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總是與帝國為敵。
一百年前，遠方隻能通過道路和運河來征服。因此，當國家體製一旦建立起來，有一個堅實的基礎，且多少有些償付能力時，政府就會把主要的精力轉移到解決交通問題上，並且在財力允許的情況下，修築道路，開鑿運河。
多年來，這些官方的公路多數像安布羅斯·比爾斯小說中的著名廣場，開始時是一條寬敞的大街，盡頭是一條通往鄉村的羊腸小道。到了羊腸小道後，漫遊者就要靠自己了，他可以隨心所欲地繼續其旅程了。
即使現在有了炸藥和那些一口可以吞下一車岩石的鋼鐵機械，道路工程的建設也仍是一件十分昂貴和複雜的事情。至於一個世紀以前是怎麽築路的，就留給那些駕駛廉價小汽車從公路幹線一直開到自家門口的人去想象。
長期以來，到西部自由農場去的移民們都是緊沿著河流和河穀行路，盡可能避開遠處像山一樣的地方。但是，當旅客人數日增，當穿過哈得孫和莫霍克河穀的路線太遙遠也太曲折的時候，就需要再開辟出一條道路，並開始利用印第安人自古以來從東到西和從西向東轉戰各個獵場時穿越的那些峽穀。
一旦越過阿勒格尼山，身上仍有兩個美元的移民就一身輕鬆了。他搭上了一艘向下遊運貨的平底船，可以順流而下平安抵達他的新家。當然，如果他要逆流而上，就不走運了，因為他必須步行。
而在東部地區，問題就簡單多了，因為沿海各州熱衷於開鑿運河，耗資數百萬美元來開辟新的水道。但是普通移民不願去東部，試圖在盡可能短的時間裏到阿巴拉契亞山以西的地區，但是困難重重，無法解決，直到詹姆斯·瓦特盯著祖母的茶壺，說：“我有主意了。”
咬文嚼字地談論希羅、托馬斯·薩弗裏、德拉·波爾塔以及德尼·帕潘的發明創造，也許更科學。但是，首先，我對機器所知甚少；其次，詹姆斯·瓦特改進完善了蒸汽機，直到它具有某些直接的商業實用價值。我們不過是照例對所有的著名前輩表示敬意，並宣布詹姆斯對我們國家最終的發展所做出的貢獻超過了十八世紀上半葉和十九世紀下半葉所有政治家、將軍、銀行家和政客所做貢獻的總和。
起初，瓦特專門為英國的某些礦業主工作，這些礦主急需一個操作便捷的動力機械。這種機械既要能夠帶動水泵，同時又要比畜力更便宜。十八世紀是一個偉大的發明時代，瓦特的蒸汽機一經問世，幾乎所有的國家都開始嚐試把它裝到原來依靠人力或畜力的車或船上。這樣就可以做原來由男人、女人或其他負重牲畜承擔的工作。有人說不可能做到，但也有很多人願意傾其所有打賭，認為過不了多久人們就會坐在“鐵馬”後麵，或者，在“突突”叫的船上到處走。有些人的研究進展並不順利，如康涅狄格州的約翰·菲斯克。他們很不熟練，在船和發動機上投入了很多時間，直到他們鼓搗出了能漂浮在水麵上而且確實能夠在特拉華河口逆流而上的東西。但是他們發現航運業反對他們，而且由於使用帆船的商人在東部有很大勢力，銀行不會貸款給這些危險的狂熱分子用於製造這些荒唐的“汽船”，這些未來的發明家要麽改弦更張，要麽像可憐的老菲斯克那樣一蹶不振，一死了之。
其他人，如羅伯特·利文斯頓（因參與起草《獨立宣言》而出名）認定，最好不要將馬車放在馬（或發動機）的前麵，而且他們爭取到了在某些河流或湖泊中行駛汽船的獨家特權，與此同時他們耐心地等待著這項事業可獲得商業利潤的那一天的到來。
