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9月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質問〈東方雜誌〉記者》，次年2月又發表《再質問〈東方雜誌〉記者》，[1]對當時負有盛名的《東方雜誌》進行嚴厲的批判，以為其主張有與“複辟”者同流合汙之嫌，結果引起了與該雜誌主編杜亞泉間的論爭。這成為新文化運動中一段人所共知的有名公案。上述同一位論者雖然並不否定兩刊在思想層麵上存在嚴重的分歧，但卻強調“陳獨秀以非常手段‘對付’《東方雜誌》的‘非觀念’動機”，即“刊物辦了兩年多，影響仍然有限，而商務印書館所經營的《東方雜誌》卻在都市文化人中甚為流行，難免心生嫉羨”，故為“爭奪讀者市場乃至全國讀書界的思想領導權”，陳使用了“殺手鐧”，借“複辟”做文章攻擊《東方雜誌》。“結果大有立竿見影之效”，後者銷量大減，終令杜亞泉去職。[2]論者的此一見解與上述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最初“實並沒有什麽高遠的誌懷和預設路徑”，相互補充，無非是要強調陳獨秀辦刊的成功，實賴其“非觀念”的動機，即善於炒作的商業手段。論者的視角新穎，但終有過度解讀之嫌。實際上，陳獨秀對《東方雜誌》的猛烈攻擊，與其說是“心生嫉羨”的商業炒作，不如說是陳個人堅決不妥協並不免霸氣與偏執作風的又一次集中反映。1917年初，陳獨秀繼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之後，隨即發表《文學革命論》，徑將胡適主張的“改良”提升為“革命”，舉起了“文學革命”的旗子。他旗幟鮮明地提出了“革命軍三大主義”，並咄咄逼人，寫道：“有不顧迂儒之毀譽，明目張膽以與十八魔宣戰者乎？予願拖四十二生的大炮，為之前驅。”[3]時遠在美國的胡適，擔心操之過急，建議文學問題當容不同意見充分討論。而陳卻複信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胡適事後回憶，對陳十分佩服，稱他是“最重要的急先鋒”，並說：“陳獨秀的特別性質是他的一往直前的定力”，自己過於平和，若沒有陳，文學革命至少還需推後十年。[4]這件事無疑典型地反映出了陳獨秀果斷和強硬的作風。如果我們從陳獨秀與反省現代性的視角看問題，上述公案便可以得到更合理的解讀。
如前所述，陳獨秀曾明確指出，因國情不同，中國不能效仿西方，趨重反省現代性。然而，此期杜亞泉主持的《東方雜誌》恰恰是大力宣傳西方此一思潮最重要的刊物。1913年杜亞泉發表長文《精神救國論》，就明確表示自己反對“物質萬能”與“物質救國”論，皈依反省現代性：“蓋物質主義深入人心以來，宇宙無神，人間無靈，惟物質之萬能是認，複以慘酷無情之競爭淘汰說，鼓吹其間，覺自然之壓迫，生活之難關，既臨於吾人頭上而無可抵抗，地獄相之人生，修羅場之世界，複橫於吾人之跟前而不能幸免，於是社會之各方麵，悉現淒愴之色。……今彼國學者方亟亟焉提倡新唯心論以救濟之，而唯物論頹波，乃猶盛揚於吾國，繼此以住，社會將因之而渙散，國家即隨之而滅亡，此吾所以戚戚焉有物質亡國之懼也。”[5]隨後他的《現代文明之弱點》、《論社會變動之趨勢與吾人處世之方針》諸文，都在反複提醒人們關注“今日歐美社會內文明病之流行”。[6]杜亞泉曾是西方文化的熱心倡導者，但由此卻轉成了批評西方文化，著名的文化保守主義者了。陳獨秀質問《東方雜誌》，主要針對第15卷6號譯載日本《東亞之光》雜誌的《中西文化之評判》一文，同號本誌論文《功利主義與學術》，及第15卷4號本誌論文《迷亂之現代人心》三篇文章。第一篇重在評介辜鴻銘的文章在德國的反響：“然此次戰爭，使歐洲文明之權威大生疑念。歐人自己亦對於其文明之真價，不得不加以反省，因而對於他人之批評，虛心坦懷以傾聽之者亦較多。”反省的核心是：“悲西洋人過傾於物質主義”，“教吾人以內麵的生活與精神的文化”。第二篇為錢智修所作，他早在1913年就表了《現今兩大哲學家學說概略》，介紹柏格森、倭鏗的生命哲學。現在是文則批評國人簡單仿效西洋文明，以功利主義的實用與否作為評判與取舍一切的標準，尤其不利於教育與學術。