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界對於新文化運動的起止時間並無明確的界定，但於其上限多認同始於1915年9月《青年雜誌》創立，而於其下限則多見智見仁。[1]本文認為，1923年的“科學與玄學”之爭是新文化運動餘波猶存的重要表征，可視為下限之候。故考察梁啟超與新文化運動也當以是年為限，盡管這不是絕對的。
梁啟超1919年遊歐，自然將其與新文化運動的關係分成了前後兩期。前期梁啟超兩度入閣，熱衷政治，於新文化運動不遑多顧。但盡管如此，其與後者取向一致，還是顯而易見的：其一，1915年7月梁啟超發表《複古思潮評議》一文，支持“新學”“新政”，指斥複古思潮甚囂塵上，守舊者“開口孔子，閉口孔教，實則相率而為敗壞風氣之源泉”，而“一年以來，則其極端反動力之表現時代也”。[2]是文鋒芒所向與《青年雜誌》的緣起，若合符節。其二，梁啟超不僅反對帝製，享有“再造共和”的美譽，更可貴的是從中引出了教訓。1916年初，他為從軍，經越南潛往廣西，於播越顛沛之中，扶病草成《國民淺訓》，疾呼國民力戒虛驕，去“不健全之愛國論”；要堅信西方的自由平等“在德性中確能各名一義，在政治上尤足以為民幹城”，當“毅然舍己從人，以求進益”。[3]同年，梁啟超總結“五年來之教訓”三條，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第一之教訓，能使吾儕知世界潮流之不可拂逆，凡一切頑迷複古之思想，根本上容存在於今日。”[4]很顯然，他強調的仍然是學習西方。
需要指出的是，此期梁啟超於新文化運動雖不遑多顧，但對後者還是十分關注，並表示了響應與支持。1918年底，徐振飛有致梁書引薦胡適，其中說：“胡適先生現任北京大學掌教，主撰《新青年》雜誌，其文章學問久為鈞座所知。”[5]“久為所知”一句，有力地說明了梁啟超對這位新文化運動的主帥人物及其運動本身，是十分關注的。而他在百忙中很快答應見麵，則又反映了自己對後者的認可與讚許。至於在胡適發表文字改革的議論後，梁啟超也發表談話，指出言語分離是科學進步的障礙，主張統一語言，以一種地方言語為國語。[6]這無疑更是一種積極的響應了。此外，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周作人、錢玄同等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人物，多在梁啟超為首的原進步黨的刊物，諸如《時事新報》、《晨報》、《解放與改造》等發表文章。當前者受反動勢力壓迫時，後者且為之聲援。《時事新報》的副刊《學燈》、《晨報副刊》與《民國日報》的副刊《覺悟》、《京報副刊》，被並稱為新文化運動中的四大副刊。“從1918年的春天起，進步黨很多的報紙已經開始支持這新思想運動了。”[7]這些與梁啟超的思想取向不可能沒有關係。
人所周知，1919年的歐遊，成了梁啟超思想的轉變點。這有兩層含義：一是指其思想關注點的轉移。《梁啟超年譜長編》說：“先生這次歸來後，對於國家問題和個人事業完全改變其舊日的方針和態度，所以此後絕對放棄上層的政治活動，惟用全力從事於培植國民實際基礎的教育事業。”[8]盡管梁啟超事實上難以全然忘情於政治，但其根本轉變是存在的，人們對此無疑義。二是指其對中西文化見解的變動。長期以來人們對此種轉變內涵的理解未必準確，一些論者實將之視為倒退的同義語。李文森的觀點具有代表性。他認為，梁啟超的這種轉變表現為情感最終壓倒理智的倒退：“不再戀慕西方，而在價值上回歸中國傳統。”[9]這是一種誤解。實際上，梁啟超遊歐收獲頗豐，其中最重要的是增添了一個新的思想支點，從而開闊了視野，愈趨深刻。要明白這一點，須了解歐戰前後西方社會文化思潮的深刻變動。