1802年，當蘇格蘭的一條拖船“夏洛特·鄧達斯”號拖著第一批運煤駁船穿過蘇格蘭一條運河時，期待已久的這一天似乎已經到來。但是大大出乎“夏洛特·鄧達斯”號製造商意料的是，什麽事也沒有發生，這件事沒有引起什麽轟動。
很難將這種漠然歸咎於推銷商和公眾，或許是因為那次“氣球事件”使人們普遍大失所望。
當約瑟夫·蒙戈爾費埃和雅克·蒙戈爾費埃送羊、公雞和鴨子首次航空旅行時，祖父祖母莊嚴地對孫子們說：“這是一個莊嚴的時刻。我們正處在偉大事件發生的前夜。”幾年後（即1785年6月），當法國人布朗夏爾和美國醫生約翰·傑弗裏斯乘坐一艘新型的“飛艇”飛越英國海峽時，歐洲人民滿懷希望地預言，戰爭將告結束，四海皆兄弟的時代即將到來。
因此他們天真地推斷：“目前，我們應該互相睦鄰友好；邊疆將消失，戰艦和軍隊將被淘汰。”
對這一祈禱的回應是以整整二十年無休無止的流血的形式出現的。氣球曾作為美國獨立戰爭時期軍隊的流動瞭望哨，之後不久淪為了度假者的娛樂玩具。
在這一經曆後，公眾基本上對各種各樣的科學新發明深為懷疑，僅靠克萊德運河上的笨重的拖船不行，還需要更多的證明才能使人們相信安裝了發動機和槳輪的船隻不借助風帆就能行進。
然而，有一個人把“夏洛特·鄧達斯”號放在了心上。他的名字叫羅伯特·富爾頓，是一個貧窮的愛爾蘭人，住在紐約。富爾頓最初是一個珠寶推銷商，後來成為一位肖像畫家，一個相當蹩腳的畫家。1787年他懷揣積蓄前往倫敦，向本傑明·韋斯特學習。韋斯特是為數不多的從事藝術的賓夕法尼亞的貴格會會士之一。
在英國，富爾頓涉獵了工程學，他最後到了巴黎，準備為這個飽經戰亂的城市描繪一幅全景圖。他還隨身攜帶了一些製造潛艇的方案，希望能夠幫助法國奪得海洋的控製權。
對富爾頓來說不幸的是（對英國來說卻是幸運的），拿破侖本質上不過是中世紀的雇傭軍首領，他跟已故的基欽納勳爵一樣運用了大量的現代戰爭策略。陸地作戰使他獲得了多項桂冠，富爾頓在布雷斯特港口炸毀一艘小船所用的潛艇魚雷就像他不久之後在塞納河上展出的蒸汽驅動的平底駁船一樣未能引起這位皇帝的注意。
皇帝沒有能“看到”這兩項發明。他退回了富爾頓先生的藍圖和設想，並婉轉地勸他回哈得孫老家。
回國之後，富爾頓起初是重複在歐洲大陸的實驗。他所投靠的美國政府對他的設想不感興趣，於是他尋求民間的支持，同羅伯特·利文斯頓建立了聯係，並開始全力以赴地工作。
他在美國製造了船身。並裝備上了在英國定製的發動機。那是一個小巧的發動機，運轉良好，結果“克萊蒙特”號（在哈得孫河上航行的第一艘汽船的名字）獲得成功，大發其財，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對於想從紐約乘船在令人難以置信的三十六小時內到奧爾巴尼的乘客來說，這艘汽船就顯得太小了。
在推出“克萊蒙特”號及其姊妹船“鳳凰”號之後不久，英國和美國就發生了摩擦，這種曠日持久的摩擦嚴重幹擾了汽船的進一步發展。但在1811年，在匹茲堡製造的“新奧爾良”號在密西西比河上亮相首航，1818年，“水中行”號驕傲地航行在伊利湖的水麵上。
1815年後，如果以蒸汽驅動的船隻獲得在新開發的地區的大河上航行的機會的話，西行就會大大方便了。因為它們不僅在向下遊航行時能夠超越平底船，而且逆流而上的速度實際上也能達到每小時四英裏，這是平底船一直無法做到的。
