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當說，鑒於現有近代史教材的局限，人們多主張與時俱進，有所變革，這遠非一日，本不是新問題；但是，近年來，由於人們將之與所謂近代史研究的“範式”問題相聯係，強**材的編撰，首先必須明確當遵循哪一種範式來寫，便又成為了新問題，且變得更顯複雜與沉重了。
“範式”的概念，最早是美國學者庫恩於1962年在他的成名作《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提出的。他認為，一個時期占據主導地位，被學術共同體所遵循的定律、理論、應用與儀器，構成了科學研究的範式即模型；科學的變革與進步，歸根結底，表現為此種新舊範式的不斷更替。近些年來，一些學者借用這一概念，將新中國成立以來的近代史研究注重反帝反封建革命鬥爭，歸結為“革命史範式”；而將新時期以來主張借用現代化理論重新探究近代史，稱之為“現代化範式”。步平在《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一文中說：除了“革命史範式”之外，“由於實現社會的‘現代化’成為主要的目標，開始有人提出從現代化的視角重新評價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的主張，而對曆史評價的關注比研究具體問題更能觸及學術發展的方向問題，並能凸顯近代史在整個社會實踐中的位置。這一主張逐漸從理論上被加以係統化，形成被稱為‘現代化範式’的學派。而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也同時出現了用‘革命史範式’還是用‘現代化範式’加以分析闡釋的討論與爭鳴。”[1]張海鵬主編的10卷本《中國近代通史》第1卷是《近代中國曆史進程概說》，其中第1章《中國近代史史書編纂的回顧》，對編纂近代史與上述兩種“範式”的關係及其得失，有係統的探討。他主張“在‘革命史範式’的主導下，兼采‘現代化範式’的視角”，並強調若反之，則“將為智者所不取”。[2]由上可知，探討近代史教材的問題不可能回避所謂的“範式之爭”。從客觀上講，學者對於“範式”問題並沒有真正展開討論，更談不上出現“爭鳴”的局麵。不過，範式問題的提出，畢竟有助於深化我們對於近代史教材問題的思考。在這裏，仍需要提出兩個問題。
其一，在現實的近代史研究中，事實上存在有“兩個範式”，因而出現彼此的爭論嗎？
何為範式？依庫恩本人的思想，稱得起範式，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擁有一批具有典型示範意義的傑出成就。他說：“我所謂的範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認的科學成就，它們在一段時間裏為實踐共同體提供典型的問題和解答。”[3]二是具有“不可通約性”，即新舊範式“完全不能並立”，[4]新範式具有不可替代性。所以，他強調指出：“這些年來我所突出的最強烈的感覺就是，不可通約性必定是任何曆史的、發展的或進化的科學知識觀中一個基本的成分。”“範式一改變，這世界本身也隨之改變了。”“範式改變的確使科學家對他們研究所及的世界的看法變了。”[5]
我們不妨用這兩條標準來衡量當下所謂的“革命史範式”與“現代化範式”。
將新中國成立以後的近代史研究，歸結為“革命史範式”，其具體提法是否準確，下文將會談到，這裏暫不置論；但稱之為“範式”，畢竟多少還有些根據。以範文瀾、郭沫若、翦伯讚以及胡繩、劉大年等為代表，一大批老一輩學者蓽路藍縷所取得的巨大學術成就，在近代史研究領域顯然具有重要的典範意義，長期以來為廣大同行所公認，而後者也恰恰構成了學術共同體的實踐者。至於與舊中國的傳統史學相較，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為指導的“革命史範式”，其具有的“不可通約性”，更不待言。但是，所謂“現代化範式”，則是另一種情況，不應等量齊觀。近年來，一些學者致力於這方麵的研究和探索，確實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但平心而論，尚不能說業已取得了公認的，具有典範意義的成就，從而促成了學術共同體的確立，並為之提供了實踐的模型。