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論者多肯定梁啟超歐遊歸來並未改變其學習西方與主張新文化的初衷，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它與梁啟超自謂“吾之靈府必將起一絕大之革命”以及“自覺”雲雲相較，畢竟又仍顯隔膜。實際上，梁啟超所謂的思想“革命”與“自覺”，歸根結蒂，乃是指他體察了歐洲社會文化思潮的變動，並最終服膺反省現代性的思潮。

歐戰作為人類第一次世界大戰，慘絕人寰，創深痛钜。美國學者馬文·佩裏主編的《西方文明史》說：“大戰給許多人留下的是綿綿不斷的痛苦——西方文明已失去了它的活力，陷入了一個崩潰瓦解的低穀。”“無疑，任何能允許如此毫無意義的大屠殺持續四年之久的文明已經表明它走向衰敗。”[1]歐洲許多人因之對西方文明失去了信心，“西方沒落”，“上帝死了”，悲觀的論調漸起，彌漫歐洲大陸。與此同時，出現了“理性的危機”。人們發現，“歐洲釋放出來的科學和技術的威力似乎是他們不能控製的，而他們對歐洲文明所創造的穩定與安全的信仰，也隻不過是幻想而已。對於理性將要驅走殘存的黑暗，消除愚昧與不公正並引導社會持續前進的希望也都落了空。歐洲的知識分子覺得他們是生活在一個‘破碎的世界’中”。所謂“破碎的世界”，就是韋伯所謂的“理性具有的可怕的兩麵性”：它一方麵帶來了科學和經濟生活中的輝煌成就，但與此同時，又無情地鏟除了數世紀以來的傳統，將深入人心的宗教信仰斥為迷信，視人類情感為無益，“因而使生命喪失精神追求”，“世界失去魅力”，“使生命毫無意義”。人們在藉理性征服自然的同時，其主體性也發生了異化，成為了理性的奴隸。因之，人感到了孤獨，又出現了“人的危機”。也緣是之故，自19世紀末以來便陷入衰微的理性主義，進一步衰墮了。[2]

戰後歐洲的反省存在兩個取向：一是以馬克思主義為代表，它從唯物論的觀點出發強調所謂的“理性的危機”，說到底，無非是資產階級“理性王國”的危機；因之消除社會危機的根本出路，應在於通過無產階級的革命，徹底改變資本主義的社會製度，將人類社會引向更高的發展階段。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是此一取向的善果。二是反省現代性，它集中表現為非理性主義思潮的興起。現代性是指自啟蒙運動以來，以役使自然、追求效率為目標的係統化的理智運用過程。許多西方現代學者從唯心論出發，將問題歸結為理性對人性的禁錮，因而將目光轉向人的內心世界。他們更強調人的情感、意誌與信仰。尼采大聲疾呼“重新估定一切價值”，被認為是非理性主義思潮興起的宣言。20紀初以柏格森等人為代表的生命哲學，強調直覺與“生命創化”，風行一時，是此一思潮趨向**的重要表征。

馬文·佩裏認為，西方現代思想的發展經曆了兩個廣義的階段：早期現代思想與後期現代思想。前者形成於啟蒙運動時期，推崇理性、科學與人性善；後者則形成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是“一種新的世界觀”，它令歐洲意識產生巨變：“自牛頓以來就主導著西方觀念的機械宇宙模式被改變了；啟蒙運動關於人類理性和性善的觀點遭到懷疑。”[3]後者即是非理性主義所代表的反省現代性的思潮。美國學者艾愷則以“現代化”與“反現代化”思潮的消長，來詮釋這個過程。他在《世界範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一書中提出：“現代化的精髓是理性”，它誕生於啟蒙運動。但如影相隨，“反現代化”的意識便同時產生了。後者與前者一樣，“也是一個空前的‘現代’現象”。“不管這類作家的思想中相對性的觀念有多深，就他們關於人類價值或對社會事實的解釋而言，他們和啟蒙思潮始終維持著一個共同的基底，認為全體人類在任何時代其終極目標——在實際上——是一致的；每個人都在追求基本生理、物理性需要的滿足”。所以“反現代化”思潮，應視為人類在追求發展的過程出現的與“現代化”相反相成的一種意識與取向：“是在腐蝕性的啟蒙理性主義的猛烈進攻之下，針對曆史衍生的諸般文化與道德價值所作的意識性防衛”。[4]因之，他將歐戰前後歐洲社會文化思潮的變動，詮釋為“反現代化思潮”的興起。二人的表述容有不同，但究其實質，卻是相同的，即都認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西方社會文化思潮發生重大變動的時期，其轉捩點則在於反省現代性。