汽船的普及用了很長時間。因為在起步階段，大汽船公司更熱衷於玩弄政治，獲得“專有權”和“水道壟斷權”，而非熱衷於開展貿易。直到十九世紀中期，汽船交通才得到正常發展，成為西方經濟發展中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與此同時，人們還發現了另一種克服距離的辦法。
那就是蒸汽機車。
這個新生事物幾乎是與汽輪船同時產生的。事實上，它的曆史還略早，因為在1801年的聖誕節前夕，理查德·特裏維西克製造的發動機在康沃爾的道路上拖運了第一批乘客，三年後，同樣的機器，但裝上了輪子，在威爾士的佩尼達蘭拖拉了一列車沉重的煤炭。接著在1813年，另一位英國工程師威廉·赫德利發明了他的“冒煙比利”，世界為之振奮。一年後，喬治·斯蒂芬森在“冒煙比利”的基礎上稍作改進，製造出一個鐵怪物，但起了一個更加高貴的名字——“我主上帝”。
1825年，蒸汽機車最終在英國所有產煤區得到普及，斯蒂芬森說服一條有軌線路的管理委員會相信，蒸汽機幹活比馬匹又好又便宜，並推出了世界上第一條真正的鐵路。
利用“旅行發動機”縮短城市間距離的這些做法在新大陸也得到了某些響應。到處都建設了一小段一小段的鐵路。但是這些鐵路隻能在陽光普照的情況下使用，因為一旦鐵軌潮濕，當時的機車就會脫軌。董事們寧願重新使用馬匹，也不願冒此風險，他們賣掉了蒸汽機車，重新使用原來的工具。
1828年，建設正規鐵路的工作一絲不苟地開始了。那年7月4日，卡羅爾頓的查爾斯·卡羅爾，作為《獨立宣言》最後一位健在的簽字人，為巴爾的摩和俄亥俄鐵路的建設鋪設了第一塊基石。十年後，這個國家擁有鐵路兩千多英裏，二十年後東部和西部的交通運輸問題得到了徹底解決。
詹姆斯·瓦特大獲全勝，現在，即使最貧窮的移民也能夠舒適體麵地旅遊了，許多過去寧願待在家裏的膽小懦弱的人也重新鼓起了勇氣，變賣了在新英格蘭的不穩定的農場，加入較能吃苦的親戚中，這些親戚的上一代就為了森林和草原的自由，背上行李，肩挎槍支，離開了家鄉。
雖然對人和牲畜來說，便宜快捷的交通運輸問題解決了，然而，仍然存在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內把信息從一個地方傳遞到另一個地方。
讓人感到驚奇的是，又是一位畫家，這次是一個出色的畫家，承擔起了解決這個問題的重任，而且解決了這個難題。
塞繆爾·莫爾斯是耶魯大學畢業生，在大學期間曾經對電學有所涉獵。雖然是一個公理會牧師的兒子，但是他的藝術衝動非常強烈，於是逃到了歐洲遊學英國和法國。但是當他學有所成，就回到了美國，幫助建立了國家設計院。接著在1832年，他第二次出訪歐洲歸來時，在輪船吸煙室的一次偶然談話使他萌發了探索“借助電同步傳遞信息”的可能性的想法。他實際上發明了一種可以做到這一點的裝置，但是十二年後他的“電報機”才引起人們的注意。甚至到了那時他仍然接連遇到一次又一次失望。他竭力要引起國會的注意。國會實際上也任命了一個委員會調查這件事情，接著卻悄無聲息地中止了活動。此後，他跟銀行家們談起了電報機，他們告訴他，他們受人委托管理別人的資金，責任重大，一個子也不能用於投資。之後，他決定到倫敦碰碰運氣，但是他又一次為此受到人們的嘲笑。他到了巴黎，申請專利，遭到了拒絕，而等他一離開，卻發現法國政府剽竊他的構想，連一個子也不打算付給他。
