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人尋味的是，新文化運動肇端伊始，便與歐洲的反省現代性思潮結下了不解之緣。1915年《青年雜誌》創刊號上的開篇大作，即陳獨秀的名文《敬告青年》，其立論就明顯借重了尼采、柏格森諸人的學說。例如，強調“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陳獨秀寫道：“德國大哲尼采別道德為二類：有獨立心而勇敢者曰貴族道德，謙遜而服從者曰奴隸道德”；強調“進步的而非保守的”，則說：宇宙日在進化之中，萬無保守現狀之理，“此法蘭西當代大哲柏格森之創造進化論所以風靡一世也”；強調“實利的而非虛文的”，又寫道：“最近德意誌科學大興，物質文明，造乎其極，製度人心，為之再變。”“當代大哲，若德意誌之倭根，若法蘭西之柏格森，雖不以現時物質文明為美備，鹹揭櫫生活問題，為立言之的。生活神聖，正以此次戰爭，血染其鮮明之幟旗。歐人空想虛文之夢，勢將覺悟無遺。”[1]如果說，上述還僅是有所借重；那麽，次年陳獨秀在《當代二大科學家之思想》一文中，則是進一步明確地肯定了反省現代性在歐洲實代表了一種最新的思潮：“蓋前世紀為純粹科學時代，盛行宇宙機械之說”，“二十世紀將為哲理的科學時代”；“柏格森氏與之同聲相應，非難前世紀之宇宙人生機械說，肯定人間意誌之自由，以‘創造進化論’為天下倡，此歐洲最近之思潮也”。[2]
事實上，不僅是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初期，其主持者們在不同程度上對尼采、柏格森等人都有所借重，以彰顯反對固守傳統、主張變革進取的新文化方向。李大釗1913年赴日，就讀於早稻田大學並為章士釗的《甲寅》雜誌撰稿。當時，柏格森的生命哲學正風行日本，章、李心儀久之，並對國內學界閉目塞聰、鮮有舉其名者，鹹感悲哀。[3]所以，李大釗在《介紹哲人尼傑》一文中，高度評價尼采以意誌與創造為中心要素的超人哲學與批判精神。他強調，尼采學說對於最重因襲、久錮於奴隸道德的國人來說，頗能起衰振弊：“尤足以鼓舞青年之精神，奮發國民之勇氣。”[4]1914年陳獨秀應章士釗邀請，赴日協助編輯《甲寅》。時值“二次革命”失敗之後，陳心恢意冷，情緒消沉，致有質疑愛國之說。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釗撰《厭世心與自覺心》以為勸，其重要的理論根據恰恰就是生命哲學：“故吾人不得自畫於消極之宿命說，以尼精神之奮進。須本自由意誌之理，進而努力，發展向上，以易其境，俾得適於所誌，則Henri Bergson（柏格森）氏之‘創造進化論’尚矣。”[5]是文發表於1915年8月，早於《青年雜誌》創刊正好一個月，而陳獨秀果能重新奮起發動新文化運動，也恰恰借重了生命哲學，這固然並不足以說明就是李文直接影響的結果，但是，生命哲學與新文化運動的發端存在某種契合，卻是應當重視的。在新文化運動主持者中，李大釗對於西方反省現代性思潮更為關注。他發表的《“晨鍾”之使命》、《青春》、《“今”》等著名文章，一直都在借用柏格森學說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如“直覺”、“生命”、“生命的衝動與創造”、“動力”、“意識流轉”等等，故其文章無不滲透著生命哲學的意韻。例如，他在《“今”》中寫道：“照這個道理講起來，大實在的瀑流永遠由無始的實在向無終的實在奔流。吾人的‘我’，吾人的生命，也永遠合所有生活上的潮流，隨著大實在的奔流，以為擴大，以為繼續，以為進轉，以為發展。故實在即動力，生命即流轉。”“宇宙即我，我即宇宙。”[6]至於胡適借尼采的名言：“重新估定一切價值”，來概括新思潮的意義，以彰顯其反傳統的鋒芒，自然更是人所周知。
