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片檔案 ☆
片名：鋼琴家
外文：The Pianist
導演：羅曼·波蘭斯基
編劇：羅納德·哈伍德
主演：阿德裏安·布洛迪、艾米麗雅·福克斯、米喬·讚布羅斯基
上映：2002年5月24日
國家/地區：法國、德國、波蘭、英國
片長：150分鍾/142分鍾（西班牙）
獲獎：第75屆奧斯卡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劇本、最佳攝影、最佳原創音樂，第55屆戛納電影節金棕櫚大獎等
波蘭斯基，1933年8月生於僑居在巴黎的猶太人家中，父親是畫家、母親是俄國人。不久，法國興起了排猶浪潮，他們舉家遷回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波蘭也很快被德國人侵占，猶太人麵臨被趕盡殺絕的危險。身懷八個月大嬰兒的母親在奧斯維辛集中營裏被殺害。波蘭斯基僥幸逃脫，但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後與幸存的父親相見。戰後，波蘭斯基選擇了自己喜歡的電影事業，拍攝了一些優秀短片，並以第一部長片《水中刀》在第25屆威尼斯電影節上獲得了“費比西”最佳導演獎、第36屆奧斯卡獎最佳外語片提名獎，從此他跨入了世界影壇的舞台。恐懼和神秘感一直縈繞在波蘭斯基的電影中。他的作品內容豐富、思辨性強，有著對生命和人性獨特的剖析，大多涉及暴力、死亡和恐怖，揭露人性的罪惡，也因此被譽為電影史上的“罪惡大師”。影片改編自波蘭鋼琴家瓦拉迪斯羅·斯皮爾曼的自傳體小說《死亡的城市》，在書中，鋼琴家瓦拉迪斯羅·斯皮爾曼回憶了華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傷痛，以及華沙猶太人在這場災難中對於求生的痛苦掙紮。因為童年的特殊經曆，波蘭斯基一直想拍一部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戰題材的電影但又不敢觸碰。這本書中真實、客觀、冷酷的態度打動了波蘭斯基，於是他耗資3 500萬美元，在捷克、柏林取景，拍攝了這部影片，並一舉獲得了第75屆奧斯卡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劇本、最佳攝影、最佳原創音樂，第55屆戛納電影節金棕櫚大獎等多項大獎。
波蘭斯基定義這部影片為：“它表現一種音樂的力量、愛的力量，以及反抗一切罪惡的勇氣。”描寫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角度有很多，而這部影片選擇了殘酷的戰爭和平靜的鋼琴家之間的故事，音樂家多舛的命運見證了戰爭的殘酷。斯皮爾曼在戰爭開始前是一位備受尊崇的鋼琴家，他熱愛音樂，正直、善良、執著，受人們的追捧和愛戴，戰爭的到來改變了他的一切。從開頭波蘭電台錄製室裏突如其來的轟炸，猶太人被限製到沒有公共場合可以休息談話，到後來被要求佩戴猶太人特有的標誌，被驅逐進猶太人專區、甚至進入集中營。斯皮爾曼被迫停止了演奏，無奈賣掉了生命般珍貴的鋼琴，在猶太人專區看到可憐的小孩在牆角的洞裏被打死，他認識到，這是一個戰爭的世界，這個世界裏不再有音樂，不再有人性。在民族災難深重的情況下，個人存亡已經變成了最重要的事情，家破人亡的他心裏唯有“求生”兩個字，顛沛流離甚至屈辱都沒有可以支撐身體的食物顯得重要。他在一個廢墟中，被一位德國軍官發現，他手無縛雞之力，甚至餓得站不穩，但是坐在鋼琴前，他生命裏音樂的力量被喚醒，打動了上校，得到了食物，保全了性命。戰爭結束後，斯皮爾曼終於迎來了勝利的曙光，在六年前被炮火中斷的波蘭電台錄製室裏，演奏了他未完成的《G小調第一敘事曲》，飽含淚水。人們身體和心靈上的重創是戰爭刻下的烙印，當人性在饑餓和廢墟麵前變得不堪一擊的時候，求生就是最好的反抗。
