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894年秋到芝加哥大學上任伊始，杜威便積極地為籌建實驗學校做準備，這個準備一方麵是辦學經驗上的；另一方麵是擬定辦學的宗旨和具體的操作計劃。

在辦學經驗上，雖然以前杜威沒有參加過任何一所中小學的管理，但可以說杜威並不缺少相關的經驗。他的經驗主要來自這樣幾個方麵：第一，在其從佛蒙特大學畢業後，曾到賓夕法尼亞州南石油城的一所高中擔任過兩年的拉丁文、代數和科學教師；第二，博士畢業後便受聘到密歇根大學，參加了該大學組織的“密歇根教師俱樂部”,並於1887—1888年度擔任該俱樂部的副主席，期間多次到中學去參觀和調研，對中學教學和管理情況比較熟悉；第三，杜威從1886年起擔任哲學係主任，主持管理和教學工作，這方麵的實際經驗可以遷移到實驗學校的管理中來；

第四，為了獲得更多的關於開辦新式學校的經驗，從1894年10～11月，杜威先後三次前往由帕克擔任校長的庫克縣師範學校參觀學習；第五，最重要的是，杜威邀請到曾擔任過學區總監的埃拉·楊女士，來擔任實驗學校的教學監督工作；並且他的妻子、曾在密歇根州的中學擔任過多年教師的艾麗斯，從實驗學校創辦伊始，都一直在協助杜威處理好實驗學校的各種日常事務。不過，從上述經曆中，我們確實沒有看到杜威在管理小學方麵的實際經驗，這也許是在實驗學校自1896年1月開辦後，大約有三年時間在“嚐試錯誤”的一方麵原因吧!

1895年前後，杜威擬定了《大學初等學校組織計劃》(下文簡稱“《計劃》”)。在《計劃》的篇首，杜威以“共同的問題和目的”為標題，說道：

“一切教育的全部問題在於將心理的和社會的因素協調起來。心理方麵的因素要求個體能夠自由地運用他的所有個人的能力；社會方麵的因素要求個體熟悉他所生活的環境和重要的社會關係，以及在他自己的活動中懂得約束自己以尊重這些關係。因此協調就要求，兒童有能力充分展示他自己，但要在這樣一個方式中，即實現社會目的。”①

接著杜威分別從社會學原理、心理學原理和教育上的應用三個方麵，由普遍原則到具體操作，對實驗學校的基本精神和一般的授課內容與方法做了嚐試性的規定。

就社會學的原理來說，杜威尤其強調學校與兒童的生活、學校與家庭和社會之間的關係問題。他指出，實驗學校乃是兒童生活的地方，上學應該被視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與生活無關的事情。學校生活不應該僅僅作為未來生活的準備或者為其他什麽東西做準備。而且學校生活一定要盡可能與家庭生活聯結起來。應當引導兒童去思考和學習家庭中的事物或活動，例如，房子及其構造；衣服及其款式、質料，食物及烹飪等。從認識家庭的關係開始，逐漸引導兒童了解他們所賴以生存的範圍中更廣的關係。

就心理學原理來說，杜威特別強調自我展示性的活動在兒童學習和成長中的重要性。他說，兒童是一個主動的、自我表現的存在。兒童在動作的掌握之中得到一般的知識和情感，知識和情感從行為中產生，也將回到行為中去。這個行為既不單純是心理上的，也不單純是生理上的，而是包含著通過運動而產生的意象的展示。兒童作為社會性的構成，他的展示一般都是社會性的。例如，語言不管是講演、寫作或者閱讀，都不主要是思想的展示，而主要是社會性的交流。

在兒童的感覺能力發展上，也是同樣的道理。杜威指出，兒童隻有在活動中才能發展感知覺能力。同樣在活動中產生了思想。不管是知識學習還是情感學習都要依賴於表現性的活動。一般來說，正當的興趣(normal interest)將伴隨著一切形式的自我表現：

“除非兒童理解他正在做的事情的目的，除非他認識到活動有某種動機或理由，否則不管外部的興趣表象被刺激得如何徹底，真正的興趣和注意都還在別處。……正常的興趣需要這種包括理論和實踐的技術，而這個技術是在積極的表現過程中被兒童掌握的。”①

隻要我們細心一些，便會發現杜威用詞的謹慎。鑒於“興趣”這個詞語的模糊性，杜威強調興趣應該是“正常的”(normal)。他指出，興趣的原則通常被當做娛樂的概念濫用，或者某些東西令人感興趣。這種理解是完全錯誤的。一方麵，“完全的、有機的興趣，隻有當兒童將他全部的自我投入他的活動之中才能實現。他的活動之所以吸引他，在於這個活動值得作為真正的工作去做”。①另一方麵，興趣活動應能和“工作” (work)聯係起來。這個“工作”不是指那種令人感到不愉快的勞動，而是將兒童的精力引導到被視為必要的事情之上。這個意義上的工作與有意識地“使之相信”的“遊戲”是矛盾的。因為當兒童意識到他僅僅在遊戲，便會停止遊戲，因為興趣已經沒有了。“遊戲的原則就是自由，而工作的原則就是用全部的精力來實現這個目的，這個目的就是表現自我。”②

那麽如何將他所說的社會學和心理學原理應用到教育教學中去呢?杜威為此擬訂了一份課程計劃。他將實驗學校的教學內容，根據兒童的生活分為四大類：即認識房屋、木工、食物和衣服。圍繞這四類生活內容，學習商業、算術、曆史、建築學、動物學和植物學、生理學、化學和物理等方麵的知識。例如通過對“食物”的學習，兒童便可獲得與飲食相關的初級生理學知識、與食物構成要素相關的簡單的化學知識，如碳、鋁、鐵等元素；與食物的生產相關的知識，如農業和種田；與食物的來源地有關的地理知識；與食物的買賣相關的商業知識，等等。

的教育信念，例如“學校即社會”“兒童即自我表現性的存在”“教育即兒童的生活”以及“兒童的生活即是自我表現性的工作”等，盡管它們並沒有以這種凝練的信條式的語言表達出來。因此，我們也許可以說，如果我們把《計劃》視為幹旱的大地所期待已久的雷聲，那麽兩年後的《我的教育信條》的發表，則無疑使還在傳統教育與“新教育”之間徘徊的人們，痛痛快快地接受了一場暴風雨的洗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