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即歐戰之前，《東方雜誌》就連續發表了章錫琛、錢智修、杜亞泉諸人著譯的《新唯心論》、《現今兩大哲學家學說概略》、《精神救國論》等文章，最早向國人初步報道了歐洲現代思潮的變動，包括以柏格森、倭鏗為代表的生命哲學的興起。隨著歐戰的發生，此類信息愈益增多，但是，從嚴格意義上講，歐洲反省現代性思潮真正傳入中國並引起國人的廣泛關注，實在歐戰結束之後，尤其是在1920年初梁啟超諸人遊歐歸來之後。其重要的表征，是梁啟超《歐遊心影錄》的發表。作者在文中以其別具魅力的筆觸，通過“學說影響一斑”、“科學萬能論夢”、“思想之矛盾與悲觀”諸目，對歐洲反省現代性思潮作了生動有力的評介，影響很大。此後二三年間，反省現代性思潮在國人中不僅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業已形成了不小的熱潮。1923年爆發的那場有名的“科玄之爭”，則表明此一思潮在中國激起了強烈的反響。[1]
耐人尋味的是，1915年《青年雜誌》創刊號上的開篇大作，即陳獨秀的名文《敬告青年》，其立論卻是借重了尼采、柏格森諸人。例如，在是文的“自主的而非奴隸的”標題下，他寫道：“德國大哲尼采別道德為二類：有獨立心而勇敢者曰貴族道德，謙遜而服從者曰奴隸道德”；在“進步的而非保守的”標題下，他又寫道：“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羅萬象，無日不在演進之途，萬無保守現狀之理；特以俗見拘牽，謂有二境，此法蘭西當代大哲柏格森之創造進化論所以風靡一世也”；在“實利而非虛文的”標題下，他又這樣說：“最近德意誌科學大興，物質文明，造乎其極，製度人心，為這再變。舉凡政治之所營，教育之所期，文學技術之所風尚，萬馬奔馳，無不齊集於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虛文空想之無裨於現實生活者，吐棄殆盡。當代大哲，若德意誌之倭根，若法蘭西之柏格森，雖不以物質文明為美備，鹹揭櫫生活問題，為立言之的。生活神聖，正以此次戰爭，血染其鮮明之旗幟。歐人空想虛文之夢，勢將覺悟無遺。”[2]在這裏，陳獨秀不僅強調生命哲學的代表性人物柏格森、倭鏗，為“當代大哲”，而且提到他們“不以物質文明為美備，鹹揭櫫生活問題”，說明他對西方反省現代性的生命哲學也十分關注，故能在開篇大作中刻意征引。1916年陳獨秀在《當代二大科學家之思想》一文中，發揮俄國化學家、1908年諾貝爾獎獲得者阿斯特瓦爾特（今譯為奧斯物瓦爾德）的“精力法則”理論，[3]使自己對生命哲學的借重更帶上了理論化的色彩。阿斯特瓦爾特在物理學發現的物質不滅與能量守衡定律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自己的“精力法則”理論。他認為，宇宙可以看成是“精力大流之總和”，人類文明發展之程度，歸根結底，取決於吸取此種宇宙“精力”之能力。物質不滅與能量守衡定律是宇宙第一法則，而“購求利用精力之法，關係於世界文明，至為緊要”，則是第二法則。陳獨秀據此作了進一步的發揮。他說：19世紀是科學的時代，盛行機械的宇宙觀，強調構成宇宙的要素無非有二：物質與運動。萬物皆成於原子，原子不可分，且具有永久存在性。各原子在同一時間依同樣的速度，向一定的方向運動。此種不可更改的宇宙運行規則，構成了世界的“第一法則”。人類若簡單遵循宇宙的此一法則，那是“誤解機械說及因果律”，消極自畫，文明不能發展。所以，還“必待第二法則以補其缺憾”，這就是要努力奮進，“時時創造，時時進化，突飛猛進”。也正因為如此，阿斯特瓦爾特置重第二法則，以說明生命及社會現象，實較物質不滅與能量守衡定律所代表的第一法則更顯重要，開啟了20世紀新時代的先河。而柏格森生命哲學與之“同聲相應”，恰為阿斯特瓦爾特創意的第二法則，提供了博大精深的哲學基礎：“法蘭西數學者柏格森氏與之同聲相應，非難前世紀之宇宙人生機械說，肯定人間意誌之自由，以‘創造進化論’為天下倡，此歐洲最近之思潮也。”[4]陳獨秀不僅借重生命哲學，而且指出它是代表非難歐洲19世紀盛行的機械宇宙觀負麵影響的一種最新思潮。
