尼亞的西班牙人享有平等的權利。但是，一旦涉及實際政治，他們就發現，他們完全無權參加當地各省的政治事務。簡而言之，他們是納稅人，但沒有投票權，隻能受邀站在一旁，而一個又一個總督通過剝奪他們的勞動成果富了起來。
顯而易見，他們對此是不滿的。但是，他們沒有受過政治訓練，沒有政治組織。他們分裂成不同的宗派，彼此之間極度地仇視。因此，沒有任何辦法來改善他們的處境，他們仍然是我們的英國朋友所稱的那種“殖民地居民”。
年輕的玻利瓦爾就出生在這樣一個家庭之中。他集中了這許許多多的缺點和美德於一身。他勇敢、慷慨，他能夠忍受肉體上巨大的痛苦，他剛剛遭受毒打，一天之後，他又準備進行另外一場戰鬥。但是，他缺乏成功地進行一種極其複雜的反抗活動所必需的那些品質；此外，早年間，他受到的是省內的貴族似的訓練，習慣於在混血兒和馴服的印第安人龐大的軍隊麵前擺官架子。所有這一切都影響到他的人生觀。因此，他不是一個在戰場上指揮千軍萬馬的理想人物。
在北美，弗吉尼亞州擁有土地的紳士們和波士頓商業階層的利益，至少在一定的程度上，與絕大多數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利益不謀而合。其結果就是，喬治·華盛頓和約翰·亞當斯（他們各自階層的典型代表）能夠有一個為之奮鬥的共同事業。然而在南美，西班牙官員、克裏奧耳人、混血兒和土著居民，他們彼此是不共戴天的敵人，實現自由、博愛和平等理想的機會，就像在格陵蘭島上讓薺菜生根發芽一樣。
盡管有著如此之多且非常可怕的障礙，玻利瓦爾在北部，聖馬丁在南部，成功地發起了一場爭取政治獨立的運動。這場運動席卷了整個南美大陸，政府的權力落到了長期定居的世家的手中。
這場爭取獨立的運動，開始於1811年，委內瑞拉人發動起義，結束於1823年，當時墨西哥擺脫了西班牙的殖民統治。
這段時間的跨度很長。當然，西班牙政府也沒有無所事事地坐在一邊，等著誤入歧途的孩子重回祖國的懷抱；相反，波旁王朝盡其所能收複丟掉的省份。但是，他們在拿破侖戰爭中損失了大部分船隻，在這個家族的金庫裏一個比索也沒有剩下。法國和西班牙之間可怕的遊擊戰，造成了法國人力資源的耗竭。
就在這個時候，當一切似乎都已失去的時候（包括榮譽），一個意想不到的朋友伸出了援助之手。
經過三十年不間斷的戰爭，歐洲已經對戰爭產生了厭倦情緒，疲憊不堪。
“不惜一切代價建立和平與秩序”成為滑鐵盧戰役後幸存下來的一代人的口號。建立和平與秩序總是需要付出代價。一般說來，這種代價包括自治政府的喪失以及一位專業警察取代選舉產生的議會的權力。不過，當情況變得極其混亂，一切事務完全停滯不前的時候，人們就會發現，大多數社會階層不約而同地願意做出犧牲。這就是發生在1815年的情形。
他們的帝國，皇家和尊貴的殿下仍然掌握政府的大權，不受任何幹擾。那些以前的激進分子，會努力忘記他們曾在會客室的牆上懸掛過羅伯斯庇爾的畫像。他們表現出榜樣般的忠誠，成功地讓自己成為極其高雅、令人尊敬、徹頭徹尾的保守主義社會中有用的和裝飾性的成員。
諸如此類，無不帶有一點幽默的味道。在拿破侖倒台之後發生的規模宏大的反抗運動中，俄羅斯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喜劇性的寬慰。
那個曾經給莫斯科的帝位增光添彩的，是亞曆山大·保羅的兒子。自他父親不幸遭到暗殺的那天起，這個年輕人就成了這個粗俗世界新生的“罪惡良心”的犧牲品。此刻，他迷倒在一個感傷的男爵夫人的魔力之下，善於接受“新思想”。然後，這位全體俄羅斯人的專製君主，宣稱自己是上帝意願的奴仆。他還以救世主自居，成為神聖同盟這個奇特的政治主張的精神之父。
根據這項動聽、嚴肅的協議條款的規定，俄羅斯沙皇、奧地利皇帝和普魯士國王，感到了他們唯一信任並寄予厚望的上帝對這些國家賜予的大量祝福。他們不僅依靠聖教的規誡，即正義、基督教的博愛與和平的規誡——來指導他們對各自國家的統治，他們還提供彼此之間的互惠服務。他們宣稱自己是他們的臣民和軍隊的父親。於是，他們邀請所有其他的君主同他們一道享受真正生活的偉大榮耀。
當中學生的聯誼會或三K黨隱蔽的秘密回憶沉溺於這種胡說八道之中的時候，造成的危害並不是很大。但是，當全體俄羅斯人的沙皇，三百萬騎兵衛隊、近衛軍、衛兵和哥薩克人的總司令開始甜蜜地談論兄弟之愛的時候，正派的人拿起槍杆的時候到了。