波蘭斯基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有著自己的態度。他曾拒絕了《辛德勒的名單》，而遇見了《鋼琴家》，就選擇了它。他認為這樣的生命在戰爭更加真實、客觀。他要達到的效果不是觀眾在看一段悲劇曆史，而是走近這段曆史事件中的某一個人，一段真實的故事。所以，影片中我們沒有看到像《辛德勒的名單》裏那樣宏大的使命感和救贖責任，也沒有群像的出現，看到的僅僅是在突如其來的戰爭中，驚慌失措的一個家庭。影片落腳在這個家庭中的鋼琴家身上，沒有英雄，在這樣的危難關頭，沒有辛德勒那樣的英雄出現，這裏麵出現的各色人都表現了人性的一麵，有好的、有壞的，大都貪生怕死，不擇手段地活下去。對於災難來臨時人們的選擇，《鋼琴家》和《一九四二》的導演都選擇了同樣的態度，就是“要活下去”。導演用了個人視角來走近它，但保持了一定的距離，像是這個家庭中沉默的一員，藏在角落裏，靜靜地看興衰與別離，當然其中還有一些鋼琴家的主觀鏡頭，從他的視角裏，我們看到被壘砌的猶太區牆壁、被扔下樓的老頭，被碾軋的屍體和被打死的小孩。但導演隻是讓我們看到這些，並沒有過多的抒情鏡頭。上一個鏡頭是斯皮爾曼看到被打死的牆角的小孩，難過而濕紅了眼眶，下一個鏡頭就是在家裏的餐桌上，大家開始議論起政局。沒有複雜的景別變換和場麵調度，甚至沒有廣角、大全景的場麵來加以抒情，隻是呈現，好像是在回憶一段曆史，僅僅是事件發生的事實，沒有更多導演的主觀情感夾雜其中。波蘭斯基對於這部影片的態度就像是開篇呈現的紀錄片《華沙，1939年》，它僅僅是紀錄、是再現，或許不是對事件和曆史的真實記錄，但卻是對人性真實選擇的寫照。
從拍攝和剪輯手法來看，影片多采用跟拍、長鏡頭、遠景等一些客觀的呈現方式，保持冷靜、平淡的態度，克製人物的情緒，塑造寫實風格。導演在北京電影學院訪談時也說：“我拍攝的內容與我的親身經曆和感受相關，所以在拍片時，我花大力氣重現我回憶中的場景，甚至不用擔心想要表達什麽，因為其義自見，你隻需要做到忠實、詳確。”[6]斯皮爾曼賣鋼琴的段落是他離開音樂開始逃生的轉折點，狡猾的波蘭人看了鋼琴後淡淡地給出2 000波蘭茲羅提的低價。家人都在為這適時的宰割憤憤不平時，鏡頭給了哥哥一個景深鏡頭：觀眾看到門框後坐在另一房間的斯皮爾曼哀傷的側臉。他低著頭，斜倚著椅子，沉默，在一片爭執聲中，隻是淡淡揮揮手說：“拿走！”沒有爭吵、沒有憤恨和討價還價，對於這樣一個和自己的生命一樣重要的東西，連最後一眼都害怕看，這才是傷痛，痛到心裏。戰爭題材中，人的生命就像墳頭上的草芥一樣，死亡和丟失的角色也到處都有。鏡頭並沒有對準他們，隻是街頭被報紙鋪蓋的一角，或者慘死在牆角下的一抹紅色，他們不重要，重要的是還在掙紮著求生的人。在被轉移期間，斯皮爾曼來到了一個有鋼琴的屋子裏，並被告誡旁邊就是德軍基地，要保持安靜。當他看到久違的鋼琴，徑直走過去坐下，撫摸琴鍵，開始了“演奏”。突然背景音樂空格了，好像一場演奏會一切就緒，等待鋼琴家的出場一樣，當手指落下的一瞬間，琴聲飄揚，斯皮爾曼表情安詳、自由，他冒著被發現的危險重拾了音樂、安撫了傷痕累累的心。正當觀眾準備寬容他的莽撞行為時，鏡頭切到了琴鍵旁，手指懸空在演奏，好像是一種新型的演奏方式，琴聲飄出窗外，與紛飛的大雪融為一體，可是街道的兩旁住的確是一對敵人，抹殺了這美的音樂和景色。觀眾的情緒到這裏已經被高度抑製，從戰爭一開始就一直在觀察，看到的一切都讓人深惡痛絕，導演卻沒有給觀眾一個抒**感的機會，鏡頭依然冷靜、近乎肅殺。這種情感的處理和《辛德勒的名單》中的表現手法大不相同。《辛德勒的名單》中用了恢宏大氣的音樂和大場麵來描述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可怕，全知視角讓我們深切地感受到這片土地上發生的罪惡是多麽血腥、殘暴，而無辜的、無知的人們是多麽可憐、卑微，觀眾對於戰爭會產生絕對的憤恨，以至於在結尾處大量的煽情讓人不禁潸然淚下。在這部影片中唯一的抒情就是六年以後，斯皮爾曼又可以回到當初戰爭開始的地方，完成那首未錄製完全的曲子。在演奏中，他不禁濕紅了眼眶，但仍然在抑製內心的複雜情感。即便如此，他因為沒有找到德國軍官而失望，也沒有說一句話，而是蹲在下過雨的地上，看著遠處的夕陽，一切都終於平靜下來了。
整部影片結束，觀眾跟著導演看到了一段曆史下，一個人真實的生存和選擇，這是再真實不過的生命，這也是本片的偉大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