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說朱像是持佛門的智度法，王則像是在持慈度法。智度究理，慈度明心見性。儒門還不是要人出世，而是要把人超越了之後再拉回進取的軌道來，拉回到治國平天下這條總路線上來。既超越又進取，比釋、老繁難糾纏多了。根本區別之一就在於二氏之學反對“愛”，而儒卻要深愛博愛、擴大愛、致愛於萬事萬物，從而讓萬事萬物屬於我、皆備於我。這是儒學萬物一體學說的內在機理。
他要想代替朱子，也不能空手套白狼，還得依傍經典。最可下手處，唯有《大學》。《大學》是儒學的宣言，是最簡明又全麵地闡述了儒學本體論與功夫論的憲章綱領，朱子的格物致知理論就依此而發。但朱的起步處卻在《易》與《中庸》，靠《易》講他的“太極”——客觀本體論；靠《中庸》講他的境界修養；盡管全國通用他的《大學集注》為統編教材。
陽明也借用一點兒古儒的辦法，他“找”了一個古本《大學》，然後說這才是真《大學》，朱子把經改歪了。如開宗明義的第一句：本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朱將“親民”改成“新民”，使後文沒有了著落。他用的是“理校法”：下麵的治國平天下與“新民”無發明，而親民則符合孔孟的一貫之道。孔子說“修己以安百姓”，“修己”就是“明明德”，“安百姓”就是“親民”。
王跟徐講：“說親民便是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
儒家以教化為本，以保民養民為本。這是自周初形成“敬天保民”的傳統以來貫穿儒學的基本路線，所以陽明覺得這是根本，不能跑偏。驗之於曆史，則正好有一對比：魯國國君嘲笑齊國國君整天新民新政開放搞活，弄下去，國家將不再是你的。齊國國君嘲笑魯國國君封閉不新民遲早落後挨打玩兒完。果然：“徒親民而昧於新民，此魯國之所以寢衰。”“徒新民而昧於親民，此齊國之所以多故。”（《傳習錄》第一條後但衡今評語）
愛問：“您講隻求之於本心就可以達到至善境界，恐怕不能窮盡天下之理。”
王說：“心即理也。天下哪裏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
愛說：“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有許多理在，不可不察。”
王說：“這種錯誤說法流行已經很久了，一兩句話點不醒你。且按你說的往下說：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個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個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和民上求個信和仁的理——這怎麽能成？其實理就在這一個‘心’上。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的遮蔽，即是天理，不需外頭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運用在對待老人上便是孝，用在君上便是忠，用於朋友和百姓便是信和仁。隻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便是。”
愛說：“您說的我有些明白、開竅了，但舊說纏於胸中，一時難以脫盡。譬如孝敬老人，其中許多細節還要講求嗎？”
王說：“怎麽不講究？隻是有個頭腦，隻要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便自然在冬涼夏熱之際要為老人去求個冬溫夏涼的道理。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有此心才有這條件發出來。好比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才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再去種根。《禮記》說‘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總而言之，須是以深愛為根，有深愛作根，便自然如此。”
另一個學生問：“至善也有必須從事物上求的吧？”
王說：“此心純乎天理便是至善。要從事物上求怎麽個求法？你且說說看。”
學生說：“就還拿事親來說，怎樣恰到好處地保溫涼？平時奉養怎樣適當？都是有學問的，都需要學習、琢磨。”
王說：“單是溫涼之節、奉養之宜，一日兩日即可講完，用不著做學問。唯有在為老人保溫涼時還心存天理才是真正的關鍵，若隻是在外觀儀式上得當，那不是成了表演了嗎？即便是做得無可挑剔，也隻是扮戲子而已。”
徐愛深受觸動：“以愛為根的確是關鍵。但是既然如此，為什麽孔子還那麽講究禮？心既然本來是至善的，為什麽還需要做功夫才有希望止於至善呢？”
王說：“禮就是理。循禮的功夫就是存天理去人欲的功夫。心，是一個心，未被俗化的心是道心，夾雜了人欲的心是人心。程子說，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因習染深重，必須存天理去人欲。做功夫就是在道心——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萬理燦然。”