經過數年的愁苦和貧困，他最終贏得了一個名叫韋爾的新澤西電線製造商和一個名叫康奈爾（他給世界留下了電話線杆和一所大學）的紐約貴格會會士的好心幫助，1837年9月2日，他在紐約大學成功地將一條信息從一個房間通過一條長一千七百英尺的銅電線傳遞到了另一個房間。
之後的事情順理成章。
國會以非同尋常的速度批準了莫爾斯建設從華盛頓到巴爾的摩的電報線路所必需的資金，1843年（就在他申請資金的五年後）莫爾斯就主持建設了第一個電磁記錄電報，不久之後就使得費城和舊金山如同隔壁鄰居，使倫敦如同紐約的郊區。
關於我們年輕的國家征服距離的故事就先講到這裏吧。
除了距離之外，人類還有另外一個如影隨形的敵人，就是“饑餓”。
有人認為曆史不過是人類尋找每日的麵包、黃油和果醬的記錄，經常哀歎說，《獨立宣言》和《憲法》幾乎沒有體現支配人們日常生活各方麵的經濟精神。他們宣稱這是因為美國的反叛在很多情況下是富人的革命，開國先驅們幾乎全部屬於有閑階級，他們把剝奪大多數同胞的權利視為是理所當然的，這樣他們就可以牢牢控製“財產”，使共和國政府掌握在“善良和精明的人”手中。
顯然，這種看法有失偏頗，對引導十三個州進行偉大的獨立戰爭的人們來說是很不公正的。的確，在很多州隻有有些錢的人才能夠謀取公職，而且隻有納稅人才能投票，但人們不能要求社會一個階級為了另一個階級的利益而自我犧牲，自尼布甲尼撒二世以來，財產就統治著這個世界，因此期望來自弗吉尼亞的幾個種植園主和來自新英格蘭的幾個商人具有連我們的道德法鼻祖摩西都有所欠缺的美德是不理智的。
華盛頓、漢密爾頓、亞當斯和傑斐遜們都是十八世紀下半葉盛行的經濟學派的代表。他們在成長過程中形成了這樣一種信念：如果那些無可失去的人獲得跟那些有錢參與遊戲的人同等的權利和特權，那麽政府就不可能穩定。他們就是根據自己的認識行事的。
除了在學校學到的功課外，我們不要忘了他們那一代人不必像我們今天這樣從贏利和虧損的角度思考問題。1780年的生活相對是簡樸的，還沒有受到1880年諸多問題的困擾（更不用說1927年了）。每個家庭都是一個獨立的經濟單位。人們自給自足，既是屠戶，又是麵包師，也是蠟燭製造商。他們的需求很少，實際上不知奢華和行樂為何物。
西部的農民通常欠著東部銀行家的錢，因為他們最初購買家園，購置他們告別文明進入荒原時隨身攜帶的牛馬和車輛。從我們殖民初期開始，債權階層和債務階層就有著明顯的裂痕，而且兩者經常互相辱罵。當時這個國家仍然非常富庶，有足夠的糧食養活田野、森林、公海上的所有人，用托馬斯·傑斐遜的話說（這是紅色工廠和綠色農莊的理論的組成部分之一），迫不得已靠變幻無常的貿易謀生的年輕人為數寥寥。
慢慢地，這個國家開始人滿為患，多餘的人口被迫到那些富裕鄰居家去做工，因為他們能夠買得起蒸汽機推動的新時代的昂貴工具。這些東西有個名字叫“工廠”，在普通大眾中很受歡迎，就如同手榴彈在新建的掩體中備受歡迎一樣。
這就是奇怪的惡性循環的開始，這種循環很快就席卷了全世界，令過去數百年的哲學家們也大惑不解。