19世紀中葉以降，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內在矛盾日益顯露：經濟周期性危機、貧富懸殊、階級尖銳對立；同時，物質生產雖獲不斷發展，傳統道德卻日益溶化在了資產階級利己主義的冰水之中，人欲橫流，愈益加劇了社會傾軋與動**，20世紀初年自啟蒙運動以來一直凱歌挺進的理性主義，開始日趨於式微。歐戰的慘劇，創深痛巨，更令歐洲人失去了信心，進一步加劇了“理性危機”。“歐洲知識分子情緒低落，幻想破滅。他們年輕時代那個有秩序的、和平的、理性的世界已經被毀滅”。“大戰的深重罪孽動搖了人們對於理性解決極其重要的社會和政治問題能力的信任”。“對未來的信心讓位於懷疑。人類可以完善、科學將賜福於人類和人類的不斷向前發展等舊的信念現在似乎成了天真的樂觀主義的表達。”[10]“人是什麽？”這個自古希臘哲人以來似乎已解決的問題，現在又被提了出來。現代性的發展和人的主體性的異化，使人雖得衝破了神權的網羅，卻複入了理性普遍原則的樊籠。真善美“價值域的分裂與理性化，對具有解放性質的政治的出現是必要的，但同時造成了在日常生活的氛圍裏意義的喪失”[11]。人倍感孤獨，複出現了“人的危機”。緣是歐洲人對西方文化的信心也發生了動搖。“大戰之後，歐洲人對他們自己和他們的文明有了另外一種看法……無疑，任何能允許如此毫無意義的大屠殺持續四年之久的文明都已經表明它走向衰敗。”[12]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一書風行一時，就集中反映了這一點。
麵對社會嚴重的危機，歐洲社會文化思潮的變動主要呈現出兩種不同的取向：一種是馬克思主義。它從曆史唯物論出發，認為理性主義衰墮和西方社會弊端叢生，歸根結底，是反映了資本主義製度的危機。所以必須通過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根本改造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將社會引向更高的社會主義的新階段。另一種是反省現代性。它從唯心史觀出發，將問題歸結為理性對於人性的禁錮，故主張反省18世紀以來日益增強的、借理性征服自然以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價值取向，即所謂的現代性，更多關注包括情感、意誌、直覺等人的內心世界與精神家園。人們相信，“理性之歸屬於人性並未使人性更豐富，反而使它更貧乏。因為它忽視了人性中這個強有力的、有價值的感情的源泉。這種自發的非理性的人性的激發，有使人類的分裂停止的價值”。[13]如果說，俄國十革命的爆發是前者的善果；那麽，尼采疾呼“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則是非理性主義崛起最具影響力的宣言，而以柏格森為代表的“生命哲學”風行，更反映了反省現代性在歐戰前後浸成了強勁的社會文化思潮。胡秋原先生說：“柏格森主義代表對科學主義之反動，代表西洋文化之一種反省或自嘲。”[14]這在艾愷則稱之為“反現代化思潮”。他認為，源於啟蒙運動的現代化，是全社會“朝向以役使自然為目標的係統化的理智運用過程”；“反現代化”同樣源自啟蒙運動本身，則“是在腐蝕性的啟蒙理性主義的猛烈進攻之下，針對曆史衍生的諸般文化與道德價值所作的意識性防衛”。[15]歐戰促進了理性主義瓦解，也促進了“世界範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的興起。
“梁氏是一位感覺最靈敏的人。”[16]歐戰甫起，他即表示“此次大戰予我以至劇之激刺”，[17]並預見它對戰後的世界與中國都將產生重大影響。所以，他提醒國人重視研究歐戰，不容有隔岸觀火之想，自己則於戰起旬日後，即撰成《歐洲戰役史論》一書，足見關注之切。1918年底，梁與友人張君勱等共七人啟程對歐洲作長達一年的考察，張東蓀特別致書張君勱說：“公等此行不可僅注視於和會上，宜廣考察戰後之精神上物質上一切變態。對於目前之國事不可太熱心，對於較遠之計畫不可不熟慮。”[18]顯然他們是有備而去，目的明確，集注於考察戰後歐洲的變化。其間，梁等不僅活躍於和會內外，且遊曆了英、法、德等七國，並與各國政要、學者廣泛接觸，尤其專程拜訪了心儀已久的柏格森等人。梁啟超身曆其境，既目睹了戰後歐洲的殘破、動**，也深深感受到了歐洲正發生的社會文化思潮的深刻變動，感觸良多。他致梁仲策書說：“吾自覺吾之意境，日在醞釀發酵中，吾之靈府必將起一絕大之革命，惟革命產兒為何物，今尚在不可知之數耳。”[19]所謂醞釀中的“絕大之革命”，實指對中西文化及其將來自己取向的新思考。後來他陸續發表的《歐遊心影錄》，係統而生動地記錄了自己的心路曆程。