第三篇係杜亞泉所作，他徑直批評西人雖於物質上獲成功，得致富強之效，但其精神卻煩悶殊甚，國人對西方物質文明趨之若鶩，“蓋吾國之鶴，已死於物質的彈丸之下矣”。爭論雙方的具體是非得失，可不置論；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陳獨秀以為三文“皆持相類之論調”是對的，它們都鮮明地體現了共同的取向——反省現代性。因價值取向的對立，定力十足的陳獨秀之憤懣和必欲鳴鼓攻之而後快的心緒，實不難想見。陳文副標題“《東方雜誌》與複辟問題”之大帽子及連續16個“敢問”之咄咄逼人，固然反映了這一點；而他針對對方反省現代性的基本觀點，針鋒相對卻不免於武斷與霸氣的詰難，則是更深刻地反映了這一點。例如：
歐戰集中暴露了西方文明的弱點，這是很普遍的觀點，也是中西方學者反省現代性的重要起點。美國學者艾愷說：“就20世紀10年代、20年代及30年代的時代而言，大戰是主宰他們時代的壓倒性重大災變，大戰產生的對西方文化之未來的黯淡悲觀與深切疑慮是極為強烈和普遍的。”[7]杜亞泉在《戰後東西文明之調和》中也指出：“此次大戰，使西洋文明，露顯著之破綻，此非吾人偏見之言，凡研究現代文明者，殆無不有如是之感想。”[8]但是，陳獨秀卻堅決否定這一點，以為“夢囈”。他在文中寫道：“《中西文明之評判》之中有雲：‘此次戰爭，使歐洲文明之權威，大生疑念。’此言果非夢囈乎？敢問。”其第二文再次質問：“蓋自歐戰以來，科學、社會、政治，無一不有突飛之進步；乃謂為歐洲文明之權威，大生疑念。此非夢囈而何？”此其一。
現代性是與“合理性”相聯係的，故“進步”、“競爭”、“效率”、“功利主義”，又構成了現代性的重要元素。在歐洲反省現代性思潮中，它們也受到了強烈的質疑。羅素就指出：所謂“成功”、“進步”、“競爭”、“效率”等的信仰，“是近代西方的大不幸”；因為，由此導致了社會生活的“機械化”，產生無謂的慌忙與憂攘，終至剝奪了合理的人生應有的“餘閑”，“這是極大的危險與悲慘”。英國社會的種種病態，說到底，“都是生活的狀態失了自然的和諧的結果”。[9]杜亞泉也認為，現代文明一味追求人類生活“順自然的進步”，是不恰當的。進步有兩種，一是“真實之進步”，二是“虛偽之進步”。前者是“進步有限製”的，後者“進步無限製”。西方現在所謂的進步，造成了貧富對立，侵奪掠殺，無異於“操科學以殺人”，“率機器以食人”，是為“無限製”的“虛偽之進步”。“故現時代之新思想，在製止虛偽的進步，以矯正舊思想的錯誤”。[10]然而，陳獨秀恰恰強調實用、效率與功利主義。他說：“物之不切於實用者，雖金玉圭璋，不如布粟糞土，若事之無利於個人與社會現實生活者，皆虛文”，無非誑人之事，“一錢不值”；[11]而效率高低，更是“判斷道德上善惡”的一個重要標準。[12]惟其如此，他不能容忍對功利主義的批評。在質疑《東方雜誌》的16個“敢問”中，涉及功利主義問題的占了6個，足見其重視。陳獨秀表示，“餘固徹頭徹尾頌揚功利主義者，原無廣狹之見存”，[13]即強調無論廣義與狹義的功利主義，自己一概擁護，這顯然是絕對化了；至於他講：“功之反為罪，利之反為害，《東方》記者倘反對功利主義，豈讚成罪害主義者乎？敢問”，[14]則更全然是意氣之爭了。此其二。
歐戰動搖了“西方文化中心”論，促進了東西方文化的對話，其重要表征即在於雙方有識之士多肯定中西文化各有長短，當促進融合。羅素說：“我們的文明的顯著長處在於科學的方法；中國文明的長處則在於對人生歸宿的合理理解。人們一定希望看到兩者逐漸結合在一起。”[15]杜威也說：“中國有數千年不斷之舊文化，今又輸入歐美之新文化。二者亟待調和，以適應於人之新環境。故世界各負有使新舊文化適合之責任及機會無過於今日之中國，無過於今日之北京大學。”[16]杜亞泉表達了同樣的希望：“今日東西洋文明，皆現一種病的狀態；而缺點之補足，病處之治療，乃人類協同之事業，不問人種與國民之同異，當有一致之覺悟者也。”[17]但是，新文化運動主持者則多斥之為少數西方學者不負責任的言論，並強調歐戰重新勾起了中國人的傲慢心。德人台裏烏司氏以為辜鴻銘批評西方文明偏重物質文明而輕視了精神文明，不無道理，“吾人傾聽彼之言論，使吾人對於世界觀之問題，悵然有感矣”。陳獨秀則斥之為“迂腐無知識”，並武斷地指責台裏烏司氏是崇拜君權的怪物：“在德意誌人中，料必為崇拜君權反對平民共和主義之怪物。”[18]他顯然沒有注意到在德人的反響中，包含著耐人深思的曆史合理性。此其三。
