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我國史學界長期以來將“中國近代史”的時限，定在1840年鴉片戰爭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而後的曆史則定為“中國現代史”；所以，高校曆史係多分設中國近代史與中國現代史兩個教研室，教材自然也是分別編寫。近年來，學界已漸趨共識：中國近代史下限延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其後是中國現代史。與此相應，許多高校曆史係的中國近、現代史教研室開始合並，一些新編寫的中國近代史教材下限也延至了1949年（為便於說明問題，以下仍以傳統的中國近代史教材舉例，簡稱近代史教材）。

盡管60年來有各種版本的近代史教材麵世，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新編的更多，但是，從總體上看，都無非蕭規曹隨，大的體例沒有根本性變化，基本上還是一個模式。早些年，教師講本課程的緒論，通常都會將近代史教材的體例（也是近代史發展的脈絡），作這樣提綱挈領的概括：一條紅線（反帝反封建）；兩個過程（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相勾結，將中國社會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過程，同時也是中國人民堅持反帝反封建鬥爭的過程）；八大事件（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洋務運動、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它生動、準確、經典，大有益於學生理解與把握教材；同時，也指明了現有近代史教材的基本特點和優點：在鮮明的唯物史觀指導下，突出近代曆史發展規律，表彰近代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偉大鬥爭的正義性和所取得的曆史性勝利，表現出了很強的曆史邏輯性與說服力。陳垣與陳寅恪兩位大師，都曾肯定致用是史學的重要社會功能。在抗日戰爭時期，陳垣的《通鑒胡注表微》著力表彰胡三省“陳古證今”，“未嚐忘情政治”；[1]而陳寅恪為陳垣在敵占區北京寫就的《明季滇黔佛教考》作序，強調“宗教與政治終不能無所關涉”，[2]高度讚揚本書表達了作者崇高的愛國情懷，都反映了這一點。上述近代史教材的體例，發端於延安時期範文瀾先生的《中國近代史》（上），新中國成立後迅速得到進一步發舒和完善。其時，中國人民雖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勝利，但反帝反封建的鬥爭依然嚴峻，近代史教材適應當時的現實需要，是顯而易見的。同時，近代史教材不僅有力地推進了近代史學科的發展，而且影響中學曆史教育，我國幾代人的成長都受益於它，厥功至偉。

但是，也無須諱言，現有近代史教材也存在自己的局限：

其一，內容單一、偏枯，不足以反映曆史的全貌。近代中國曆史體現了古今中外的衝撞與融合，其社會政治、經濟及思想、文化的急劇變動，跌宕起伏，波詭雲譎，是極其豐富、生動和複雜的。現有的教材隻突出了反帝反封建的主線，實際上成了一部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鬥爭史。這本身固然是重要的，但是，畢竟不足以反映曆史的全貌，便顯得內容單一、偏枯，也難以引人入勝。雖然近年來新出的一些教材也注意到了這一點，開始增加一些有關思想文化的章節；但畢竟全書的編寫體例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革，這些補偏救弊，無法扭轉全局。

其二，不能滿足學科發展的需要。教材建設構成了高校人才培養模式的一大要素，這是因為教材直接影響學生的知識結構。近代史是中國通史的一部分，是曆史係學生的專業必修課。按專業要求，學生應通過學習這門斷代史，能較為全麵地理解與把握近代中國曆史的發展，以便為進一步拓展專業必需的更多相關知識，尤其是為將來接受研究生階段高級專門人才的培養，打下堅實的知識基礎。教材的內容過於單一，顯然是不利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構成現有教材主體的所謂“八大事件”，由於起點已高和研究者興趣的轉移，多年來的相關研究，從總體上看，確實十分沉寂，進展甚微。如有的前輩學者說，曾為顯學的辛亥革命研究，現在成了“節日學術”，一般隻能在大的紀念會上聽到動靜，對話都難。這自然不是絕對的，相信將來還會有新的局麵出現，但這畢竟是現狀。與此相反，新時期以來，近代文化史、社會史、區域史、城市史、現代化史等等，新的學科領域不斷開拓，新思想、新成果層出不窮，已成百花盛開的新局麵。然而，受現有傳統教材體例的局限，大量新的研究成果難以引入教材。這不利於學生開拓學術視野，不言自明。而麵對日新月異的近代史學術研究的全新局麵，現有教材之陳舊，也就愈加難以掩飾了。

其三，與社會需要脫節。曆史是最為深刻的國情，也是資政育民極為寶貴的國家資源。如前所述，現有近代史教材所以能發揮那麽巨大的作用，說到底，是它適應了早期新中國建設的現實需要。新時期以來，中國社會發生轉型，國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與此相應，國家與社會發展所需提供的曆史智慧的支持，顯然已不滿足於單一的反帝反封建的鬥爭經驗（這無疑還是重要的），它需要更加豐富和深入的曆史知識。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對於作為“昨天”而與當今中國息息相通的近代史知識的渴求與日俱增，是有目共睹的社會現象。現有近代史教材內容單一，其與社會需要脫節，無疑也大大地製約了史學自身社會功能的更好發揮。

其四，與現有作為高校政治思想教育課程之一的教材《中國近現代史綱要》多所重複。曆史專業課程教材與公共課教材的區別，不應僅僅是內容繁簡的差異，而應當體現功能性的不同。但由於二者都隻突出反帝反建鬥爭的主線，所以無論後者如何注意壓縮篇幅和重組專題，都難以避免重複之感。事實上，現有的近代史教材體例，對於作為政治思想教育的課程而言，實較作為曆史專業主幹骨的課程，更具有合理性。不同課程間教材功能的混淆，是一種資源浪費，也反映了辦學思想的欠清晰，是需要學校當局特別引起注意的。

[1] 陳垣：《治術篇第十一》，198頁，北京，中華書局，1962。

[2]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273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