應當說，上述陳獨秀諸人借重生命哲學，既非誤讀，也不是有意曲解，而是體現了對生命哲學中富有活力一麵的積極吸納。柏格森哲學強調，宇宙萬物的生成與發展，端在生命的衝動與創造。人類因自由的意誌和生命的衝動，日日創造，故成日日進化。故其哲學又稱“動的哲學”。他強調意誌、精神超越物質的意義，倡導行動、奮進的人生，在大戰前後人心思變的歐洲，自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法國年輕一代知識分子更是趨之若鶩。夏爾·戴高樂說，柏格森“更新了法國的精神麵貌”。[7]彼得·沃森更進一步認為：“以‘解放者’著稱的柏格森，變成了使西方思想擺脫19世紀‘科學宗教’的救世主。”[8]其時皈依西方反省現代性思潮的章士釗、張君勱等人，說到底，也同樣是看重生命哲學倡導行動與奮進的意義。章士釗指出，柏格森的創造進化不同於達爾文，後者講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強調的是四周境遇的約束，人不能自主。而前者則不然，“謂吾人自有活動力（活的動力），自由創造，無所謂天擇。由柏氏之說以觀，吾人於生涯的前途，實有無窮發展的境地，而一切歸本於活動”。柏格森、倭鏗“皆以積極行動為其根本觀念。吾人就此可得的教訓，即在此四字”。[9]張君勱後來也回憶說：當年所以皈依非理性主義，是因為“此派好講人生，講行動，令人有前進之勇氣，有不斷之努力”。柏格森強調：“惟有行動，惟有冒險，乃能衝破舊範圍而別有新境界之開辟，此生物界中生命大流所以新陳代謝也……此反理智哲學所以又名為‘生之哲學’，在主張奮鬥者之聞此言，有不為之歡欣鼓舞不止者乎？”[10]在新文化運動中，其主持者與梁啟超等所謂文化保守主義者，其出發點與歸宿，多是相通的，於此也足見一斑。
不過，陳獨秀諸人雖然在立論上對生命哲學多有借重，但在思想的根本取向上，卻不願認同西方的反省現代性思潮。1917年初陳獨秀在《答俞頌華》中論及宗教與精神生活問題時，這樣說道：“近世歐洲人，受物質文明反動之故，懷此感想者不獨華、愛二氏。其思深信篤足以轉移人心者，莫如俄國之托爾斯泰，德國之倭鏗。信仰是等人物之精神及人格者，愚甚敬之。惟其自身則不滿其說，更不欲此時之中國人盛從其說也（以中國人之科學及物質文明過不發達故）”。[11]他強調，盡管自己對托爾斯泰、倭鏗等反省現代性者的信仰與人格心存敬意，但並不認同他們的主張，更反對在中國照搬此種理論，道理很簡單：中西國情不同，“以中國人之科學及物質文明過不發達故”，即西人要求反省現代性，而中國恰恰需要追求現代性。在這一點上，李大釗與陳獨秀是一致的。他指出，“西洋之動的文明，物質的生活，雖就其自身之重累而言，不無趨於自殺之傾向”，然而，相對於中國而言，終究居優越的地位。因之，“西洋文明之是否偏於物質主義”，是一個問題，“時至今日，吾人所當努力者，惟在如何吸收西洋文明之長，以濟吾東洋文明之窮”，則是另一個問題。[12]李大釗同樣強調東西方所麵臨的問題不同，故對其思想取向，自然不應等量齊觀。陳、李的這一認識十分重要，它從總體上集中反映了新文化運動主持者們對歐洲現代思潮的變動，持理性的選擇態度。
需要指出的是，陳、李雖然不認同西方的反省現代性思潮，卻無意加以貶抑，如陳且對柏格森諸人心存敬意；[13]但是，胡適與丁文江卻不然。[14]胡適在《五十年來之世界哲學》中說：19世紀中葉以來的世界潮流，隻有達爾文的進化論與杜威的實驗主義才是主流，最近30年柏格森的新浪漫主義無非是支流。“我也知道‘支流’兩個字一定要引起許多人的不平”；但要知道，所謂直覺等概念，杜威等許多哲學家早已說過了，所以，“柏格森的反理智主義近於‘無的放矢’了”。[15]其貶抑柏格森哲學，顯而易見。丁文江更進而貶損柏格森的人格。他借羅素的名義，說：“他的盛名是騙巴黎的時髦婦人得來的。他對於哲學可謂毫無貢獻；同行的人都很看不起他。”[16]實際上，羅素對於柏格森的生命哲學有很高的評價，他在名著《西方哲學史》中寫道：“昂利·柏格森是本世紀最重要的法國哲學家”。“我把柏格森的非理性主義講得比較詳細，因為它是對理性反抗的一個極好的實例，這種反抗始於盧梭，一直在世人的生活和思想裏逐漸支配越來越廣大的領域。”[17]其時杜威在華演講的一個題目是《現代的三個哲學家》，他將柏格森與詹姆士、羅素並稱為代表現代思想的三大哲學家，評價同樣很高，而擔任翻譯的恰恰就是胡適。彼得·沃森在其名著《20世紀思想史》中則寫道：“柏格森很可能是20世紀頭10年最被人們理解的思想家，1907年後，他無疑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思想家。”[18]足見，胡適、丁文江之貶抑，有失褊狹。