更重要的是，至少從目前看，所謂的“現代化範式”還不具備“不可通約性”，相反，恰恰是可以被“革命史範式”所通約和涵蓋的。胡繩說：“以現代化為中國近代史的主題並不妨礙使用階級分析的觀點和方法。相反的，如果不用階級分析的觀點和方法，在中國近代史中有關現代化的許多複雜的問題恐怕是很難以解釋和解決的。”[6]這有說服力。近代中國隻有通過革命，實現了民族獨立，才能為現代化開辟道路。從這個意義上說，近代的民族民主革命不僅構成了中國現代化的前提條件，而且，其本身同時即構成了中國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此外，從業已出版的成果看，其視野與“革命史範式”，也並非不能兼容。例如，虞和平在他主編的三卷本《中國現代化曆程》的“緒論”中，強調本書的宗旨說：“第一，圍繞一條主線。即以考察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和政府如何為爭取國家獨立富強而奮鬥的過程為主線。”“闡述中國共產黨和其他社會力量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總結其成功經驗和挫折教訓，了解其特殊性和艱巨性，明白其從資本主義現代化轉變為蘇式經典社會主義現代化，再變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由過程，無疑是十分有益的，即所謂‘鑒往而知來’。這就是編寫本書所要努力追求的目標。”[7]所以，我們應當肯定，研究現代化史是十分有意義的新的探索；但是，同時也必須承認，所謂“現代化範式”，在當下還僅是一種新的研究視角與新的探索，而遠非業已形成的客觀存在，自然也談不上形成了所謂“現代化範式的學派”。庫恩曾指出：在自然科學研究中，一種範式的產生絕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曆史向我們提示出，通向一種堅實的研究共識（research consensus）的路程是極其艱難的。”[8]同樣，所謂“革命史範式”與“現代化範式”的爭鳴，說到底，還僅是在部分研究者範圍內的一種概念上的討論，而非在實踐層麵上兩種範式的真正較力。厘清這一點，並不意味著否定未來“新範式”出現的可能性，僅是為了替當前討論近代史教材問題提供前提。
其二，所謂範式問題對於編寫近代史教材，真的有那麽重要嗎？
近年來，“範式”一詞頗為流行。但是，人們卻往往忽略了基本的一點：庫恩作為科學史家和科學哲學家，他主要是根據自然科學史的發展規律提煉出這一重要概念的。盡管他本人不否認一些人將範式的概念運用於人文社會科學科領域的可能性，甚至說自己也恰恰從這些學科首先得到了許多啟示；但是，他始終沒有忘記提醒讀者注意，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發展，二者間畢竟存在著明顯的差異。他寫道：
然而，本書也打算提出另外一種論點，對許多讀者而言，它不太容易看得清。雖然科學發展也許比我們過去所設想的要更像其他領域的發展，它也有明顯的不同。例如，說科學至少在其發展過了某一點之後，以一種其他領域所不具備的方式進步，這話不能說是錯的，不管進步本身可能是什麽。本書的目標之一，就是考察這樣的差異，並著手解釋它們。
例如，請回想本書反複強調的：在發展成熟的科學中沒有（我現在應該說很少）競爭的黨派。或者，請回憶我所評述的範圍，其中一個特定科學共同體的成員成為這個共同體的工作的僅有的觀眾和裁決者。或再想想科學教育的特殊性質，想想以解謎為目標以及在危機和抉擇時期科學團體所引用的價值係統。本書還區分出同類的其他特征，其中每一個單獨看並不必然為科學所獨有，但它們合攏起來，便構成使科學活動區別於其他活動的整體特征。[9]
庫恩強**科書支持科學範式的意義，但他同時也指出了自然科學的特殊性。他說，在文學藝術領域，人才的培養主要借重早期藝術家的作品，教科書的作用是次要的；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教科書就顯得重要多了，但即便如此，大學課程一定會要求閱讀大量的原始資料和經典著作，而這樣一來，學生便會“經常麵臨著互相競爭且不可通約的解答，他最終必須自己去評估它們”；而在自然科學領域則大不同。“學生主要依靠教科書”，基本不需要閱讀教材以外的其他文獻資料。“例如，畢竟那些學物理的學生所需要知道的所有東西，在許多最新的教科書中都以更簡潔、更精確、更有係統的形式得以重述，為什麽他們還要去讀牛頓、法拉第、愛因斯坦或薛定諤的著作呢？”[10]庫恩的這些觀點，對於我們進一步理解近代史教材與範式問題的關係，有很重要的啟發意義。