現在的問題是，陳獨秀最初接觸西方反省現代性的生命哲學始於何時？上述《東方雜誌》早在1913年即對此思潮有所評介，從邏輯上說，似乎當始於是年的《東方雜誌》，但事實上不太可能。因為自1912年起，陳獨秀即出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公務纏身；次年複因參加“二次革命”遭通緝，淒淒惶惶，逃亡上海，生計無著，“靜等餓死而已”，“急欲習世界語，為後日謀生之計”。[5]在這種情況下，陳獨秀大概無暇也無心關注歐洲思潮的變動及翻檢《東方雜誌》。若推測不錯，他最初關注此一思潮當在1914年7月應章士釗之邀，赴日協助編輯《甲寅》雜誌之時。其根據有二：一是其時生命哲學正風靡日本，“關於此兩學者（指柏格森與倭鏗——引者）之譯本及解說、批評諸著述，不下數十種。大概中學生徒，已無不知有創造進化精神生活諸名義”；[6]二是章士釗與同在《甲寅》雜誌社的李大釗，都是生命哲學的熱心倡導者，尤其是章稍後曾在日本中國留學生的“神州學會”，作題為《歐洲最近思潮與吾人之覺悟》的演講，敦促人們關注歐洲現代思潮的變動及其風靡世界的生命哲學。陳嘉異曾談到，自己最初了解生命哲學，也正是得益於章士釗的贈書。[7]陳獨秀與章友善，又同在日本編輯雜誌，受環境與章等人的影響，是時他開始關注歐洲反省現代性思潮及其生命哲學，此種推斷應是可信的。
毫無疑義，陳獨秀的《敬告青年》重在倡言科學與民主，故全文強調自主、進取與實利，突出的乃是理性精神。但是，是文立論卻借重了生命哲學，這既非誤讀，也不是有意典解，而是積極地吸納了柏格森哲學中富有活力的一麵。柏格森哲學強調，宇宙萬物的生成與發展，端在生命的衝動與創造。人類因自由的意誌和生命的衝動，日日創造，浸成日日進化。故其哲學又稱“動的哲學”。柏格森在《創造的進化論》中說：“吾人實與全宇宙相渾一，全宇宙乃不可分之動力。抗乎物質而前進，一切生物息息相關，乃一大動力耳。奮勉前驅，勿論遇何障礙，甚至於死，概有力衝破而越過之也。”[8]他強調意誌、精神超越物質的意義，倡導行動、奮進的人生，在大戰前後人心思變的歐洲，自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法國年輕一代知識分子更趨之若鶩。“以‘解放者’著稱的柏格森，變成了‘使西方思想擺脫19世紀科學宗教的救世主”。“柏格森借助消除‘決定論者的噩夢’而‘解除了整個一代人的痛苦”。[9]中國的誌士仁人也同樣看重生命哲學倡導行動與奮進的意義。章士釗指出，柏格森的創造進化不同於達爾文，後者講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強調的是四周境遇的約束，人不能自主。而前者則不然，“謂吾人活動力（活的動力），自由創造，無所謂天擇。由柏氏之說以觀，吾人於生活的前途實有無窮發展的境地，而一切歸本於活動”。柏格森、倭鏗“皆以積極行動為其根本觀念。吾人就此可得的教訓，即在此四字”。[10]張君勱後來也回憶說：當年所以皈依非理性主義，是因為“此派好講人生，講行動，令人有前進之勇氣，有不斷之努力”。柏格森強調“惟有行動，惟有冒險，乃能衝破舊範圍而別有新境界之開辟，此生物界中生命大流所以新陳代謝也。……此反理智哲學所以又名為‘生之哲學’，在主張奮鬥者之聞此言，有不為之歡欣鼓舞不止者乎？”[11]
當然，並非僅是上述被認為是文化保守主義者的章士釗諸人，才看到了生命哲學積極的一麵；在新文化運動主持者中，除了陳獨秀，其他一些人也多注意到了。早在1915年，李大釗就在《厭世心與自覺心》一文中，引用柏格森“創造進化論”的學說，倡言自覺奮進的精神（下文還將具體談到）。其後發表的《“晨鍾”之使命》、《今》諸文，也仍在借重柏格森學說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如“直覺”、“生命”、“生命的衝動與創造”、“動力”、“意識流轉”等等。例如，他在《今》中寫道：“照這個道理講起來，大實在的瀑流永遠由無始的實在向無終的實在奔流。吾人的‘我’，吾人的生命，也永遠合所有生活上的潮流，隨著大實在的奔流，以為擴大，以為繼續，以為進轉，以為發展。故實在即動力，生命即流轉。”“宇宙即我，我即宇宙。”[12]很顯然，這裏表述的仍然是柏格森“動的哲學”。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2號還刊有劉叔雅譯的《柏格森哲學》，譯者在“識”中高度評價柏格森、倭鏗的學術成就，並謂“而吾國學子鮮有知其名者，可哀也”。