當時，唯一一個對這種帝國貿易聯盟可能出現的危險持懷疑態度的政府是英國。由於英國不受成文憲法的限製（因為他們沒有），因此他們做的許多事情其他國家無法做到，這些國家處處受到清規戒律的限製。比如，他們讓一些特定的家庭把持對外事務的管理，因為這些家庭在這種領域內受過長期的訓練，與其他國家中渴望從事這種工作的外行相比，這些人更加適合擔任這種職務。
我並不是想說，所有英國的外交大臣都是傑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但是，不管他們的口才多麽不盡如人意，他們的地理知識多麽有限，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了解許多對外和國內政策的真正性質。在過去的五年中，這些政策一直是大不列顛在商業上取得成功的基礎。也許除了克裏米亞戰爭以外，他們從來沒有讓感情上的考慮影響他們對英鎊、先令和便士的追求，這一點盡人皆知。
因此，神聖同盟美妙動聽的愚蠢言行，不會對那些居住在唐寧街上的聰明人產生什麽影響。當有人極力要求他們加入其中的時候，他們便口授一封禮貌但又婉辭的書信，這封信由攝政王正式簽字。信中告訴亞曆山大皇帝，大不列顛雖然完全讚同陛下神聖的行為準則，但是，更願自己能夠超然事外。
至於美國，當初沙皇是否考慮過給華盛頓寄送一份文件的抄件，現在已經不得而知。有一點必須記住的是，美國人不是叛逆者，就是叛逆者的後代，像亞曆山大這樣一個非常自尊的統治人物，會直截了當地拒絕認可他們是人類平等的成員。
這種態度是相互的。也許有些人隱隱約約地聽人說起過神聖同盟，但是，它除了引起一點轉瞬即逝的好奇之外，沒有產生任何作用。在人們看來，這僅僅是歐洲愚昧無知的又一種表達形式。
接下來的情勢非常糟糕。西班牙國王的軍隊失去了在南美洲內陸的立足之地，被迫躲在沿海的十多個堡壘之中。屋漏偏逢連陰雨，天主教國王陛下本人也被他的長期遭受苦難的臣民趕出了首都。對於這些幹預天道正常習慣的行為，神聖同盟不能采取視而不見的態度。法國國王受邀越過比利牛斯山，重新登上他先輩的寶座。據說，大功告成之後，有人竭力主張法國國王陛下張帆遠航，漂洋過海，重新征服南美、中美和北美桀驁不馴的殖民地。
這個小小的計劃本身足以引起人們的不安。
但是，它僅僅是個開始。
早在十九世紀就已經在阿拉斯加建立起殖民地的俄羅斯人，開始逐漸向太平洋的西海岸踏足。他們在舊金山附近海域的費拉隆群島上安頓下來，在距離金門橋幾英裏的地方修建了一座小城堡，當時，這塊地區還是一個荒無人煙的地方。因此，嚴格說來，莫斯科人在殖民地運動方麵的經曆並沒有讓華盛頓感到擔心，但是，當沙皇突然禁止所有外國船隻——包括所有美國船隻——駛進他在美國殖民地的一百英裏領海之內的時候，紐約和費城許許多多的人開始覺得這個玩笑可能開得太大了，他們覺得，這樣的一件事情，要麽一笑了之，要麽奮起力爭——後者更加可取。
時隔不久，報紙報道說，英國人也對這種局勢持有相同的觀點。在智利和秘魯的敵對鬥爭爆發之後，英國取代西班牙，承包了人們日常生活所需的一切物品。如果這些現在懸掛黃、綠、紫三色旗的桀驁不馴的各州再次受到母國征服，那麽，英國商人就會遭受非常嚴重的損失。因此，如果有個人能夠直截了當地告訴神聖同盟的創建人，叫他斷了這個念頭，這樣明顯符合大不列顛的利益。不過，由於國家的原因，這種警告似乎最好不是由倫敦直接發出。美國國務卿喬治·坎寧越過大洋竊竊私語（他是大聲地竊竊私語，到處都可以聽到），他說：“你們放手去幹，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阻止西班牙人再次征服他們以前的領地，我們和你們站在一起，我們將盡我們的最大努力支持你們。”
美國總統門羅，在同他的內閣同僚進行充分的研究之後，於1823年12月的第二天寫給國會的一封“正式”信件中警告所有歐洲國家，搜捕心懷不滿的美國臣民的時期已經結束；同時還警告說，隻要在美國的權力之內，這個時期就將永遠保持下去。
這是一個大膽的舉措。
美國沒有能力實施這個嚴厲的“禁止”標誌。
如果俄羅斯或法國當真希望借著大炮的威力挑戰這項決定的合法性，結果怎樣，不得而知。
與擔任華盛頓最受信賴的中尉以及擔任傑斐遜政府特命全權大使的資格相比，門羅總統還有其他方麵的資格。
很早之前，他就懂得不動聲色的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