首先，所謂“革命史範式”的提法應當慎重。長期以來，近代史研究確實隻突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鬥爭，在研究視野與內容上都顯得單一、偏枯；但是，因此便將之定性為“革命史範式”，卻是不準確的。新中國史學區別於舊中國傳統史學，根本一點，是在於它堅持以唯物史觀為自己的理論指導。唯物史觀是一科學開放的理論體係，以它作為科學的指導，史學研究不可能也不應該出現畫地為牢、作繭自縛的局麵。長期以來近代史研究所以形成了隻突出反帝反封建的褊狹局麵，除了上述能動助益中國人民現實的革命鬥爭這一積極的因素之外，與長期受極左思潮的禁錮，學者思想難得解放，大家心存餘悸，樂於趨同而視創新開拓為畏途，也有很大的關係，甚至可以說，是更重要的原因。如上所述，庫恩在談到必須注意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差別時，特別舉例說：“例如，請回想本書反複強調的：在發展成熟的科學中沒有（我現在應該說很少）競爭著的黨派。或者，請回憶我所評述的範圍，其中一個特定科學共同體的成員為這個共同體的工作的僅有觀眾和裁決者。”他顯然注意到了，人文社會科學不同於自然科學，它更多地受到了意識形態的製約；其學術共同體的成員也不可能像自然科學一樣，全然成為自身工作的“僅有觀眾和裁決者”。應當說，在極左思潮影響下的中國學術界，此種現象就更顯突出，甚至於一個學者因提出一個不合時宜的觀點，就可能給自己帶來橫禍（事實上，其時中國的自然科學研究也深受其害）。所以，這裏存在兩個層麵的問題：一是事實上近代史研究陷於偏狹的局麵；二是造成此一局麵原因的客觀分析。後者涉及對新中國前30年近代史研究工作的評價問題，這裏不能展開。但是，需指出的是：將經幾代學者認真研究所形成的對近代中國社會曆史發展，具有真知灼見的一係列重要認知，簡單定性或歸結為“革命史範式”，不僅不準確，而且不公平。因為，在唯物史觀指導下所獲致的這些認知，歸根結底，是體現了對近代中國社會曆史發展整體和本質的把握，具有指導整個近代史研究的意義。將之僅僅歸結為對“革命史”的範式意義，顯然是低估了它，是不恰當的。這裏涉及新中國建立60年來，前後兩個30年的關係問題。不能簡單將二者對立或割裂開來，要看到它們間存在的繼承與創新的關係。新時期以來，近代文化史、近代社會史、近代區域史，甚至包括現代化史等等，新領域的不斷開拓，既是撥亂反正、思想解放的善果，同時也是在既有認知基礎上的發舒，不是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嗎？
其次，庫恩強調：“一個範式就是一個公認的模型或模式。”[11]在人文社會科學，尤其是曆史研究領域，是否存在著如同庫恩所說的像在自然科學領域那樣，整齊劃一的所謂“範式”或叫研究“模型”、“模式”；其學術發展的規律，是否也同樣表現為這種整齊劃一的“範式”或“模型”、“模式”的新舊連續有序的更替？換言之，即便借用這個概念，在自然科學領域和曆史研究領域，二者可以等量齊觀嗎？這仍然是可以提出作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以客觀自然界為研究對象的自然科學，重在求真。構成自然科學研究範式的是定律、理論、應用和儀器，它所體現的科學認知，可以反複驗證，具有唯一性即客觀真理性；故其新舊的更替，也多具有不可逆性。天文學上哥白尼的日心說代替托勒密的地心說，化學上的氧化理論代替燃素說，等等，都說明了這一點。所以，庫恩說：範式改變是革命，“在革命之後，科學家們所麵對的是一個不同的世界”。“革命之前科學家世界中的鴨子到革命之後變成了兔子”。[12]也惟其如此，自然科學領域所謂“範式”的概念所體現的事實，更符合其字麵的意義，顯得整齊劃一。但是，以人類社會為研究對象的人文社會科學，重在求善，包含著價值與意義，情況大不同。尤其是曆史科學，其認知多不具唯一性，相反，在許多情況下，一定的模糊性卻是其特點。所謂“化腐朽為神奇，心知其意，存乎其人”，就反映了這一點。故在人文社會科學尤其是在曆史研究領域，新舊不是判斷是非的唯一標準，“新瓶可以裝舊酒”，今人的新書要讀，前人的古書也要讀。