緣此可知，陳獨秀所以攻擊《東方雜誌》，不惜給對方扣上有謀叛共和與圖謀複辟嫌疑的大帽子，實緣於思想取向的對立和偏激，謂其有算計市場份額的動機，同樣是低估了他。此次爭論固然是打擊了《東方雜誌》，後者銷量下降，被迫易帥，而《新青年》卻進一步擴大了影響，但這仍不足以說明是陳獨秀的“‘非觀念’的動機”之奏效，而隻能說明後者高揚科學與民主終究代表了時代的主潮和陳本人“定力”之可貴。惲代英曾認為，過激的刊物不足以動人，[19]他長時間堅持訂閱《東方雜誌》；但是，自1919年3月起，卻轉而訂閱《新青年》，以為“閱《新青年》，甚長心智”，[20]就很能說明這一點。惲代英閱讀興趣的改變，原因不在陳獨秀“殺手鐧”的成功，端在惲代英自己的思想趨向了激進。1919年10月21日，惲代英在日記中寫道：“人家說我是過激派。其實，我很可惜俄國過激派的大試驗不立根本於共產主義的上麵，而立於集產主義上麵，以至於用力多，成功少，結果或者還不免失敗。這豈非大失著嗎？”“隻要能破除私產製度，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自由工作，廢除金錢，便一齊解決了。這種主義，等過激派失敗了以後，當更有價值呢。”[21]他的思想實較“過激派”有過之無不及，足見與“五四”前已不可同日而語。而時人轉而肯定《東方雜誌》易帥後的新氣象，同樣也說明了這一點：“《東方雜誌》，這雜誌要算是中國唯一無二的老雜誌了。但這雜誌雖老，近來很有維新的氣象，每期裏頭，總有二三篇有價值的文字在那裏發現。”[22]
[1] 《新青年》，第5卷3號，1918-09-15；第6卷2號，1919-02-15。
[2] 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288頁。
[3] 陳獨秀：《獨秀文存》，95、98頁。
[4] 胡適：《文學革命運動》，見胡明編：《胡適選集》，161～162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
[5] 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36～37頁。
[6] 同上書，288頁。
[7] ［美］艾愷：《世界範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論文化守成主義》，88頁。
[8] 傖父：《戰後東西文明之調和》，載《東方雜誌》，第14卷第4號，1917-04-15。
[9] 徐誌摩：《羅素又來說話了》，載《東方雜誌》，第20卷第23號，1923-12-10。
[10] 傖父：《新舊思想之折衷》，載《東方雜誌》，第16卷第9號，1919-09-15。
[11] 陳獨秀：《獨秀文存》，8頁。
[12] 同上書，58頁。
[13] 陳獨秀：《再質問〈東方雜誌〉記者》，載《新青年》，第6卷第2號，1919-02-15。
[14] 陳獨秀：《質問〈東方雜誌〉記者》，載《新青年》，第5卷第3號，1918-09-15。
[15] ［英］羅素：《中國問題》，153頁。
[16] 杜威：《杜威在北大師生歡迎蔡元培校長回校大會上致詞》，載《北京大學日刊》，1919-09-22。
[17] 傖父：《戰後東西文明之調和》，載《東方雜誌》，第14卷第4號，1917-04-15。
[18] 陳獨秀：《質問〈東方雜誌〉記者》，載《新青年》，第5卷第3號，1918-09-15。
[19] 惲代英於1919年4月6日的日記中說：辦刊物“若取過激標準，則與社會相去太遠，易引起人駭怪之反感，即可以長進的少年，亦將拒絕不看”。見惲代英：《惲代英日記》，517頁，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
[20] 惲代英：《惲代英日記》，528頁。
[21] 惲代英：《惲代英日記》，646～647頁。
[22] 王無為：《各地文化運動的調查——批評（中）·上海雜誌界的文化運動》，載《新人》，第1卷第5號，1920-0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