當然，最典型的自然要數胡適，他徑直借用了尼采的名言來概括新思潮的意義。他說：“新思潮的根本意義隻是一種新態度。這種態度可叫做‘評判的態度’。”“尼采說現今時代是一個‘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時代。‘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八個字便是評判的態度的最好解釋。”[13]不過，從總體上看，新文化運動的主持者們雖借重了柏格森諸人的某些論點，但對整個歐洲反省現代性思潮卻是采取了淡化與抵拒的態度，隨著此一思潮愈益東漸，並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他們的這種態度也變得更加鮮明。上述《柏格森哲學》僅是《新青年》譯介生命哲學唯一的一篇文章，此後則銷聲匿跡了。不僅如此，胡適諸人還公開貶抑柏格森哲學。胡適在《五十年來之世界哲學》長文中，明顯有意貶抑柏格森學說的價值。他強調，柏格森的所謂“直覺”，無非源於經驗，這是包括杜威在內的許多學者多已言及的事，足見其學說近於“無的放矢”了。胡適刻意將柏格森為代表的“反理智主義”，列為“晚近”的“兩個支流”之一。他說：“我也知道‘支流’兩個字一定要引起許多人的不平。”[14]丁文江更為之推波助瀾，借羅素在北京的牢騷話，貶損柏格森：他的盛名是騙巴黎的時髦婦人得來的。他對於哲學可謂毫無貢獻；同行的人都很看不起他。[15]實際上，羅素本人在他的名作《西方哲學史》中，對柏格森有很高的評價，稱他是“本世紀最重要的法國哲學家”。他說：“我把柏格森的非理性主義講得比較詳細，因為它是對理性反抗的一個極好的實例，這種反抗始於盧梭，一直在世人的生活和思想裏逐漸支配了越來越廣大的領域。”[16]英國學者彼得·沃森則在其《20世紀思想史》中強調說：“柏格森很可能是20世紀頭10年最被人們理解的思想家，1907年後，他無疑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思想家。”[17]事實上，是時杜威在華講學，其中重要一講《現代的三個哲學家》，就強調柏格森是三大家之一。所以，相較之下，胡適諸人的觀點，明顯有失褊狹。新文化運動的根本取向是高揚理性主義，其與反省現代性思潮之間方枘圓鑿，是顯而易見的。不過，陳獨秀不像胡適，沒有公開貶抑柏格森為代表的生命哲學及反省現代性，但他強調中國國情不同，不可能簡單照搬。1917年初他在《答俞頌華》中論及宗教與精神生活問題時，這樣說道：“近世歐洲人，受物質文明反動之故，懷此感想者不獨華、愛二氏。其思深信篤足以轉移人心者，莫如俄國之托爾斯泰，德國之倭鏗。信仰是等人物之精神及人格者，愚甚敬之。惟其自身則不滿其說，更不欲此時之中國人盛從其說也（以中國人之科學及物質文明過不發達故）。”[18]所謂“近世歐洲人，受物質文明反動之故”，轉而重新思考宗教與精神生活的問題，再次說明陳獨秀注意到歐洲現代思潮的變動；但是，他強調自己雖然對托爾斯泰、倭鏗等反省現代性者的信仰與人格表示敬意，卻並不讚成他們的主張，尤其反對中國推行此種理論，因為道理很簡單：國情不同，“以中國人之科學及物質文明過不發達故”。這一認識十分重要，它反映了陳獨秀對於歐洲現代思潮的自覺選擇。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便不難看出，有的論者就未免低估了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的初衷。有論者說：“今人的視線，早被‘一代名刊’的光環所遮蔽，甚少注意陳獨秀於1915年創辦《青年雜誌》時，其實並沒有什麽高遠的誌懷和預設路徑。”創刊號首篇《敬告青年》，“論旨其實十分空泛”，“可以說，早期《新青年》是一個名符其實的以青年為擬想讀者的普通雜誌”。[19]實則，要對古人有了解的同情，需回到原有的語境。1914年7月重返日本的陳獨秀，是處於悲觀、憤激、求索複又迷茫的心緒中。是年底他發表《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以為“保民之國家，愛之宜也；殘民之國家，愛之也何居”？憤激過度，非難愛國，不免引起了爭議；但他強調，真正愛國必須和追求國人民主權利的自覺心相結合，卻是反映了冷峻與深刻。《陳獨秀傳》的作者說：“《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使人們深切地感到作者為追求民主而激烈跳動的脈搏，民主至上，而人民又缺乏民主覺悟，這種強烈的追求與深切的認識，使人們不禁意識到提倡科學與民主的《新青年》雜誌，已在母腹中蠕動，……”[20]此言自有根據，但稍嫌簡單。這裏可以進一步提出兩個問題，以豐富其內涵：