正是由於上述的緣故，盡管隨著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尤其是隨著梁啟超遊歐歸來發表著名的《歐遊心影錄》和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風行一時，時人對西方反省現代性思潮的宣傳也形成了熱潮，但是，新文化運動主持者們卻與之愈形疏遠，一些人乃至懷有敵意。1918年初，《新青年》上還刊有劉叔雅譯《柏格森之哲學》一文，譯者在“識”中對柏格森學說仍然推崇備至，說：“近世哲人，先有斯賓那莎，後有柏格森。”“十稔以還，聲譽日隆，宇內治哲學者仰之如鬥星。講學英美諸大學，士之歸之，如水就下。”其著作甚富，“每一篇出，諸國競相傳譯，而吾國學子鮮有知其名者，良可哀也”。[19]1919年底，《新潮》也還刊有羅家倫的《近代西洋思想自由的進化》，以為歐戰“也未始不是極端物質文明的結果”，要求打破機械主義的西洋反省現代性思潮的出現，標誌著“從新發生了一種人生的覺悟”。[20]但其後，兩雜誌的此類文字便全然消失了。1920年底，胡適且致書陳獨秀：“你難道不知延聘羅素、倭鏗等人的曆史？（我曾宣言，若倭鏗來，他每有一次演說，我們當有一次駁論。）”[21]1921年，張崧年也致書陳獨秀，強調柏格森、倭鏗都是“西洋近代思想界的反動派”，“中國再不可找這兩個人去講演”。[22]其格格不入與心懷敵意，溢於言表。1923年發生著名的“科玄之爭”，是西方反省現代性思潮在中國思想界激起的一場爭論，胡適、丁文江諸人徑直指責張君勱等人是追隨柏格森的“玄學鬼”，說明他們對於反省現代性思潮之不滿，已發展到了怎樣的地步。
[1] 陳獨秀：《敬告青年》，見《獨秀文存》，5、8頁。
[2] 同上書，56頁。
[3] 參見行嚴：《歐洲最近思潮與吾人之覺悟》，載《東方雜誌》，第14卷第12號，1917-12-15。李大釗：《日本之托爾斯泰熱》，見《李大釗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4] 李大釗：《介紹哲人尼傑》，見《李大釗文集》（上），189頁。
[5] 同上書，148頁。
[6] 同上書，534頁。
[7] 轉引自［美］羅蘭·斯特龍伯格：《西方現代思想史》，劉北成、趙國新譯，379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
[8] ［英］彼得·沃森：《20世紀思想史》，74頁。
[9] 行嚴：《歐洲最近思潮與吾人之覺悟》，載《東方雜誌》，第14卷第12號，1917-12-15。
[10] 張君勱：《張東蓀〈思想與社會〉序》，載《東方雜誌》，第40卷第17號，1944-09-15。
[11] 陳獨秀：《答俞頌華》，見《獨秀文存》，674頁。
[12] 李大釗：《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見《李大釗文集》（上），562、566頁。
[13] 直到1920年，陳獨秀還在《新文化運動是什麽？》中說：杜威演講《現代的三個哲學家》，談到美國詹姆士、法國柏格森、英國羅素，“都是代表現代思想的哲學家；前兩個是把哲學建設在心理學上麵，後一個是把哲學建設在數學上麵，沒有一個不采用科學方法的”〔林茂生等編：《陳獨秀文章選編》（上），513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
[14] 胡適在1920年3月12、16日的日記中都記有“講演：Bergson（柏格森）”，說明他關注生命哲學。（《胡適全集》，第29卷，112、116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15] 胡適：《胡適全集》，第2卷，381、384頁。
[16] 丁文江：《玄學與科學——評張君勱的“人生觀”》，見《科學與人生觀》，17頁（文內頁）。
[17] ［英］羅素：《西方哲學史》，下卷，346頁。
[18] ［英］彼得·沃森：《20世紀思想史》，72頁。
[19] ［法］柏格森：《柏格森之哲學》，劉叔雅譯，載《新青年》，第4卷第2號，1918-02-15。
[20] 羅家倫：《近代西洋思想自由的進化》，載《新潮》，第2卷第2號，1919-12-01。
[21] 胡適：《胡適致陳獨秀》，見水如編：《陳獨秀書信集》，306頁，北京，新華出版社，1987。
[22] 陳獨秀：《張崧年書》（1921年6月12日），見《獨秀文存》，8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