物理係的學生可以隻讀最新的教科書，不必再去讀牛頓、法拉第和愛因斯坦等前人的書；但是，學曆史的誰能說司馬遷的《史記》或班固的《漢書》已經過時了？實際上，庫恩的思想是十分嚴謹的，他不僅提醒人們注意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間存在著的差異，而且在強調科學新範式形成之維艱時，就已經非常明確地指出了，迄今在人文社會科學各領域是否能夠形成自己的範式，還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他說：“在生物各分支——例如遺傳學研究中——第一次普遍被接受的範式還是更近的事；而在社會科學各部分中要完全取得這些範式，至今還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13]既然連庫恩本人都認為，由於自然科學是“以一種其他領域所不具備的方式進步”，所以，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是否也能形成如同自然科學領域的發展“範式”，還是一個未知數；那麽，我們今天談論近代史研究的所謂“範式之爭”，不是應該持十分謹慎的態度嗎？
借用“範式”這一新的分析工具，確實有助於我們進一步深化對某些問題的認識。例如，人們公認清末民初中國傳統學術實現了逐漸向現代學術的轉型，此種轉型若理解為學術新範式的確立，無疑會顯得更加傳神和深刻。同時，我們對於蔡元培為胡適的《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作序，稱讚作者的眼光、手段與方法，可以為“後來的學者開無數法門”的理解，[14]自然也會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我國史學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指導地位，其與舊中國的傳統史學明顯地劃開了界限。1951年，郭沫若在中國史學會成立大會上說的一段話，很能反映新舊史學的根本轉變。他說：新中國的史學界“在曆史研究的方法、作風、目的和對象各方麵”，“已經開辟了一個新紀元”：[15]由唯心史觀轉向唯物史觀，由個人研究轉向集體研究，由名山事業轉向群眾事業，由貴古賤今轉向注重近代史，如此等等。此種新舊史學的根本轉變，若從範式更替的視角看，不是也可給人以豁然開朗嗎？不過，上述皆關乎中國學術的根本轉型，隻要不作絕對化的理解，借範式相況，不易發生歧異；而在學術發展的常態下，強調範式更替，就要慎重，避免簡單化。所以，觀察學術的變遷，除了借鑒庫恩的範式說，還不能忘了中國的傳統視野。陳寅恪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新材料研究新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的新潮流。學者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反之，便是不入流。這是古今學術史之通義。[16]他強調學術發展的規律，在於因問題的轉移與新材料的發現，推動了時代學術潮流的新舊更替。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則稱之為學術的“時代思潮”的變動，並對此更有生動的描述。他說：“凡文化發展之國，其國民於一時期中，因環境之變遷，與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進路同趨於一方向，於是相與呼應洶湧，如潮然。始焉其勢甚微，幾莫之覺，浸假而漲——漲——漲，而達於滿度。過時焉則落，以漸至於衰息。”他複借佛教的“生”、“住”、“異”、“滅”說，具體闡發學術思潮“流轉”即時代變遷內在的規律。其中，在談到新舊學術思潮嬗變時，這樣寫道：“凡一學派當全盛之後，社會中希附末光者日眾，陳陳相因之，固已可厭，其時此派中精要之義，則先輩已發無餘，承其流者，不過捃摭末節以弄詭辯，且支流分裂，排軋隨之，益自暴露其缺點。環境既已變易，社會需要，別轉一方向，而猶欲以全盛期之權威臨之，則稍有誌者必不樂受，而豪傑之士，欲創新必先推舊，遂以彼為破壞之目標，於是入於第二思潮之啟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終焉。”