非理性主義雖不脫唯心論的範圍，存在著某些非理性的傾向，但它對西方現代性的反省，仍有自己的合理性。胡秋原說，柏格森哲學是西方文化的一種自我反省。[5]菊農在當時即著文指出：反省現代性的非理性主義，已成為西方的“現代精神”。“現代精神真是勢力偉大嗬！科學萬能這潮流還不曾退去，形而上依然又昂首天外，恢複原有之疆域了”。“在哲學方麵柏格森正是現代精神的代表”。[6]

梁啟超遊歐一年，對於戰後歐洲的現狀是清楚的。他看到了歐洲各國麵臨社會革命的危機，但他顯然更關注社會文化思潮的變動。他指出：歐人的最大危機在於“過信‘科學萬能’”，缺失“安心立命的所在”。自啟蒙運動以來，歐洲倡自由放任主義，政製革新，科學昌明，產業發達，受益固多，“然而社會上的禍根，就從茲而起”。這不僅是指社會貧富對立，更主要是相信優勝劣汰的社會進化論，至使崇拜勢力，弱肉強食，成了天經地義；軍國主義、帝國主義變成了各國最時髦的政治方針。歐戰“其起源實由於此”。同時，歐人既相信“科學萬能”，將人的“一切內部生活外部生活，都歸到物質運動的‘必然法則’之下”，抹殺人的情感世界、宗教信仰與意誌自由，形成了一種“機械的唯物的人生觀”，“人生還有一毫意味，人類還有一毫價值嗎？”無怪乎在歐洲“全社會人心，都陷入了懷疑沉悶畏懼之中”。梁啟超強調說，百年物質的進步是巨大的，但人類並沒有因之得到幸福，相反卻帶來了許多災難。“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到如今卻叫起科學破產來，這便是最近思潮變遷一個在關鍵了”。很清楚，梁啟超這裏所反省的正是理性主義，所謂“科學萬能”論就是指“理性萬能”論。梁啟超所以對戰後的歐洲並不悲觀，是因為他相信以柏格森生命哲學為代表的非理性主義的興起，反映了歐人對於現代性的反省，正為歐洲開辟一新生麵：“在哲學方麵，就有人格的唯心論直覺的創化論種種新學派出來，把從前機械的唯物的人生觀，撥開幾重雲霧。”“柏格森拿科學上進化原則做個立腳點，說宇宙一切現象都是意識流轉所構成。方生已滅，方滅已生，生滅相銜，便成進化。這些生滅，都是人類自由意誌發動的結果。所以人類日日創造，日日進化。這‘意識流轉’就喚做‘精神生活’，是要從反省直覺得來的”。“歐人經過這回創钜痛深之後，多數人的人生觀因刺激而生變化，將來一定從這條路上打開一個新局麵來。這是我敢斷言的哩”。[7]

艾愷認為，梁啟超所批評的“科學萬能”論，也可稱之為“現代化萬能之夢”。他的上述著作將梁啟超的思想變動置於歐洲思潮變動的大背景下考察，視野開闊。他說：“梁的《歐遊心影錄》不過是他不斷將西方思想對中國引介的事業的一個延伸。”[8]這是一個值得注意和十分重要的論斷，因為它指陳了一個事實：歐遊歸國的梁啟超仍然是一位西方文化的熱心傳播者，但較前不同在於，他與時俱進，皈依戰後歐洲新興的“現代思想”——反省現代性。

馬克斯·韋伯指出：社會科學研究工作的進展，集中表現為人們借以認識現實的概念不斷發生變化。“社會科學領域裏最值得重視的進步毫無疑問與下列情況有關：文明的實際問題已經轉移並具有對概念結構進行批判的形式”。[9]歐戰前後的世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歐洲社會思潮的變動說明“文明的實際問題已經轉移”，反省現代性恰為梁啟超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使之得以重審視中西文化，並對既有的“概念結構進行批判”，從而形成了他自感欣慰的文化“自覺”。

[1] ［美］馬文·佩裏主編：《西方文明史》，下卷，368頁。

[2] ［美］馬文·佩裏主編：《西方文明史》，下卷，454～455頁、316頁。

[3] 同上書，294頁。

[4] ［美］艾愷：《世界範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論文化守成主義》，14～15頁。

[5] 胡秋原：《西方文化危機與二十世紀思潮》，340頁。

[6] 菊農：《杜裏舒與現代精神》，載《東方雜誌》，第20卷第8號，1923-04-05。

[7]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23），9～12頁、18頁。

[8] ［美］艾愷：《世界範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論文化守成主義》，141頁。

[9] 轉引自［法］雷蒙·阿隆：《社會學主要思潮》，葛智強、胡秉誠、王滬寧譯，611頁，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