為什麽朱子的格物法不能讓人到達至善之境呢？——徐愛又進一步問。
王說：“朱子的格物是用我心到物上去求理，如求孝之理於其親，那麽孝之理是在我心呢，還是在親人身上呢？若在親人身上，那麽親人死了，我心就再也沒有孝之理了？再如見孺子落井心生惻隱，理在我心還是在孩子身上。萬事都是這個道理。朱子的問題主要是牽合附會。他將心與理分為二，然後再去合，有困勉初學者打掉自以為是的作用。但又使人沒個下手處，倒做了。所謂‘格’就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而知是心的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君自然知忠，見孺子落井自然惻隱，這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良知就是天理，天理就在心中。”
王接著說：“身之主宰是心，心產生意，意的本質是知，知之所在就是物。如意在事親，事親便是一物。所以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所以關鍵是個誠意。誠意之功隻是個格物——去其心之不正。致知就是使良知無障礙，得以充分發揮，也就是意誠——‘勝私複理’。”（《傳習錄》上）
王陽明“原則上”讚揚秦始皇的焚書之舉，說他錯在出於私心，又不該燒“六經”，若當時誌在明道，把那些反經叛理的邪說都統統禁毀了，倒正符合孔子刪削古籍的本意。孔子筆削《春秋》就是筆其舊、削其繁；孔子於《詩》《書》《禮》《樂》何嚐添過一句話？隻是刪削那些繁文，隻怕繁文亂天下。春秋以後，繁文日盛、天下日亂——秦始皇要是能像孔子那樣保留、表彰一些差不多的，那些怪誕邪說便漸漸自廢了（譬如說像明朝修《永樂大典》、清朝修《四庫全書》那樣）。後來，王形成他的“拔本塞源”論，以徹底重建儒家德育為首的教育方針。他痛恨孔孟之後，聖學晦而邪說橫行，他們竊取近似聖學的話頭裝扮成先王之學，以遂其私心己欲，日求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用獵取聲利之術來欺天罔人，天下靡然而宗之，聖人之道被“霸術”深深遮蔽。後世儒者想用訓詁考證“追憶”恢複聖學，卻讓人入了百戲之場，看見的是各種讓人精神恍惚的雜耍。聖人之學日遠日晦，功利之習愈趣愈下。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內在的邏輯就是“知識越多越反動”：
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偽也。
《傳習錄》中
王還絕對是真誠地為了讓人人都成為君子，讓國家成為君子國，為了正人心、美風俗。他認為繁文就是精神汙染，有“六經”就夠了，注解經的傳疏都是多餘的。這容易讓人聯想到柏拉圖要從理想國驅逐詩人、盧梭反對在日內瓦建造劇院，以及諸如此類道德理想王國的失敗。
徐愛說，許多經沒有傳疏就難明了，《春秋》若無《左傳》就難知道原委。
陽明說，《春秋》若須《左傳》的解釋才能明白，那《春秋》經就成歇後謎語了。孔子又何必刪削它？如書“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再說那個過程。聖人述“六經”隻為正人心，為了存天理、去人欲。對於那些縱人欲、滅天理的事，又怎肯詳細廣而告之，那便是助長暴亂引導奸邪了——就犯了導向錯誤。孔門家法不講齊桓、晉文之事，抹去那種曆史。後儒隻講得一個“霸術”，所以要研究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利心，與聖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這是文化監管策略，《四庫全書》就運用了這個辦法，將曆史上所有涉及夷狄的都刪除，而且寓禁於征，借整理出版而大毀天下圖書。
王對徐愛講：“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包羲氏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禮》《樂》是三代史”他還說“五經隻是史，用史來明善惡，示訓戒”。（《傳習錄》上）。其實還是把史納入了經，把事變成了道，把事實價值化，把曆史倫理化——所謂中國的倫理本質主義的真相在此。毋庸諱言，這也是極權主義的理論。用於美學、教育有魅力，用於政治則學說殺人矣。
就個人修養而言，這種一元化，就是把功夫論與本體論一元化，王學認為要想有效就必須一元化。
徐愛這樣總結老師的思想和教誨的魔力：
愛因舊說汩沒，始聞先生之教，實是驚駭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知先生之學為孔門嫡傳，舍是皆旁溪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的功夫，明善是誠身的功夫，窮理是盡性的功夫，道問學是尊德行的功夫，博文是約禮的功夫，唯精是唯一的功夫。諸如此類，始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
《傳習錄》十四條後的跋語