[17]他們觀察學術發展史的視野，耐人尋味。無論是陳寅恪還是梁啟超，在他們眼裏，學術史的變遷，如潮之起伏，後浪推前浪，渾然一體，而非決絕。其實，這也是中國傳統的視野。學術有通義，治史無定法。司馬遷說“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史學研究既體現了古今中外知識的融通，更體現了史家個人德、才、學、識的綜合。從這個意義上說，史學研究恰恰是超時空和超範式的。故中國傳統講辨章學術，抉微鉤沉，重學術潮流，同時也重學派，如今古文經學派、乾嘉學派、國粹學派、疑古派，等等。潮流與學派的提法體現了學術的共性或通義，既強調源流，同時又不抹殺個性，很符合學術沿革與發展的特點。例如，晚清的今古文經之爭，一直可以追溯到漢代，其間多少事，豈是一個“範式”所能說得清楚？中國傳統觀察學術發展史的視野，表麵上似籠統、寫意，實有深刻獨到之處，有自己的合理性，尤其對於史學研究而言，更是如此。
綜上所言，從嚴格意義上講，當下的近代史研究，不僅客觀上並不存在所謂“兩個範式”的較量；而且，事實上也不存在庫恩所說的“範式”。過分渲染所謂“革命史範式”與“現代化範式”的並存與爭鳴，易產生誤導：除了上述將導致對新中國尤其是前30年近代史研究的曆史地位估計不足的偏頗外，依庫恩新舊範式不通約的思想，無論自覺與否，實際上又為否定“革命史範式”，在邏輯上預設了前提。而這顯然是不明智的。值得注意的是，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的譯者金吾倫先生，新近在《範式概念及其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的應用》一文中，表達了他的困惑：“範式概念的應用，活躍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氛圍，豐富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內容，但同時也給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帶來兩個問題：一個是範式轉換使原來的傳統產生革命，以至於拋棄了原來的傳統，形成與原來傳統相互衝突的新傳統，新方向，這個新傳統、新方向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第二個問題就是新舊範式之間的不可通約性問題。因為如果前麵所說的新傳統、新方向仍然是屬於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那麽就不存在不可通約性問題，前後兩個馬克思哲學傳統肯定是可通約的。在後一種情況下，‘範式轉換’中的範式概念就不是庫恩意義上的範式概念了。”[18]他的此種困惑具有普遍性。這不僅僅是緣於意識形態的問題，更為本質的問題在於如庫恩所說，自然科學的“科學活動”，具有“區別於其他活動的整體特征”，因而“以一種其他領域所不具備的方式進步”。換句話說，自然科學領域新舊範式更替的發展模式，並不契合人文社會科學，尤其是曆史科學的自身規律，因而才出現了扞格難通的尷尬。金吾倫主張，為了避免此種尷尬的局麵，應當修改庫恩的範式概念，對之作重新界定，他稱之為“重建範式”。他說：“我認為要這樣做，我們必須旗幟鮮明，明確表明態度，而且還需要做許多非常細致和艱苦的工作。首先必須分清庫恩的範式概念中哪些適用哪些不適用於我們的研究，同時指出其理由。”[19]金先生固然用心良苦，但是，且不說“重建的範式”既非原來的意義了，它是否還“神聖靈驗”？僅就近年人們多倡言要打破西方的學術話語權，建立中國自己的學術話語係統而言，這樣做，是不是大違初衷，而且“太累”了？
要言之，引進範式的概念，有助於開拓人們的視野；但在曆史研究中刻意強調整齊劃一的範式及其更替，卻難免簡單化，作繭自縛。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強調，還必須重視中國傳統的學術視野。尤其在曆史研究領域，強調學術繼續與創新的統一，實較斤斤於範式的區分，更具有重要的意義。