其一，陳獨秀思想的轉變與柏格森生命哲學的關係。值得注意的是，其時同在《甲寅》的李大釗，不讚成陳的悲觀情緒，他專門寫了《厭世心與自覺心》一文，回應陳獨秀。是文雖對陳愛國的本意表示理解，但也批評“文中厭世之辭嫌其太多，自覺之義嫌其太少”；同時，複特別征引強調意誌自由與行動、奮進的柏格森的生命哲學以為激勵：“中國至於今日，誠已瀕於絕境，但一息尚存，斷不許吾人以絕望自滅。挽近公民精神之進行，其堅毅足以壯吾人之意氣人類雲為，固有製於境遇而不可爭者，但境遇之成，未始不可參以人為。故吾人不得自畫於消極之宿命說（Determinus），以尼精神之奮進。須本自由意誌之理（Theory of free will），進而努力，發展向上，以易其境，俾得適於所誌，則Henri Bergson氏之‘創造進化論’（Creartive Evolution）尚矣。”[21]既然如上所述，陳獨秀接觸生命哲學始於日本，李大釗（應當還有章士釗）複極力藉之以為鼓勵，而他在《青年雜誌》創刊號上首篇文章《敬告青年》的立論，恰恰又反複借重了柏格森諸人，倡言自主、進步、進取、實利與科學；由此可知，陳獨秀由消極悲觀到最終奮起創辦《青年雜誌》，決心掀起新文化運動的洪波巨瀾，其間思想的轉變也受到了生命哲學的影響，是合乎邏輯的事情。
其二，陳獨秀曾對汪孟鄒說：“讓我辦十年雜誌，全國思想都全改觀。”[22]聯想到《青年雜誌》主張科學與民主，強調“新舊思潮之大激戰”、“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始終高揚理性主義的旗幟；陳獨秀雖借重了生命哲學的某些論點，卻又明確指出，中國科學與物質文明過於落後，西方非理性主義的現代性反省不適於中國國情，這一切不正說明了：陳獨秀於1915年創辦《青年雜誌》，確有“高遠的誌懷和預設路徑”嗎？也惟其如此，歸根結底，不到十年，果然令“全國思想都全改觀”的《青年雜誌》，即便是在早期，也就與“普通雜誌”不可等量齊觀了。
[1] 章錫琛等的三文，分別見《東方雜誌》，第9卷第8號、第10卷第1號。已有拙稿待發表，這裏不再贅述。
[2] 陳獨秀：《獨秀文存》，5、8頁。
[3] 所謂“精力”（Energie），今譯“能量”。
[4] 陳獨秀：《獨秀文存》，55～56頁。
[5] 唐寶林、林茂生：《陳獨秀年譜（1879—1942）》，61頁。
[6] 行嚴：《歐洲最近思潮與吾人之覺悟》，載《東方雜誌》，第14卷第12號，1917-12-15。
[7] 陳嘉異：《東方文化與吾人之大任（完）》注50，載《東方雜誌》，第18卷第2號，1921-01-25。
[8] 轉引自張君勱：《張東蓀〈思想與社會〉序》，載《東方雜誌》，第40卷第17號，1944-09-15。
[9] ［英］彼得·沃森：《20世紀思想史》，74頁。
[10] 行嚴：《歐洲最近思潮與吾人之覺悟》，載《東方雜誌》，第14卷第12號，1917-12-15。
[11] 張君勱：《張東蓀〈思想與社會〉序》，載《東方雜誌》，第40卷第17號，1944-09-15。
[12] 李大釗：《李大釗選集》，95～96頁。
[13] 胡適：《新思潮的意義》，見《胡適全集》，第1卷，692頁。
[14] 胡適：《胡適全集》，第2卷，384、381頁。
[15] 丁文江：《玄學與科學：評張君勱的“人生觀”》，見《科學與人生觀》，17頁。
[16] ［英］羅素：《西方哲學史》，下卷，346頁。
[17] ［英］彼得·沃森：《20世紀思想史》，72頁。
[18] 陳獨秀：《獨秀文存》，674頁。
[19] 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運動”起來的》，載《近代史研究》，2007（1）。
[20] 任建樹：《陳獨秀傳》（上），94頁。
[21] 李大釗：《李大釗選集》，31頁。
[22] 唐寶林、林茂生：《陳獨秀年譜（1879—1942）》，6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