但遺憾的是，由於預設了梁啟超倒退的前提，人們對於《歐遊心影錄》多有誤讀，往往以偏概全，僅舉其中的兩點以坐實其倒退與反科學：其一，“我們可愛的青年啊，立正，開步走！大海對岸那邊有好幾萬萬人，愁著物質文明破產，哀哀欲絕的喊救命，等著你來超拔他哩……”其二，“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到如今卻叫起科學破產來”。[20]實則，梁啟超富有浪漫的氣質，前者固然反映了他的某種慰藉情緒，但從全文看，這並不代表他對中西文化的見解。例如，他同時即指出：“現在歐洲人日日大聲疾呼，說世界末日，說文明破產，不管他說的是否過當，就這一點憂危之心，便是他蘇生的左券。”“我對於歐洲，覺得他前途雖然是萬難，卻斷不是墮落。至於分國觀察，或者有一兩國從此雄飛……”至於後者，他分明有“自注”強調：“讀者切勿誤會，因此菲薄科學，我絕不承認科學破產，不過也不承認科學萬能罷了。”[21]梁啟超並無半點反對科學之意，這在下文還將談到。但更重要還在於，他提出“不承認科學萬能”論，正傳達了西方社會文化思潮變動的重要信息。所以，他還批評說：近代歐洲一些“唯物派的哲學家，托庇科學宇下建立一種純質的、純機械的人生觀，把一切內部生活、外部生活，都歸到物質運動的‘必然法則’之下。這種法則，其實可以叫做一種變相的運命前定說”。既然人類的精神與物質一樣，皆受必然法則支配，還有什麽人類的自由意誌、情感與道德可言？“果真這樣，人生還有一毫意味，人類還有一毫價值嗎？”精神家園的缺失，令人們陷入懷疑、沉悶和畏懼之中，“不知前途怎生是好”。同時，弱肉強食、勞資對立，直至歐戰發生等等，也“都是從這條路產生出來”。“現今思想界最大的危機，就在這一點。”不難看出，梁啟超所批評的正是西方近代理性主義的弊端，所謂“科學萬能之夢”，實為“理性萬能之夢”，而艾愷則謂當稱之為“現代化萬能之夢”。必須重視的是，梁啟超明確斷言：歐人“科學萬能”夢破，是“最近思潮變遷一個大關鍵”；而強調直覺和“精神生活”的柏格森哲學等的興起，複預示著歐洲“新文明再造之前途”。[22]這說明，梁啟超深切地感悟到了歐洲戰後社會文化思潮的變動，同時，也獲得了一個新的思想支點：反省現代性（艾愷稱“反現代化”）。
應當說，梁啟超遊歐前對於上述西方社會文化思潮的變動已有所了解，這不僅是因為其好友張東蓀、張君勱通曉西學，張且是研究柏格森專家，而且更重要是《學燈》已有文倡導反省現代性的觀點。例如，1918年9月30日《學燈》的《本欄之提倡》說：“於原有文化，主張尊重，而以科學解剖之，……於西方文化，主張以科學與哲學之調和而一並輸入，排斥現在流行之淺薄科學論。”所謂“淺薄科學論”，顯然是指西方流行的“科學主義”或叫“科學萬能”論。1919年3月15日該刊複有《讀新青年雜誌第六卷一號雜評》一文指出：隻講“德、賽”兩先生是不夠的，還當講“費先生”（哲學）。歐戰後西人想到了須請“費先生”出來，“講個根本和平的辦法。因為費先生是很可以幫助賽先生達他的目的，並且人類應該有一種高尚的生活，是全靠費先生創造的。總之，前數十年是賽先生專權的時代，現在是賽先生和費先生共和的時代。這是歐美一般賽先生和費先生的門生所公認的。何以貴誌隻擁護賽先生，而不提及費先生呢？”強調自然科學須與人文攜手以實現高尚的生活，這正是西方反省現代性的基本觀點。梁啟超對此一定有所了解，惟其如此，才不難理解何以他遊歐期間格外重視與柏格森的會麵，且很快理解並接受了反省現代性。同時，盡管如上所述，在梁遊歐前《學燈》等刊物對西方社會文化思潮的變動已有所反應，但將其具體生動地介紹到國內並引起廣泛注意，仍要歸功於梁啟超《歐遊心影錄》的發表，尤其是他的“科學萬能”論破滅的提法，集中鮮明，具有極大的尖銳性，它對虔誠崇拜西方文明的時人來說，確有驚世駭俗，振聾發聵的作用。胡適說：“這三十年來，有一個名詞在國內幾乎做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無論懂與不懂的人，無論守舊和維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對他表示輕視或戲侮的態度。那個名詞就是‘科學’。……直到民國八九年間梁任公先生發表他的《歐遊心影錄》，科學方才在中國文字裏正式受了‘破產’的宣告。”“梁先生的聲望，梁先生那枝‘筆端常帶感情’的健筆，都能使他的讀者容易感受他的言論的影響。”[23]若將此言作正麵理解，便不難想象梁啟超將西方反省現代性思潮引入國內，曾產生了多麽大的反響。