教材不同於一般的著作，它必須盡量吸收最新的學術研究成果，較為全麵地反映一個時期學科發展的全貌；同時，還必須適合於教學的需要。依庫恩的理論，科學範式既是一個時期起主導作用的科學研究的路徑與模式，科學教材反映並支持這個範式，是完全合乎邏輯的。由於自然科學的定律、定理一旦確立，通天下皆一式，故其範式的內涵與外延易於把握並取得共識。這也就是學習自然科學的學生，可以主要依賴教材，而無需更多閱讀其他文獻資料的原因所在。曆史學的研究，雖然一個時期也會形成某種主流趨勢，但是，要說清楚它的所謂範式，談何容易。近年來，隨著範式概念的引進，近代史教材的編寫究竟必須遵循“革命史範式”，還是必須遵循“現代化範式”，或者是“以革命史範式為主，適當結合現代化範式的視角”，似乎成了大問題。實際上，這不是個真問題。我們不妨試問一下：如果說，近代史研究中真存在著“革命史範式”與“現代化範式”兩種範式（有人說不止兩種），那麽，不用說眾多研究者的歸屬，就說言者本人，恐怕也很難能說清楚自己的研究工作當歸入哪種範式。所以，說到底，人們在“範式”名義下所爭的真正有意義的隻有一點：在唯物史觀指導下，長期以來學界對於近代中國社會曆史發展所獲致的共識，包括對近代社會的性質、主要矛盾與發展趨向等一係列重大問題的認識，是否還應當和如何加以繼承，並體現在新編的近代史教材中。範式概念的引入，使問題的討論增添了理論的意味，但同時也使問題變得更加繁複和沉重了。
教材要反映學科研究的現狀是一回事，怎樣實現這種反映又是另一回事。換言之，教材不是被動地反映學科研究現狀，它要適合教學，注重自己的呈現方式。所以，教材編撰既要講科學性，還需要講個性與特色。重要的問題，不在於爭論範式，而在於堅持科學性，突出個性與特色。在這一原則下，強調繼承與創新統一，該繼承的傳統必須堅持，該創新的地方必須勇於破舊立新。這符合學術史之通義，同時，近代史教材的建設雖然艱巨，卻可以因之變得不需要那麽複雜與沉重。
[1] 《光明日報》，2009-01-13。
[2] 張海鵬：《中國近代通史》，第1卷，50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3] ［美］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金吾倫等譯，4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4] 同上書，85頁。
[5] 同上書，199、101頁。
[6] 胡繩：《胡繩全書》，第6卷（上），8～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7] 虞和平：《中國現代化曆程》，第1卷，33、1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
[8] ［美］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14頁。
[9] ［美］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187～188頁。
[10] ［美］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187、148、149頁。
[11] ［美］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21頁。
[12] ［美］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101頁。
[13] 同上書，14頁。
[14] 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188頁。
[15] 郭沫若：《近兩年來的中國曆史學》，載《光明日報》，1951-07-29。
[16] 參見陳寅恪：《陳垣敦煌劫餘錄序》，見《金明館叢稿二編》，266頁。
[17] 梁啟超：《飲冰室全集·專集》（34），1、3頁，北京，中華書局，1989。
[18] 金吾倫：《範式概念及其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的應用》，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09（6）。
[19]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