這些複雜的新工具（通常稱為工廠）的產量是巨大的。迄今為止一直生活在接近史前簡陋條件下（帶石頭煙囪的木房子，幾件衣服，充足的糧食和一兩件粗糙原始的家具）的各色人等開始享用過去隻有帝王家才享用的各種東西。他們很快接受了他們過去不習慣的奢侈品，認為這是他們應該享受的，而且要求得到更多。但是他們得到的越多，就必須更賣力地工作，滿足他們日益增長的需求所需的工廠的數量就越多。
那些擁有現代工具，即工廠的少數富人，為了使工人一年到頭忙個不停來確保自己財源滾滾，必須不斷地尋找新的市場，在非洲和亞洲尋找有利的開放港口，必須利用每個政治機會來防止自己的產業免遭一時的虧損。
中世紀簡單的農業製度一直沿用到共和國成立十年後，接著高度複雜的國際經濟製度迅速席卷了全球，使許多國家在行為習慣和方式上都發生了變化。在美國北部和西部，人口大多是白人，大部分都從事農業勞動，這場革命並沒有引起過多的注意。它被視作一種必然而慢慢地為人們所接受。當然有很多摩擦，但是除個別情況下，沒有引起流血，也沒有危及文明，而摩擦也已經成為文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南方的情況就截然不同了。那裏的領導人將所有的技術進步拒之門外，竭盡全力要避開他們害怕的工廠製度的惡果。南方仍然是農業社會。在弗吉尼亞、田納西、肯塔基和南北卡羅來納等州議會占壟斷地位的地主鄉紳認為，應該保持原樣。讓揚基人用他們冒煙的發動機的煙灰汙染他們自己的空氣吧。
至於他們，將繼續過著紳士的日子，而且除了個別的軋棉廠，他們不會容忍任何不合時宜的工業侵入十七世紀以來就屬於他們的莊園。
然而，紳士的生活是需要金錢來維持的。由於世界其他地方的所有東西正變得越來越昂貴（原因是罷工、工資增加和原料價格上漲），南方的地主鄉紳現在需要比以前更多的現金。這意味著他們必須比以前種植更多的棉花和煙草，意味著他們需要更多的人手在棉花地和煙草地裏勞動，意味著他們需要更多的奴隸。
那種不知如何擺脫的惡性循環，將再次決定國家的命運。在這情況下，惡性循環往往別具特色。這次惡性循環部分是白色的，部分是黑色的，還有部分是咖啡色的。
我以前曾說過，曆史學家不應變成道德家，除非萬不得已。但是讓生為北方人的我們不要再非常厭惡地為蓄奴的可惡南方人而苦惱，因為世界上一直就存在著奴隸。隻是被冠以許多不同的名稱，自從人類第一次學會用後腿走路，他們就已經存在了。
《十誡》中那個甜美的女仆實際上就是女奴。希臘人圍攻特洛伊實際上是為占有某個求之不得的美貌奴隸而賭博。愷撒曾經一次將不下六萬三千名條頓犯人賣身為奴。聖保羅認為奴隸製是一種必不可少的製度。《大憲章》承認農奴的存在。總之，隨時隨地都有人在蓄奴。在歐洲西部和美洲東部，這種製度慢慢地被廢除了，一方麵是因為世界對神學家的觀點興趣下降，更相信耶穌的理想；另一方麵是因為它不再有利可圖了。不幸的是，這種鐵家夥同黑人從未有過成功的合作，而且在湯姆叔叔的土地上，冒煙比利一向被認為是最不受歡迎的入侵者，被視為社會的棄兒。
一種在世界其他地方很快變得落伍的經濟製度，仍然在梅森-狄克森以南的各州存在，而且堅決拒絕被廢除。
“但是，”你可能會爭辯說，“難道南方的統治者不明白這種頑固不化的政策所帶來的危險嗎？難道他們不知道奴隸製已經被一切正直的人譴責唾棄幾百年，而且從長遠來說奴隸製將會使他們的繁榮化為烏有？”
他們當然知道。