艾愷認為，“梁的《歐遊心影錄》不過是他不斷將西方思想對中國引介的事業的一個延長”[24]。這一論斷是深刻的。至此，我們可以這樣說：梁啟超思想轉變的真正內涵，在於皈依反省現代性。這是他向西方追求真理事業的延續，而非叛逆。反省的本身就是理智的，談不上情感壓倒理智。因之，無論其間有怎樣的誤區，他的思想實趨於深刻。緣此考察歸國後的梁啟超與新文化運動，我們便有了一個新的視角。
[1] 學界多將新文化運動與廣義的“五四運動”視為等量的概念。據此，何幹之的《中國啟蒙運動史》和周策縱的《五四運動史》都認為新文化運動的起止時間是：1915年9月—1923年12月。彭明的《五四運動史》則定為：1915年9月—1921年7月。
[2]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33），71、69頁，北京，中華書局，1989。
[3]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32），17、19頁。
[4] 李華興、吳嘉勳編：《梁啟超選集》，704頁。
[5]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872頁。
[6] 《時報》，1917-04-16，轉引自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231頁，台北，食貨出版社，1978。
[7] ［美］周策縱：《五四運動史》，280頁。
[8]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896頁。
[9] 崔誌海：《評海外三部梁啟超思想研究專著》，載《近代史研究》，1999（3）。
[10] ［美］馬文·佩裏主編：《西方文明史》，下卷，368頁。
[11] 哈貝馬斯語，參見［英］尼克·史蒂文森：《認識媒介文化》，王文斌譯，86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12] ［美］馬文·佩裏主編：《西方文明史》，下卷，368、454頁。
[13] 同上書，481頁。
[14] 胡秋原：《西方文化危機與二十世紀思潮》，340頁。
[15] ［美］艾愷：《世界範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論文化守成主義》，5、15頁。
[16] 鄭振鐸：《梁任公先生》，見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89頁，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
[17]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30），1頁。
[18]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893頁。
[19] 同上書，881頁。
[20]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23），12、38頁。
[21] 同上書，22、18、12頁。
[22] 同上書，11、12、15頁。
[23] 胡適：《胡適文存二集》，卷2，2、3、7頁。
[24] ［美］艾愷：《世界範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論文化守成主義》，14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