一些受教育不高的南方人，如安德魯·傑克遜，可能會認為奴隸製是一種近乎神聖的製度，但是南方思想領域的真正領導人則極力反對奴隸製。隻是他們認為這樣說毫無用處。他們可能堅持要求不要將“奴隸”和“奴隸製”這些字眼寫入憲法，因為他們不希望被他們的北方鄰居說他們是奴隸主。但是至於其他，他們就一意孤行了，而且忽視了這個問題，因為這個問題非常複雜，同他們日常生活的整個社會體製交織在一起，不可救藥，一旦觸及它似乎不可能不引起文明的崩潰，而從他們內心來說，這種文明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跟某些經濟法律不相抵觸，他們就繼續保持這種漠然、疏遠、不問不管的態度，他們對經濟法律可能並不懷疑，但是這種法律在南部各州同在佛蒙特一樣深入人心。
正當他們的北方工業鄰居們被迫不惜一切代價維持工廠運轉以戰勝其競爭對手，為他們的工人找到活幹，否則將破產的時候，種植園主們也的確感到他們不斷有義務種植盡可能多的莊稼，以便在盡可能多的日子裏為他們的奴隸找到合適的活幹。
那意味著他們必須種植棉花和煙草，而且還要種更多的棉花和煙草，接著還要種植更多的棉花和煙草。
直到最後，他們種植了太多的棉花和煙草，於是麵臨著生產過剩的問題。
接下來，他們開始想著種植其他作物——稻穀、糧食、甜菜，無所不有，而且他們到有錢的銀行家那裏討論改種和貸款問題，因為錢對於資助他們春天種植很必要。
但是銀行家們卻說：“不行。”
如果他們不能向其客戶保證絕對安全，他們將無法維護存款客戶對他們的信心。為了向顧客保證這種安全，他們必須知道他們收到貸款請求的後果。他們對棉花和煙草了如指掌。他們知道棉花和煙草的平均畝產量在二千包以內。但是稻米、糧食和甜菜是試種——全靠運氣，或許顆粒無收。就這樣種植園主不得不繼續種植棉花和煙草，並要種植足夠多以使他們不幸的奴隸有活幹，一定不能讓他們閑著——因為閑散的奴隸仍然還得吃、穿、住。
這實在是一種非常令人困惑不解且愛莫能助的狀況，使情況更糟的是北方完全不了解南方的情況。弗吉尼亞和卡羅來納的富豪習慣於送自己的兒子到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接受教育。但是很少有新英格蘭人穿過那條分界線，英國天文學家查爾斯·梅森和傑裏邁亞·狄克遜畫出這條線，作為佩恩家族和巴爾的摩家族之間的邊界線，現在被認為是蓄奴州和自由州之間的邊界線。
他們得到的這些信息往往有失偏頗，而且經常是不正確的。接著在查爾頓和斯普林菲爾茲的報紙和雜誌上出現了暗示性的文章，之後有一天，整個問題被全部拖入了令人愉悅的文學領域，一個善意但持有偏見的女清教徒描繪了一副據認為在蓄奴州隨處可見的慘狀，以至於整個北方地區似乎都進入了備戰狀態，隨時準備去解放那些受苦的奴隸。
我沒有為奴隸製辯護的意圖，我想證明的是另一個問題。
北方指責南方使用奴隸，但是他們卻忽略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即南方的蓄奴者本身就是這種製度的奴隸，這種製度迫使他們使用奴隸。
情況已然一塌糊塗，誰也不知道該去往何處，似乎隻有一個解決的辦法了，那就是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